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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弃儿饮泪
2009年08月17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站
第二章 弃儿饮泪
一、母子情深
该上大学了，选择哪个专业呢？父亲工作很忙，每天下午到报社去上班，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回来，一心扑在事业上，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何况他自己依靠的就是艰苦奋斗，从不认为父母的督促管教能起多大作用，给我们的环境向来是宽松的。母亲是位贤惠淑静的家庭妇女，一切听婆婆的、听丈夫的，自己毫无主见，念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愿意听儿子的。我从初中开始就在学校寄宿，远离家庭，遇到大小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做主，已经成了习惯，这次也就乐得自己做主了。
我选的一个志愿是报考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我从小酷爱读书，兴趣广泛，读的书很杂，陶行知先生的书、梁漱溟先生的书我都读过。初中时读了一篇《差半车麦秸》，很是感动，还给作家姚雪垠先生写了一封信，得到了他的回信。渐渐地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的新农村的模糊概念，选择农艺系，就想实现这个理想。
另一个志愿是考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我读过梁思成、杨廷宝、刘敦祯三位建筑大师发掘古建筑瑰宝的故事，既为他们的精神感动，也被中国建筑的丰富内涵所吸引。解放后有关建设新中国热潮的一系列报道，无不使我心潮澎湃，听说三大建筑大师中，有两位在南京大学建筑系任教，于是我就决心报考了。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机遇，面临着各种选择，在关键的岔路口，迈出一步就会影响一生。面临一农一工完全不同的专业，谁来帮我做出决定呢？是命运。那时各个大学都是单独招考，偏偏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考试时间安排在同一天，二者不可兼得，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名声更大的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大学，包括理、工、医、农、师范等学院上百个专业，解放后更名为南京大学，但规模和教学实力不减当年。建筑系的招生从来是宁缺毋滥，系主任和教授们的发言权很大。我考入建筑系时，四年级只有4名学生，三年级7名，二年级23名，我们这一届招生的时候，教授们已经考虑了未来建设的需要，破例扩招，也就招了32名。据说以前教授上课，常常把高年级学生请到自家的客厅里，教授们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使学生们折服，既教治学又教做人，重言教又重身教，教授夫人有时还会端上一壶清茶。可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学生天真地希望能帮助老师尽快改掉资产阶级的臭思想，立地成佛，把从教授家里看到的个人隐私写成大字报，公诸于众，严厉批判。等到我们进入高年级时，已经感受不到这么醇厚的师生情谊了。到了我们的下一届加强了对招生工作的领导，每个班级必须招到40人，每个年级的班级数量也逐年增加，建筑系的学生也开始批量生产了。
工学院与建筑有关的有两个系，一个叫建筑系，一个叫土木工程系，外界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土木系主要学的是如何建设公路、桥梁等大型构筑物，即使是房屋建筑学的也是如何使它结实牢固，就像工学院的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等一样，整天抱着厚厚的教科书，拿着计标尺，算啊写啊，到了实验室里，也是和冷冰冰的铁家伙打交道。而建筑系呢，有关理科的课程只有微积分、材料力学、结构力学、营造法等有限几门，连高等数学都不学，主要是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建筑历史，还要学铅笔画、水彩画、水粉画。过去还要学人体素描和油画，我们入学时，这两门课已被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教我们设计课的是全国有名的建筑学泰斗杨廷宝先生、童隽先生、刘光华先生，上课时是在一个大图房，4个年级在一起。基本的教学模式是我们根据教师的命题进行设计，从构思开始，教授们就走到我们圆桌前，一面为我们改图，一面讲解建筑面的理论。不知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风气，只要教师不在，无论上课还是自习，都可以一面设计一面唱歌。一首歌唱完了，就会有一位同学唱起另一首歌，于是整个教室60多位同学一起应和。我们的教室是平房，每当旁系的同学从外面经过时，总会听见里面歌声不断。教我们建筑史的是史学权威刘敦祯先生，从古都的皇家建筑、名出胜境的宗教建筑，到江南工大夫的园林建筑，还有国外建筑史上的瑰宝，无不让我们听得痴迷。教我们绘画的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大师李如骅先生，他经常举行个人画展，他的水彩画集也曾风靡一时。当旁系的同学在教室里听课时，我们都在唱歌，当旁系的同学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我们却夹着画板到野外去写生，所以许多旁系的学生都认为我们不应该属于工学院。
