光明人生
“与祖国共同成长”征文
《世间有我一条路》
黑龙江哈尔滨盲人 裴娇健
这条路，我无数次走过的家乡的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女作家肖红的《呼兰河传》中写过，晴日烟尘滚滚，雪后会陷落车马，雨后大水坑中的水淹没到路旁的墙根，行人咬着牙根勉强走过去时，会吓得腿颤颤发抖，水坑曾吞噬小孩和牲畜。
我想象了一下，那时盲人拄着竹杖走在这条路上会是什么情形？路是危险的“仇敌”，吱呀破碎的胡琴声是应景的，配上《二泉映月》的乐曲会显得很凄凉，这样的行走是一个人可能遇到的最无奈的命运，是不愿回首的噩梦。
现在，这条路完全不一样了，人行道就比当年的马路宽上数倍，平坦整洁，我使用在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中学来的正规方法行走在这条路上，新工艺生产的不锈钢盲杖发出坚实的声音，我和这条路有了一种默契，有了一种和谐。
微笑地凝视，空间的视野中是永无止境的黑色，但是心中另有一条时间的路，闪亮的，流动的，而我可以看见一切。
1975年出生的我，记忆之初还穿着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在路上和小伙伴们玩耍。哥哥在抱怨爸妈偏心，说我吃的3分钱的冰棍，以及后来1毛钱的面包、两毛钱一袋的傻子瓜子，他小时候都没吃过，爸妈笑着叹气，“你小时候哪里有这些，家里又哪里有钱。”
80年我背着小书包上学，这条路一走十多年，一个白衫蓝裤的女学生，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留意和洞察中国改革年代的风起云涌，所记得的不过是自己欢喜忧伤的小小心情，不过，我清晰地记得路上的风景在不断变换，那是我成长的背景。
最初的路上象是黑白的老照片，颜色陈旧，风景寥落，人影稀疏。后来，慢慢人流涌动，颜色亮丽起来。电影院的门前曾经打出巨幅广告——《街上流行红裙子》，它也是一个繁荣起来的标记。女性开始呈现大胆的美丽，农民开始展现前所未有的富裕，路上开始有汽车，路边开始有日夜轰隆的工地，四层楼、五层楼、七层楼拔地而起。商场迅速多起来，规模比赛似的壮大，橱窗里日渐精美的各式陈设，在夜晚的霓虹中如梦如幻。
那时的人们都是忙碌的，我这个学生也投身于紧张的学业，奋斗的方向是个叫“大学”的地方。最大的爱好是看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舒婷和北岛的诗歌，还喜欢解很难很难的数学题。那时的社会和我个人都在经历一个重要的积累和改变的过程。只是在我上高三的时候，我被命运意外地甩出了时代激荡前进的轨道。
突如其来地失明，我与高考失之交臂，大学殿堂的门“砰”地关闭了，这一撞令我不止是撞了一鼻子灰，而是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一次走出中学校门时，老师送我到路口，可惜地问我：“今后你该怎么打算呢？”我努力微笑着回答：“会有我的路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面对生活的转折是混乱的、茫然的，她不得不闭上了曾灵气逼人的眸，与黑暗无声地争斗。
我的个性矛盾地包含了坚强与软弱、勇敢与怯懦、克制与任性、聪明与愚顿，有我独特的个体的存在形式，即使我在事实上看不到世界，祖国好比一个母亲，我是祖国十三亿中的一个，我承袭了她的基因，流淌着她的血液，我不可能脱离母体前进的步伐，我被时代的洪流带动着前进。
我又走在了路上，用另一种方式去体会这条路。先是走在人行道与车道的夹缝中，在不可避免的碰撞中不可抑制地脸红，后来我能用心感受到了路人对我的好心帮助，路标对我的指引。路在不断地拓宽，包容了不同的步伐和足迹，有了专门的盲道，有了我行走的空间。通过这条路，我去触摸盲文，去完成大学学业，去掌握按摩技艺，去学习英文，去写文投稿，去迎接爱情。
面对我的路，有时我走得对，有时我错了，但一切尝试都是有意义的。90年代，邓小平南巡开创了中国改革的新局面，当时他说过一句话：“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的话为中国的改革而说，也是为我而说。我不觉得辛苦，因为无论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每个人都在向前看，都在为着希望奋斗。
一路走到2000年，中国的千喜龙年，一个我从儿童时代就向往、计算着的年份，好奇着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从没想到过，2000年的我，25岁的我，是一个盲人，一个幸运地拥有了一台电脑和一套盲用软件的盲人。
我坚信科学的使命是弘扬爱与人性的关怀,电脑和网络对盲人的眷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多次有人问起，“电脑对盲人有什么意义？”听到这个问题，我都会有片刻的张口结舌，然后我会很认真地回答：“电脑是盲人的眼睛，是盲人和光明世界沟通的桥梁。”过后，我都会很懊恼自己口才不好，没能把电脑对盲人的非凡意义表述透彻。应该说，电脑让盲人与中国一起进入了信息时代。借助电脑和网络，我们的思想不再禁锢于一个有残障的躯体之内，我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
