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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一个耕耘九十年的美术劳动者走了

2013年01月11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

 


2006年张仃和夫人灰娃在寓所“大鸟窝”观看本文作者作品。



2007年张仃为本文作者题写的“张和勇书画摄影作品展”。

文|张和勇

春节前还在想:这个冬天张仃先生的身体如何?灰娃老师(张仃先生的夫人、诗人)还好吗?想去探望又怕打扰了先生的平静生活,在这样团圆的节日里,先生还要享受一下子孙回家的天伦之乐。

这个春节假期,我把自己的心关进了画室,重新研习欧洲印象派,每天抱着一本印刷精致的毕沙罗画册画上半天的油画,随时懒散地阅读着印象派画史和毕沙罗、德加、雷诺阿几个代表画家的传记,画案上地板上沙发上马桶旁浴缸边都扔着我所拥有的有关印象派的图书,十天下来成绩不大胡子却长了很长,对着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唇边长出了几根白胡子,一下子又联想起张仃先生唇上那修剪精致的洁白胡须,以及他开心时胡子在他那孩子般的笑脸上舒展的姿态,先生爱自己的美须。

没想到,春节假期刚过,网上出现了一条我极不愿看到的消息,“张仃先生去世”,心头一阵凄凉,赶紧点开来看,“2010年2月21日上午10时,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病逝,亨年94岁⋯⋯”

先生患肾病已有七、八年了,平时不到万不得己,他不愿意去医院,四年前就确诊他的肾衰竭已经到了坏死的边缘,当时医生都吃惊先生90岁高龄的身躯与病魔抗争的超常能力。去年9月,他突发脑溢血,经过医院抢救和几个月的治疗后有所好转,但肾病却一天天加重了⋯⋯直到今年2月21日上午,先生离开了我们。凄凉的心情又平添了一些惋惜,惋惜的是先生最后没能在他心爱的“大鸟窝”里告别人世。

“大鸟窝”是先生晚年的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沧桑,先生厌恶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城市的喧嚣,他的心境和他晚年致力的黑白焦墨山水一样,删繁就简,归于单一。他钟情于山林生活,离休后亲自设计并在北京门头沟区西山脚下建造了一座有北欧民居风格的石头房子,先生说这里是太行山余脉,空气好,每天都能听到鸟叫声。房子掩映在山脚的树林中,先生刚搬去时,屋旁的树上也新添了一个鸟窝,先生戏称自己的房子是个“大鸟窝”。

2006年底我去“大鸟窝”拜访先生,那天下午,张仃先生的精神和午后的阳光一样。他看了我带去的两幅水墨画和不久前出的一本画册,给予了很大的鼓励,说我的笔墨工夫不错,还赞扬了我的书法,问我今年多大,我说刚过四十,先生笑着说:“你画的很好,我40岁时画的不如你”,我受宠若惊,知道这是先生对年轻人的鼓励,不敢有半点得意之情。灰娃老师在一旁说:“他说好就是好,他不会说假话。”那天,先生反复看了几遍我的画册,我告诉先生,自己画完的东西往往满意不了几天就不敢看了,总想把它毁掉,现在想集中精力做一两年的准备,办一个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展,先生说:好!我给你题写展名吧。他让灰娃老师拿笔记下这事。

那天,先生又和我提及“中国画没有危机”的问题,依然强调中国画要守住笔墨这个底线,强调画家修养的重要性,先生说:不注重修养,只投机市场,真正有危机就是那些画家,中国画永远没有危机。

先生一生的成就足以证明他非凡的创造力,从4岁在自家门上画《出丧图》遭长辈训斥到15岁入北平艺专时钟情于毕加索;从画抗日漫画入国民党监狱到执教延安鲁艺在黄土地上创造时尚;从舞台美术、八路军成果展到开国大典、国徽、中国参加世博会大型设计;从写生入手倡导振兴中国画到“毕加索加城隍庙”式的抽象语言探索;从长篇动画和巨幅壁画到他生命中最后的辉宏乐章焦墨山水,他“三心二意”地在大美术的土地上驰骋九十年,却“一以贯之”地实现了他在艺术上的理想。张仃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美术而生的,虽然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过晋察冀边区美术协会主席、《东北画报》总编辑、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主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等头衔,一旦他卸下这繁杂的行政工作时,却洋溢出极端的兴奋。当他离开平生最后一个行政职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办公室时,兴奋地在地下打个滚,嘴里不停地喊:“这下可以专心画画啦。”谈话间我求证此事时,先生依然露出童真的笑容说:“高兴啊”,他随即又想起一件事告诉我说:“当时我向组织上推荐了一位很优秀的艺术家接替我担任院长,可惜他不是党员,组织上没同意。”

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接到灰娃老师打来的电话,说先生已经为我题写好了展名,还有一家出版社新出了一套用先生的画作背景的灰娃诗选挂历要送我,让我去取。第二天下午,我再次来到“大鸟窝”,进屋时看到画家李宝林先生也在,张仃先生的孙女和女婿也从韩国回来过年了。先生依然神采奕奕的坐在靠窗的沙发上,身着一件他喜欢的新的中式对襟上衣,一只不离手的电子烟斗仍然在他洁白的胡须下闪跃着灼红的星光,室内春节的气氛比上次看到的浓了。

灰娃老师从画室拿出了先生为我书写的《张和勇书画摄影作品展》,展开看时竟是两张五尺竖条宣纸接起来写的,有近三米长,是先生喜爱的小篆体,每个字直径有二十多公分,笔力苍劲,先生在落款处写的是“丙戌仲冬辽西九十叟它山张仃题于京华”。我说:“我要是画不好画,都对不起先生的题字”,先生却说:“你画得很好”。

此时,先生客厅里的电视正播放一部延安题材的电视剧,不知哪个情节吸引了先生的神情。灰娃老师说近来先生很喜欢看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尤其有延安内容的。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看到一张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毛泽东主席与文艺家合影的照片,当时我还认真地找了一下我熟知的在世的人,上面有张仃先生。我问先生,“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在京文艺家很少了吧?”先生却问我,“还有谁活着?”我愕然,赶忙说:“力群、华君武先生在,其他的我不知道了。”先生没再作声。

不曾想就在张仃先生为我题写展名后没几天,我受命借调到北京奥组委工作,负责筹办北京残奥会火炬接力活动,这一去就要干两年,集中精力画画的愿望泡汤了。我打电话告诉灰娃老师,她说,国家的事很重要,先做好工作,你还年轻不用着急。一晃三年过去了,我除两年紧张的残奥会火炬接力筹办工作外,接后又参与筹办建国六十周年成就展的工作,近一年虽溜回到画室,仍无法专心致志,只好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国画、书法、油画,画论、画史、杂文⋯⋯在每天能挤出的时间里舞弄着,以量求质吧。我想,无论我何时举办展览都会用上先生在世时为我题写的展名,以先生的精神鞭策我的人生。

张仃走了,他在大美术的土地上留下了九十年辛勤耕耘的足迹,留下了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做一个什么样的美术劳动者?耕一片什么样的土地?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自尊和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等等。

2010年2月22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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