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一方面由于我过于自信、过于喜欢独立思考，设计时有时会不完全遵循教授们所讲的传统理论；一方面由于我过早地坠入了爱河，相思之苦常常占据了我很多时间。有三位可爱的女生同时间闯进了我的生活，一位是高中时的同学，活泼开朗，会唱歌、会弹琴。上学时我是学生会主席，她常常代表女同学为了一点小事，和我争论不休，中学毕业了，她却和我特别好，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时会主动要我陪她去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她上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全国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要搬到武汉去，暑假里全体同学在南京路集合，由学校组织一起登上火车。她要我去送她，我答应了，原以为会有很多人去相送，谁知到了集合的地点只有我和她的妈妈，她让妈妈看着行李，就拉着我到僻静的地方去，和我说个没完，要我一定经常给她写信，可能是由于女孩子的矜持和羞涩，始终没有说出一个“爱”字。我也很喜欢她，把她当成一位可爱的妹妹，心中迷恋的却是另一位姑娘，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朱益陶。她曾经和我有过一段短暂的青梅竹马的少年时光，使我一见钟情，再也抹不去她在我脑海里的倩影。上高中时我在苏州、她在上海，见面的机会很少，偏偏上天安排我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南京大学。她念的是生物系，属于理学院，刚开始生活在同一校园里，见面的机会就多了。院系调整以后，工学院留在文昌桥中央大学的旧址，理学院搬到了鼓楼金陵大学的旧址。她很聪慧，有人说她长得像电影明星王丹凤，很容易引起男孩子的注意，她和我有的也只是友谊，于是相思之苦伴着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了第三位女孩子的来信，信寄自广州真光中学。初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了，但我还没有毕业，父母和三弟早早地就回了上海，我独自留在了重庆，星期天就回到《大公报》的单身宿舍。有一位小学的小姑娘和我特别亲，常常靠在我的怀里缠着我讲故事。虽然只差3岁，但对一个初中生和一个小学生来讲，我只认为自己就是大哥哥，我总是给她讲许许多多美丽的童话故事，对她特别疼爱。谁知这位早熟的女孩情窦已开，和我一个多月的相处竟使她难以忘怀。她在信中告诉我，她是如何想念我，今天终于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她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准备考到南京来，希望我为她介绍南京工学院的情况，帮助她选择报考的专业。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痴情多么浪漫啊，3岁的差别已不是阻碍我们的鸿沟。但是我当时心中已经容不下第二位女性，不知该怎么给她回信，她在一连几次得不到回信后，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
大学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尽管功课很忙，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始终保持着体育课。从耐力、暴发力到体育技能进行全面训练和提升，连110米跨栏、链球、撑杆跳，我们全都学过、练过。当时仿照苏联制定了“劳动卫国”体育标准，分一级和二级，下课后班级的体育委员就组织大家锻炼，达标后可以获得全国统一颁发的“劳卫制奖章”。我的长项是长跑，1500米、3000米都很快就达标了；我的短项是跳高，总是掌握不好起跳的位置，真是白长了两条长腿。毕业时一、二级奖章我都拿到了。
校园里处处都能感受到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我们可以欣赏到列宾的油画展，可以倾听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的交响乐，可以阅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以及普希金的诗作，还有许许多多反映历史和现代题材的苏联电影。而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一时，保尔 柯察金成了每一位同学心中的偶像，还有《青年近卫军》、《无脚飞将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捷克作家尤里斯 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等等，这些无不使我热血沸腾，这热血流进我的血管，流进我的心脏，流进我的脑海，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知不觉地在这沸腾的热血中得到升华。幼年时父母在我稚嫩的心灵中哺育了忠义和仁爱；少年时饱受患难，懂得了关心祖国的安危；青年时期在我心中培育的是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我暗下决心：一定为祖国母亲的繁荣昌盛献出自己的一切，至死不渝。