2004年，在中国盲协的帮助和关心下，我和一些盲人朋友通过网络远程接受了心理咨询师培训，并通过考试获取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从此我开始了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大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沾染着它的灵气和热度，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掌握信息技术的过程又像是我走在路上的情景，只是这次我走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读屏软件是我的盲杖。虽然没有经验可搬，但我悉心探索，在这条路上慢慢走得稳，走得快了，我责无旁贷地带领在我之后走上这条路的盲人朋友。2004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两本盲人计算机教程，书中没有故事，但它本身就是故事，是我和我的盲人朋友走在路上的故事。
2008年的冬天，倍受社会关注的全国盲人计算机大赛颁奖典礼上，我站在来自全国各地的36名盲人中间，36名盲人代表的参赛范围涵盖了天山脚下，香江岸边，西北之北，东南之南，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息技术在中国盲人群体中的普及程度。它标志着盲人职业多元化的良好势头，也显示着盲人心灵自由度的提高。由衷的快乐令我兴奋，不止因为我赢得了冠军的奖杯，如果一个人的奋斗是出于一种孤勇，那么即使成功，也不免显得孤单；如果在一个群体中共同努力前行，即使险阻重重，心中也是踏实安乐的。
家乡的路今天又是新的气象，它不再是刚硬粗砺的线条，葱郁的树木和景观将它柔化成美的风景，清新的气息让我在心中勾勒出明媚的画面。生活是绿浪滚滚，鸟雀娇啼，十分美好，我能感受到的不止是物质的繁荣，还有精神的愉悦，感受到人文的关怀。走在这条路上的目标已经不只是最起码的生存，而是要活得好，活得美，活得精彩！
伴随着三十年改革历程，这条路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本体，它比任何记录都真实，比任何图卷都感性，比任何文学都更有激情！它带我继续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者简介：
裴娇健，女，1975年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第五中学教师。
1991年因病导致低视力，1992至1995年完成黑龙江省教育学院中文专业学业，进入学校工作，1997年完全失明。2004年接受心理咨询师培训，开始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走进新时代》
安徽淮南盲人 杨春豹
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外婆所居住的村子里，有一个盲人，当他长到18岁时，父母怕他今后挨饿，就想让他学个一技之长。当时，在那样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子里，盲人的命运都是很艰难的，要想讨得一口饭吃，只有两条路：拉着胡琴四处卖唱，或是敲着一面小铜锣，走村窜户，靠着卜卦算命维持生活。年轻的盲人不愿步其他盲人的后尘，然而除此之外他又别无选择。他的父母最终给他请来了一个老盲人师父，整天逼着他去学拉二胡和唱小曲，稍有不从，便会遭打骂。终于有一天，年轻的盲人不愿再受折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找了一条绳子，悄悄地摸出了家门。第二天早晨，他的父母一开门，就看到他吊在了门前的一棵老槐树上，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个故事时，心中总会掠过一丝酸楚。这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了，如今事过境迁，这样的悲剧不会再出现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的盲人可有更多的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卖唱、算命这两条路，除了现在蓬勃发展的盲人按摩事业外，盲人当中更涌现出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努力地与命运抗争，经过不懈的努力，开辟出了一条条新的道路。我的故事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1971年的一个秋天，我出生在安徽淮南的一个偏僻的农村，父母都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在父母的关爱与呵护下，我也有过一段快乐无忧的童年时光。就在我五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夺去了我的光明，让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从此在我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父亲带着我四处求医，然而面对着“视神经萎缩”这一诊断结果，现代医学回天乏术。
后来，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都背上书包上学去了，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像他们一样，背着书包走进教室，让老师把我带进知识的海洋。我跟母亲闹着要去上学，母亲让我缠得没办法，只好把我带到学校，让我坐在教室的一角，和学生们一起听课。母亲是教小学语文的，一篇课文，只要母亲带着学生读上几遍，我就能完整地将它背下来了。母亲发现了我的聪明，就每天坚持带我去学校听课，就这样我听完了所有的小学课程。
时间就在不经意间慢慢流逝，不知不觉中，我已从童年步入了少年的行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了，我多么渴望能像明眼人那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读书学习。
一天早晨，当我刚刚打开收音机，一则阜阳盲校招生的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我才知道，原来盲人也可以上学读书。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听了也非常高兴，于是，第二天父亲便带着我踏上了求学之路。
进了盲校后，我发奋学习，很快地便掌握了盲文的摸读和书写了。因小学的课程我以前在母亲所在的学校全都听过一遍了，所以学起来觉得很容易。为了能尽快地完成小学课程，我订购了全套的小学课本，回到家里开始了自学。在母亲的耐心帮助下，我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学完了全部的小学课程。
后经省残联推荐，我顺利地进入了南京盲校读中学，再后来又上了南京盲校中专班，开始学习中医推拿。在校期间，我便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学好专业课程外，一有空，我就往校图书馆跑，到那里去借来中医药方面的书籍，苦心钻研，这为我以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盲人适合做推拿按摩，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要说，一个盲人去从事中医药工作，人们往往会提出疑问，盲人在出诊中无法“望诊”，能做得好吗？所以有很多盲人朋友只去做推拿，而对中医药不敢涉足，我就偏不信这个邪，我要去尝试，我要去开拓，我相信盲人通过努力，在中医药方面一定也能做得很好。
199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盲校中专班毕业。当时正赶上南下打工热潮，我也被这强大的打工潮席卷到了南方的大都市——广州。和别的盲人按摩师不同的是，我所从事的不是按摩，而是中医药工作。记得我刚刚进入那家医院，正遇到一个高烧了好几天的病人，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可是高烧丝毫未减。医院老板怀着试试看的心理，让我去给他诊病。我给病人切了脉，心中便有了数，随即口述了一个处方，老板叫人记下，按方取药。病人服用了一剂，高烧已去大半，再服一剂，体温已降至正常。从此，老板对我刮目相看,委以重任,就这样，我在那家医院一干就是三年。其间我治愈了许许多多的疑难杂症，很多病人都指定让我诊病，他们都知道我诊病的习惯，不问病情，首先诊脉，三指一搭寸关尺，便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一时间，我被大家传得神乎其神。请我诊病的人越来越多，每天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医院门前便排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候诊了。我在给每一个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病人诊病时，心中总会想到，在我遥远的家乡，也同样有许许多多的病人，他们也需要我为他们诊治啊！三年了，我也该回去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需要我。虽然这里的待遇很优厚，但仍留不住我那颗思乡的心。于是，谢绝了老板的再三挽留，我毅然踏上了归途。
回来后，在县城内租了个门面，在当地残联和卫生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简单的筹备，我的“博爱中医诊所”开业了。凭着我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很快赢得了病人的信赖，四面八方慕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面对着一个个经过我的医治后获得康复的病人，我的心情比他们自己还要快乐。十几年来，我治愈的疑难杂症病人很多，我的故事被当地媒体多次报道，一时间我成了当地的名人。