我爱祖国，祖国母亲也深深地爱我，爱所有的青年学子，把我们看做未来建设的栋梁。我们上大学时学杂费是全免的，到了三年级，连吃饭也不要钱，伙食标准高于一般老百姓。有一段时间，学习苏联大学的课时安排，上午连上6节课，下午全用于自修和社团活动。上完3节课以后，食堂就把一车车肉包子和鸡蛋汤送往各个教室，生怕饿坏了我们这些祖国的宝贝。
学校里有一个有线广播电台，称为“南大之声”，后来改为“南工之声”。我是广播站唯一的编辑，除了组织校内的稿件外，每天还要在报纸上摘编重要新闻，第一座汽车厂、第一座重型机械厂、第一座火车机车厂、第一座拖拉机厂……祖国建设的喜讯像是催征的战鼓,通过电波振奋着每一位同学的心，更振奋着我自己。
为了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央命令，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一起毕业了，等到我们毕业时，已经有两年没有向祖国建设的第一线输送人才，其急需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和女友朱益陶已经订了婚，我不顾她的反对，和好友沈国尧一起，向南京工学院院长递交了第一份要求到边疆去的申请书。
请分配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尊敬的汪院长：
我们是建筑系本届毕业生，再有几个月以后，我们就要第一次用自己的手去建设祖国了。我们热切地向往着祖国的边疆，我们要求把我们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诚心要求您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听到了汽车开上了康藏高原，拖拉机翻动了北大荒，电灯照亮了锡林郭勒草原……祖国的边疆一天比一天辉煌着，美丽着！可是那里是多么需要人才啊！我们是学建筑的，随着工农业在边疆的发展，建筑事业也是迫切需要人才的，我们愿意像苏联青年建设共青城一样，勇敢地走向边疆！
我们都是青年团员，我们身体健康，学习良好，我们没有家庭牵累，不怕艰苦，我们有决心以全身精力去建设边疆，克服一切困难，把青春献给祖国！
希望您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批准我们去边疆！！热切地等待您的回信！
致以
我们的敬礼
建筑系四年级学生
沈国尧
徐白仑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
我们满腔热情地把申请书交了上去，根本没有想到要留底稿，这是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沈国尧从学校图书馆查阅了当时的校刊，复印以后寄给我的。当时我是级长，沈国尧是团支部书记，我常常戏称他为我的“政委”。学校里每当五一、十一、元旦，都要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举办露天舞会，装饰会场的任务必然落到建筑系同学的头上，我们两个总要领着同学们废寝忘食地忙上一个星期，一搭一档，感情越来越深。这份申请书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真诚的愿望。
过了不久，汪海粟院长亲自找我们谈话，首先肯定我们响应祖国号召、立志建设边疆的爱国热情，后来又告诉我们，由于建筑设计的人才奇缺，这次分配还只能首先满足北京、上海、南京的需要。
二、青春欢歌
我被分配到城市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院工作，于1955年9月初到北京报到，和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学毕业生一起住在朝阳门外新建的农民招待所里。这是专为进城的农民新建的，一间间豁亮的大房间里是长条土炕，院子很大，停着马车和驴车，有点像西方正在流行的汽车旅馆。
益陶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因为各个学校办理离校手续的时间不同，她要晚些时候才能来北京。许多大学生也都是第一次来北京，迫不及待地到处游览，每天晚上躺在炕上，总要谈论游览故宫、北海、天坛等景点的观感。我决定哪儿也不去，一切美好的地方都要等益陶来北京后和她一起去观赏。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独自去坐了一回环城电车。那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有轨电车，4分钱一张票，可以环城一圈。我从东四牌楼上车，一路南行，到了东单牌楼后顺长安街西行，那时东单和西单的牌楼还在，耸立在街道中央，为古都增添了无限风光。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并不在乎北京饭店的高楼，喜欢的是沿街的红墙，还有北河沿、南长街、新华门的门楼，最喜欢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那时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正在兴建，广场从天安门城楼一直沿伸到前门，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再没有什么不伦不类的添加物，开畅豁亮，雄伟壮观。那时的长安街西头到西单就结束了，面对长安街的是烤肉宛饭庄，电车到了西单转而北行，经过西四牌楼到平安里，然后转而向东，一路上就只有低矮的灰色平房，十分单调，经过长时间兴奋的我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益陶也来到了北京，在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急忙赶到中关村去找她，她被选入国庆节的游行队伍，正在排练。累得满头是汗，见了我，顾不上洗脸就一起进城，来到莫斯科餐厅庆祝我俩双双来到北京。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实际上是前苏联援建的展览馆。我们刚到北京时，展览馆开馆不到一年，附近的莫斯科餐厅里全是前苏联厨师，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价格相当昂贵，光顾的人很少。从门厅开始就铺着地毯，穿着白色制服的招待员像绅士似的站在门口迎候，我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扯扯领子又扯扯衣褶，尽量把自己弄得像样一点，故作矜持地慢慢走上台阶，走进餐厅。大厅里悬挂着一盏盏华丽的水晶吊灯，绿色的柱子上装饰着松枝、松果、小松鼠和雪花的浮雕，透过长长的纱帘可以看到蓝灰的暮色，空气中飘荡着悠扬的俄罗斯乐曲，招待员彬彬有礼地一连问了三次，我们才如梦初醒，开始点菜。
餐厅里总共只有几桌顾客，说话的声音都是轻轻的，也许是谁也不忍心打破这宁静安祥的气氛，也许是已被这高贵典雅的气氛所折服，我们肯定是二者都有。上菜的程序完全是按照西方的传统，上完一道菜等顾客吃完了，撤去餐具，再上第二道，无论你吃得快或慢，上来的菜总是热腾腾的像是刚刚出锅，面包是刚烤的，咖啡是现磨的……陶醉在爱情中的我俩，竟忘记了说绵绵情话，说的全是对祖国未来的憧憬，深信我们今天享受到的一切，就是祖国未来的生活。
民用建筑设计院是城市建设部下设的一家单位，实际上城建部也是国务院新设立的一个部，部长是万里。这个设计院不足百人，包括党政干部和后勤人员在内，除了有限的几位中年建筑师以外，全是这几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的单身宿舍在西直门，设计院在阜城门，每天早上，一群年轻人沿着护城河跑步上班，充满了朝气。晚上结伴到西四，一个个小吃担子上挂着油灯，一面制作，一面烹饪，炒肝、卤煮火烧、夹肉烧饼，让我们流连忘返。
和前苏联建国初期一样，工程技术人员奇缺，远远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在建筑设计方面，前苏联创造了“标准设计”的做法，像住宅、中小学、医院等常用的建筑，都设计出一套套标准的图纸，使用时只要根据当地的土质修改一下地基的设计就行了。这样的做法确实解了一时之渴，但是这样做的后患也是很深远的，以致我国不仅街区千篇一律、城市千篇一律，连我们在北京建设的小型使馆也采用了标准图，以致有一位大使在参加另一国大使馆举办的宴会时开玩笑地说：“要不是见到有别人，我还以为是自己家里呢。”
我所在的设计室负责的是医疗建筑，我不久就被任命为设计组长，负责传染病医院和县级医院的标准设计，另外还有两个组，一个负责设计城市医院，一个负责设计疗养院。其他设计都可以在北京调查研究、准备设计资料，唯独县级医院，谁都不熟悉，甚至没有见过，必须下去实地考察，卫生部基建司为我们推荐了河北、山西、陕西的卫生模范县，我和一位同事就带着介绍信上路了。一路上见到的都是贫困，都是在长江流域见不到的贫困，穷山秃岭，水土流失，记得有一天为了去山西侯马县，半夜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一排土墙建筑的平房，连门窗都没有，白布帘不时被寒风掀起，透进闪动的月光。棉被上已看不见白色，散发出阵阵臭脚味，我们只好和衣而睡。车站离县城有几十里路，一路上全是水土流失形成的沟沟坎坎，连辆驴车也雇不着，唯一能雇到的只有人拉的平板车。我们一夜未睡，实在疲惫不堪，只好雇了一辆，半躺在平板车上，看着汗流浃背的车夫，实在过意不去，只好坐一段走一段，后来我们干脆和车夫轮流拉车。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吃惊地打量着这两个奇怪的城里人，在我们申明不会少给车钱，判明我们是真心的，只好勉强同意了。工作是辛苦的，收获是丰盛的，我们就这样为了祖国的建设东奔西走，过着充实的生活，心里无比欢畅。
共产党打下了天下，一直在摸索建设国家的方法，多方面都在不断改革。《文汇报》一度迁到北京，改名为《中国教师报》，父亲仍任总编辑，住在东四十条的一座四合院里，院子一共有三排，第一排和第三排都由其他同事居住，中间一排是五大间的正房，东西两侧都有回廊，院子里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大缸里有荷花和金鱼，正房铺着木地板，增设了现代的卫生间，东侧的回廊通向一个跨院，里面是厨房、浴室和锅炉房。
在父母催促下，我和益陶于1956年结婚了，父亲在鸿宾楼设了两桌酒席，招待我们的同事和同学，并在四合院的在第一排平房里，留出两间给我们做了新房。不久中央又决定让《文汇报》保持原来的特色，回上海复刊，父母又都迁回了上海。益陶因为中关村离东四十条实在太远，只有周末才回家，我只好天天独守空房。俗话说“久别赛新婚”，短暂的相聚使我们每周末都过得像新婚那样甜蜜。
三、风云突变
《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后，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深受读者喜欢，订阅者越来越多，影响遍及全国。1957年3月中旬，父亲和上海30多位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座谈会。