在专业方面我总是对自己要求精益求精，一有空，我就手不释卷地研读中医药书籍。今天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计算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语音软件的开发，让盲人操作电脑不再是天方夜谭。这么好的学习工具，我岂能不用，于是，我有了电脑，真是如虎添翼，上网查找资料方便极了。
2003年的春天，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了我的妻子。婚后，我们相亲相爱，妻子成了我生活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如今我在县城内有了自己的楼房，还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儿，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我庆幸，我生活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正是这样一个新时代造就了我，使我的聪明和才智得以充分施展。此刻，有一首歌在我这个盲人的心中激荡着：
“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让我告诉世界，中国命运自己主宰。
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
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啊!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作者简介：
杨春豹，男，1971年生于安徽淮南。5岁时因病失明。1989年入阜阳盲校读书；1990年进入南京盲校；1996年从南京盲校毕业，并南下广州打工；1999年回到家乡开办诊所至今。 （责编 刘静）
榜样人物
《盲人养猪发明家 ——访门头沟养猪盲人李士宝 》 本刊记者 侯超韡
初春的北京，寒风刺骨。门头沟军庄镇东山村一个普通院落，2米高的猪圈栏上站着一男子，顶着寒风在喂猪，听到有人说记者采访，他“噌”的一下，就跳了下来。他就是这个猪场的主人，李士宝。身高1米85，高颧骨，瘦脸，两鬓斑白。但从他矫健动作上，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今年已经58岁了，而且还是个盲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 先失业再丧偶接近崩溃
从小没过上什么好日子的李士宝，1994年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仅有小学文化的他根据多方考察，决定自己开个小采石场。亲戚朋友都担心他眼睛不好使，照顾不了这买卖。可他义无反顾地从家里拿出仅有的2万多元，在东三村建起了第一采石场，当起了小老板。
从产品的生产到销售，从厂子的经营到工人管理，他都要一点点摸索、学习。经过3年奋斗，采石场终于开始盈利了。可就在此时，由于工作劳累，原本有些光感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经医院诊断是患先天性白内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放弃了自己苦心经营的采石场。“那时，在家养病期间，整天烦躁不安，闷闷不乐，咒骂老天对我的不公平。我老伴也没少挨我骂。”老李痛苦地告诉记者。
直到1997年，在“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中，镇残联和村委会的同志了解他的情况后，为他做了复明手术，苦闷烦躁的心情才有所缓解。但由于是先天遗传，双眼术后仍仅有一点光感。除了接受手术外，他还得到了残疾人证和500元扶持资金。
“说实话，我当时拿着这500元钱，心里真的很激动，觉得政府和家人时刻关心我。天天在家苦思冥想这钱该怎么花，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
经过十几天的深思，他把自己靠养猪发家致富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尽管养殖很有风险，而且自己家位于山东村的半山腰，可我不能老靠政府和家人的救济过一辈子啊。”
“说干就干，托人买了有关养猪的书籍，让妻子念给我听，就这样我拄着盲杖边琢磨边干。我们在自己十几亩的院子里，搭起了猪圈，就我和老伴，一锹土一锹土地亲手挖出了一个猪圈，然后投资2000元买了30头猪仔。”经过近一年的精心饲养生猪全部出栏，细细一算，除了收回成本还盈利300元。
就在老李以为自己能够给家里带来更多的幸福的时候，又一件让他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了。1999年，一直跟随老李辛勤劳作的妻子突发脑血管病去世了。“她一死，留下瞎眼的我和刚上初中的儿子，我当时觉得天塌了。想想那时为了养猪，老伴天天起早贪黑，我也就干干‘死活’，更多需要用到眼睛的活都是她干啊。有一年冬天，天太冷了，她到镇上，咬着牙给我买了一双100多块钱的鞋子，回来我还一个劲地责怪她，逼着她去退了。嗨，现在想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擦干眼泪昂起头 自创半自动养猪流水线