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康生单独接见了新闻界的代表，我父亲也在被邀之列，据我父亲后来回忆，他到中南海毛泽东住房门口，毛泽东就用温暖的大手和他紧紧相握，对他说：“《文汇报》书画琴棋、花鸟鱼虫样样都有，编排这个很出色。而且《文汇报》排版也很出色，我每日午休以后，首先看的就是《文汇报》。”还鼓励我父亲放手把报办好，使我父亲十分感动，后来我父亲对傅雷说，毛主席就像站在泰山巅，事事高瞻远瞩。父亲到北京开会后匆匆出国，根本没有时间见我们，这些话都是我在《文汇报》上看到的。
1957年初，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副主任邓拓通知我父亲，要他参加访苏代表团并任副团长，父亲感到自己是党外人士，恳切地再三推辞。北京的会议还未结束，邓拓又来告诉我父亲中央已决定由他任团长，赶快准备出发，邓拓还特地说，代表团成立临时党小组，他已嘱咐党小组长，除了讨论党务，其他的党委会都要邀请我父亲参加。我和益陶送他上飞机时，他特意把这事告诉我们，感觉党已真正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去苏联不久后，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了，民用建筑设计院的党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恳切地希望大家帮助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一再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后我们设计室的支部书记和全体党员都笑容可掬、热情诚恳地请大家帮助党改进作风。
我们的支部书记姓王，曾在上海念过两年初中，后来在一家机械工厂里当学徒，参加革命后，负责为新四军的敌后区采购物资，很能理解知识分子，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大家对党支部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
经过再三动员，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同事因为与国民党有过一些瓜葛，在“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都曾要他交待一些历史问题和所犯罪行，用词相当严厉。但事后并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最后不了了之。他认为自己的人格受到很大污辱，党应当向他道歉。另外一位姓黄的同事，去年才从同济大学毕业，他的父亲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工厂，“三反”、“五反”运动中，有职工揭发他有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主持运动的人不加核定，就要处以巨额罚款，逼得他父亲差点跳楼，他希望共产党今后搞运动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党员们关起门开了几天会，出来时一个个脸都拉得长长的。接下来，前面所说的两位同事都受到了严厉的批斗，打垮了他们向党“进攻”的嚣张气焰后，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右派分子”是极少数，只不过占百分之五而已。我们设计室共有60个人，按比例应该有3名右派分子，如果达不到这个指标，党支部书记一定没有擦亮阶级斗争的眼睛，甚至有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了，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后来终于想起，有一位从事电气设计的技术员，曾指责他的党员组长专挑大工程做，还说苏联的设计规范在有些地方过于浪费……他反党反苏，肯定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党员们众口一词，向他猛烈开火，要他缴械投降、低头认罪。大家过去并不知道批评一个党员就是反党，议论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反苏。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党支部终于超额完成了指标，可以鸣金收兵。
那位姓黄的同事有一位正在热恋中的女友，是共青团员，团支部开会动员她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与他断绝恋爱关系，这位没有阶级觉悟的女友只是低着头流泪，一言不发，第二天竟和“阶级敌人”结婚了。
四、莫须有的罪名