那时伤心之极的老李，精神几乎崩溃，都想要喝农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想到因丧母泣不成声的儿子，想到老伴和自己辛辛苦苦建起的猪场，没有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就这么走了，怎么对得起老伴的在天之灵。
时间不允许老李哭天抹泪，他重新拿起了喂猪桶，重新扫起了猪圈。可说得容易，做起难啊，猪生病了怎么办？怎么帮母猪产仔？谁来给成猪称重？以前都是老伴做的活，现在都要自己来干，一个个困难摆在老李的面前。
俗话说的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生好琢磨的他，靠着自己的聪明创造，研究出了一条半自动养猪流水线。
配饲料，老李在饲料室上头加盖了一层，并在二层地板中间掏了洞，洞直对着饲料调配机，每次将成袋饲料直接放到二楼，每配一次料，就把饲料袋剪个口子，然后放在洞口，饲料便顺着地洞直接流进了搅拌机。这样省去了一个人站在梯子上，举着饲料袋往机器里倒了。
他还发明了简易秤。把放猪出圈的通道宽度设定在一头猪的宽度，并在通道中间的上方架上一个秤，然后再用两个铁管牢牢地固定在秤盘上，再将两根手指粗的钢丝一头栓在铁管上，另一头伸向出圈通道，将一块能容下一头猪长的木板悬空吊起。再在木板的前后安上两个铁门。这样一来，每只猪都要顺着出圈通道走上这个木板，当前后两个铁门一关时，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笼子，上方的秤就很轻松地称出了每只猪的重量。
老李的每一个发明，都让大家吃惊不小，别看双目失明，但他确实设计得很巧很实用，问他是怎么想到这些发明的，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这都是我慢慢摸索出来的啊。”“慢慢摸索”，简单的四个字，可却饱含了太多的苦难。
有一年冬天，他拿出饲料要给猪喂食，由于没记清走下的台阶，从两米高的台阶上一下摔了下来。当时，人就昏了，大冷的天一个人在地上躺了不知多长时间。后来，亲戚正好来他家帮忙，这才发现他，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要是没人发现，估计我就冻死了。”他说。像这样磕磕碰碰的事太多了，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为了帮母猪产仔，老李连着7天没睡觉。在养猪这条路上，他吃了太多的苦，摔了太多的跟头，熬了不知多少夜。
阳光总在风雨后 感情有寄托 猪圈变猪场
2007年对于李士宝是转折的一年。经人介绍，老李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刘淑云，一名来自东北的农村大姐。“她特能干，不怕脏不怕累，连拍粪沟都是她一人干的。而且她非常疼我，她看我经常找不到东西着急，就想把一只眼睛的眼角膜让给我。有她我现在对未来更有奔头了。”一提到刘大姐，老李就有说不完的话。
现在老两口真是一门心思放在养猪上。刘大姐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一下接生了10只小猪时兴奋得手不停地颤抖，她更难以忘记，有一次由于母猪难产，几只小猪瞬间没了呼吸。在这个家里，刘大姐经常要听老李的话，“他脑子好使，我什么都听他的。”但在养猪这条路上，两人谁也离不开谁。老李经常说：“一忙起来，她经常看我找不到就在手边的东西着急，有时干脆她自己就干了，我一看她急，就不说话……”
2006年老李养了80头猪，一年下来赚了2万元，到了2008年已经养到200头了，收入也翻了4倍。今年，老李想将自己的养殖场再扩建。“我想再多养100只，这样能够多来点钱，把猪圈完全改成养猪场，那时，我再招几个盲人兄弟，让大家也来感受一下养猪的快乐啊。”
采访结束，老李拉着陪同来访的镇残联同志的手，深情地说，“谢谢残联的关怀，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残联的关怀，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责编 侯超韡）
亲情故事
《情深最是亲兄弟 》 湖南长沙盲人 廖建明
哥哥比我大8岁，但他给予我的已超过他那个年龄所应付出的。哥哥是电影美术师，画得一手好画，他人就如同他的作品，给人以美好的感觉，我爱画画是受了他的影响。那时候，他整天关在家里画呀、涂抹着，我这个小弟在旁边有时乱涂一笔就跑，气得他直想打我。稍大点后，我也学他的样子，拿起小画板画点什么。也许，那时哥哥对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弟更多的是气恼和抱怨吧。
长大以后，当我立志想报考美术学院时，哥哥答应助我一臂之力。好！有道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兄长也。从此，我便走上了一条正规的绘画之路。在哥哥的全力扶持下，1988年8月我终于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哥哥高兴万分，“这个学院我考过好几次，都以几分之差而未能如愿，今天是你帮我实现了这个心愿。太好了，还是你行！”那些天他像沐浴着春风，脸上总是荡漾着笑容，我深知那笑容是为我而开放的。