1957年5月9日，父亲从苏联回到北京，这次出访一共访问了10个加盟共和国，赫鲁晓夫亲自接见了他们，用了3个小时接受他们的采访，他们还见到了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米高扬、朱可夫等几乎所有的苏联最高领导。父亲因为惦记《文汇报》的工作，在北京只逗留了几天，就匆匆赶回上海了。和我们小夫妻也只见过一面，短短两个多小时，谈的全是苏联人民的真诚友谊，从知识分子、工人到集体农庄的农民全是出自内心地关心着中国的建设，为我们取得的成就由衷地高兴，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和基层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当时他的情绪是极高的，确信现在的苏联就是中国的未来，党对他的信任使我的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父亲在子女面前向来是比较严肃的，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这次却充满豪情地对我们说：“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今年刚过50岁生日，我的天命就是办好《文汇报》，繁荣中国的新闻事业，团结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建设新中国。”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发表了《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两篇社论，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为此召开了全院大会，向大家宣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在全国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企图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让祖国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必须予以毫不留情的坚决反击。
我开始为父亲的命运担忧，仔细地阅读两篇社论。社论的主要矛头指向“章罗联盟”，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名字在解放前后我都曾在报纸上见到过，是因为反对蒋介石而出名的民主党派“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社论中还提到“章罗联盟”与《文汇报》之间有一员女将，名叫浦熙修, 我记得她过去曾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主任，《文汇报》筹备复刊时，父亲经常找她商量，我也曾见过几次。我相信父亲一定不会反党，更不会想颠覆新中国的政权，一定是受了他们的欺骗。
6月下旬，父亲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都住在宾馆，他则住在灯市口《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间半房里，上午在人大受批判，下午则到北京日报礼堂和浦熙修一起接受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批斗。
我向设计室的党支部书记请假，希望去帮助父亲认识错误，姓王的支书参加新四军前后都在上海一带活动，很了解《文汇报》当时在反对蒋介石政权中起的作用，对我的父亲十分尊敬，立刻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于是除非设计院有重要的报告和批斗会必须参加外，其余的时间我都和父亲在一起。人民代表大会我是不能参加的，在北京日报礼堂的批斗会则容许我在后堂旁听。批斗会上有一条醒目的红色横幅：“批斗浦熙修的反党罪行，批斗徐铸成的错误言论。”看了组织上为批斗会定下的基调，我心里松快了一些，会上发言又一再要求我父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彻底交待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如何通过浦熙修操纵《文汇报》的。我又想起，社论中说的是“《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父亲在出国前，国家领导人刚刚当面夸奖过《文汇报》，那么它的“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 肯定指的是我父亲出国以后的事。他率领的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求所有成员都要当好友好使者，一心一意进行采访，不可以再去照料国内的工作，父亲回国以后又忙于写访苏见闻，许多地方还要请他做报告，还来不及介入《文汇报》的工作。
想到这些，我心里更有底了，一有机会就劝父亲一定要和“章罗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包括浦熙修在内，千万不能为表面的友谊所迷惑，陷入大逆不道的反党泥潭，父亲只是默默地点点头，不停地抽烟，对着书桌上的稿纸发愣。益陶也经常从中关村赶来看他，为他洗洗衣服，收拾收拾床铺。
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批斗会天天进行，勒令我父亲提高认识以后，第二天必须做出新的交待。父亲每晚都要熬到凌晨一两点才睡，烟越抽越多，人越来越瘦，但是批斗会的火力却越来越猛，基调也从“错误言论”上升为“反党罪行”。我在会上听到了父亲一件件反党罪行，真是触目惊心！我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的，他用自己的行为书写了一部爱国志士可歌可泣的历史，难道他真的有双重人格？难道他在背后还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时浦熙修的女儿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和死不悔改的母亲脱离关系，许多报纸为她的义举喝彩。有人劝我也这么做，我没有为之所动，我怎么也不忍心去伤害我亲爱的父亲。
一个月后，父亲被押解回上海继续接受批斗，临行前我和益陶去送他。那时父亲已疲惫不堪，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还不觉得，益陶猛的看到这样大的变化，竟忍不住当着那么多革命群众的面哭出声来。1957年底，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销了城市建设部，我所在的民用建筑设计院当然也相应地撤销了，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和其他一部分人则合并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这是个解放初期就建立的设计院，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反右运动”的声势也大不一样。全国著名的8位总建筑师中，就有2位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位是从英国回来的陈占祥，一位是从法国回来的华揽洪。还有一位是张开济，从批斗的火力来看，早该是“右派分子”了，但是8位总建筑师已出了2位阶级敌人，坏人的比例已不是百分之五，而是百分之二十五了，再增加就会给新中国抹黑，于是对张开济的批斗不得不半途而废，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革命群众一生气就会称他为“漏网右派”。
还有一件事使大家触目惊心，苏南工业专科学校今年有一批毕业生，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参加工作才几个月，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经常聚在一起，谈谈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有时也海阔天空地聊些国家大事。有一个小伙子不知说了些什么错话，“反右”时被揪了出来，经不起三斗五斗，他就把在京的所有同学全都抬了出来，于是成了轰动一时的反党小集团，被一网打尽，全都成了“右派分子”。这件事大大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知人知面不知心，到处都潜藏着阶级敌人。自从“反右”以后，我和其它同事一样，都尽可能不与同学来往，同事、亲友之间也很少走动。
一、母子情深
该上大学了，选择哪个专业呢？父亲工作很忙，每天下午到报社去上班，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回来，一心扑在事业上，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何况他自己依靠的就是艰苦奋斗，从不认为父母的督促管教能起多大作用，给我们的环境向来是宽松的。母亲是位贤惠淑静的家庭妇女，一切听婆婆的、听丈夫的，自己毫无主见，念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愿意听儿子的。我从初中开始就在学校寄宿，远离家庭，遇到大小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做主，已经成了习惯，这次也就乐得自己做主了。
我选的一个志愿是报考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我从小酷爱读书，兴趣广泛，读的书很杂，陶行知先生的书、梁漱溟先生的书我都读过。初中时读了一篇《差半车麦秸》，很是感动，还给作家姚雪垠先生写了一封信，得到了他的回信。渐渐地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的新农村的模糊概念，选择农艺系，就想实现这个理想。
另一个志愿是考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我读过梁思成、杨廷宝、刘敦祯三位建筑大师发掘古建筑瑰宝的故事，既为他们的精神感动，也被中国建筑的丰富内涵所吸引。解放后有关建设新中国热潮的一系列报道，无不使我心潮澎湃，听说三大建筑大师中，有两位在南京大学建筑系任教，于是我就决心报考了。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机遇，面临着各种选择，在关键的岔路口，迈出一步就会影响一生。面临一农一工完全不同的专业，谁来帮我做出决定呢？是命运。那时各个大学都是单独招考，偏偏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考试时间安排在同一天，二者不可兼得，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名声更大的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大学，包括理、工、医、农、师范等学院上百个专业，解放后更名为南京大学，但规模和教学实力不减当年。建筑系的招生从来是宁缺毋滥，系主任和教授们的发言权很大。我考入建筑系时，四年级只有4名学生，三年级7名，二年级23名，我们这一届招生的时候，教授们已经考虑了未来建设的需要，破例扩招，也就招了32名。据说以前教授上课，常常把高年级学生请到自家的客厅里，教授们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使学生们折服，既教治学又教做人，重言教又重身教，教授夫人有时还会端上一壶清茶。可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学生天真地希望能帮助老师尽快改掉资产阶级的臭思想，立地成佛，把从教授家里看到的个人隐私写成大字报，公诸于众，严厉批判。等到我们进入高年级时，已经感受不到这么醇厚的师生情谊了。到了我们的下一届加强了对招生工作的领导，每个班级必须招到40人，每个年级的班级数量也逐年增加，建筑系的学生也开始批量生产了。