哥哥婚后不久，我们分开居住，但两家相隔不远，彼此可以相望，有时他一高兴或有点好菜，一声招呼我便心领神会，提着啤酒就过去了。哥俩把酒瓶一开，于是就杯杯香浓，意犹未尽，好不惬意。我们哥俩都是球迷，特别是爱足球。有一次，世界杯足球赛实况播出已是深夜，哥俩把音量放小，轻手轻脚，可看到进球就叫好，看到臭球还是骂，我俩动作一致，表情丰富，不可支，喊得隔壁的嫂子睡眼朦胧地走来，嘟嘟嚷嚷满腹牢骚，可最后还是在哥俩齐声喊出的“理解万岁”中离开了。
不过，在对待工作和专业上就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了。哥俩常为一个设计，一个问题争上老半天，互不相让。当然，相互帮忙，一起合作也是常事。哥俩常一起拍电视，画广告，哥哥带头，我作助手，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苦点累点也是一种享受，哥俩学的都是美术，又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真是妙不可言。
然而，天公不作美，一场灾难不幸降临于我，1993年4月我忙碌中患了严重的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当哥哥急忙从外地赶到医院时，看到我静静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手上插着输液管，眼睛里已无往日的光彩，神情呆滞，哀怨。看着这一切，哥哥呆住了：这难道就是平日生龙活虎、神采飞扬的弟弟吗？难道就是桌上推杯换盏、不分彼此的兄弟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实在看不下去了。等转过身来时，眼角已噙满了泪花。随后，他便上下奔走，想方设法地去请最好的医生进行最好的治疗。那些天，病房里有他匆忙的身影，楼道中有他急促的脚步——他是全身心地投入一场战斗啊！这期间，他还曾多次对主管大夫请求道：“请救救他吧！钱，不管用多少我都给，要知道，这挽救的不只是一双眼睛，而是一个灿烂的生命！”
后来，我又转到了中医院，离家较近，哥哥便带着妻儿经常来，送来了医院无法给我的轻松和愉快。有一次，哥哥带我去看一位有名的土郎中，不想，中途有一条小路被水淹没了，哥哥看了看，二话没说，脱下鞋袜，背起我就走，他背着沉重的我，一步一步地挪着，他的脚负载着两个人的重量，踩在不平的石子路上，就像踩在我的心上，我不由地暗骂自己：该死的眼睛，快点好起来呀！但事与愿违，随着我目光的暗淡，哥哥话语少了。有一回，他面对着我悲凉地说：“你怎么这样呢，还有很多事等我们去干呀，我需要你呀！”
去年7月，父亲带着对我无限的爱怜和痛惜永远地离去了，家里的一棵大树倒下了。那段日子，家里笼罩着哀愁，挥不去，化不开。哥哥出门更多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同时挑起两个家庭的重担呀！一天，哥哥风尘仆仆从湘西乘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回到家里，疲惫不堪，无精打采，我让他躺下做按摩，他没言语，躺下不久就睡着了，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这时，我只觉得鼻子发酸，眼睛里有些湿润。我一边做，一边暗想：“哥哥，你太辛苦了呀！我多想帮你一把，多想帮你一把呀！可是我……”当我触摸着他疲劳的身躯和零乱的头发，当我用手抚去他脸上点点灰尘时，我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了。
“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在这种情况下，哥哥还不时地提醒我，坚持做眼睛按摩，要有信心，说不定有复明的一天。为驱走我的无聊和寂寞，哥哥和姐姐把音响搬进了家；为了让我回到那久违的阳光里，哥哥常要他儿子领着我走出家门。有时，他情绪不佳，在家里发脾气，见我来了，语气马上缓和了许多，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心里很清楚哥哥对我的千种亲情，万般牵挂。
此时此刻，我又忍不住想起《兄弟》这首歌，我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只因为它唱出了我的心声，歌中唱到：你要好好混，不要太着急，你要有出息，你要有志气，今后的事就靠你自己。“我一边想，一边唱，无形之中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仿佛有一股力量充满全身。这力量让我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去迎接新的生活！
我爱你，哥哥！我爱你，兄长！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你要多多保重，我会在这边为你，为我们去祈祷明天！
（责编 郭培平）
编辑：谷雨
关于中国残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