工学院与建筑有关的有两个系，一个叫建筑系，一个叫土木工程系，外界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土木系主要学的是如何建设公路、桥梁等大型构筑物，即使是房屋建筑学的也是如何使它结实牢固，就像工学院的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等一样，整天抱着厚厚的教科书，拿着计标尺，算啊写啊，到了实验室里，也是和冷冰冰的铁家伙打交道。而建筑系呢，有关理科的课程只有微积分、材料力学、结构力学、营造法等有限几门，连高等数学都不学，主要是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建筑历史，还要学铅笔画、水彩画、水粉画。过去还要学人体素描和油画，我们入学时，这两门课已被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教我们设计课的是全国有名的建筑学泰斗杨廷宝先生、童隽先生、刘光华先生，上课时是在一个大图房，4个年级在一起。基本的教学模式是我们根据教师的命题进行设计，从构思开始，教授们就走到我们圆桌前，一面为我们改图，一面讲解建筑面的理论。不知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风气，只要教师不在，无论上课还是自习，都可以一面设计一面唱歌。一首歌唱完了，就会有一位同学唱起另一首歌，于是整个教室60多位同学一起应和。我们的教室是平房，每当旁系的同学从外面经过时，总会听见里面歌声不断。教我们建筑史的是史学权威刘敦祯先生，从古都的皇家建筑、名出胜境的宗教建筑，到江南工大夫的园林建筑，还有国外建筑史上的瑰宝，无不让我们听得痴迷。教我们绘画的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大师李如骅先生，他经常举行个人画展，他的水彩画集也曾风靡一时。当旁系的同学在教室里听课时，我们都在唱歌，当旁系的同学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我们却夹着画板到野外去写生，所以许多旁系的学生都认为我们不应该属于工学院。
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一方面由于我过于自信、过于喜欢独立思考，设计时有时会不完全遵循教授们所讲的传统理论；一方面由于我过早地坠入了爱河，相思之苦常常占据了我很多时间。有三位可爱的女生同时间闯进了我的生活，一位是高中时的同学，活泼开朗，会唱歌、会弹琴。上学时我是学生会主席，她常常代表女同学为了一点小事，和我争论不休，中学毕业了，她却和我特别好，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时会主动要我陪她去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她上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全国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要搬到武汉去，暑假里全体同学在南京路集合，由学校组织一起登上火车。她要我去送她，我答应了，原以为会有很多人去相送，谁知到了集合的地点只有我和她的妈妈，她让妈妈看着行李，就拉着我到僻静的地方去，和我说个没完，要我一定经常给她写信，可能是由于女孩子的矜持和羞涩，始终没有说出一个“爱”字。我也很喜欢她，把她当成一位可爱的妹妹，心中迷恋的却是另一位姑娘，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朱益陶。她曾经和我有过一段短暂的青梅竹马的少年时光，使我一见钟情，再也抹不去她在我脑海里的倩影。上高中时我在苏州、她在上海，见面的机会很少，偏偏上天安排我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南京大学。她念的是生物系，属于理学院，刚开始生活在同一校园里，见面的机会就多了。院系调整以后，工学院留在文昌桥中央大学的旧址，理学院搬到了鼓楼金陵大学的旧址。她很聪慧，有人说她长得像电影明星王丹凤，很容易引起男孩子的注意，她和我有的也只是友谊，于是相思之苦伴着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了第三位女孩子的来信，信寄自广州真光中学。初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了，但我还没有毕业，父母和三弟早早地就回了上海，我独自留在了重庆，星期天就回到《大公报》的单身宿舍。有一位小学的小姑娘和我特别亲，常常靠在我的怀里缠着我讲故事。虽然只差3岁，但对一个初中生和一个小学生来讲，我只认为自己就是大哥哥，我总是给她讲许许多多美丽的童话故事，对她特别疼爱。谁知这位早熟的女孩情窦已开，和我一个多月的相处竟使她难以忘怀。她在信中告诉我，她是如何想念我，今天终于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她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准备考到南京来，希望我为她介绍南京工学院的情况，帮助她选择报考的专业。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痴情多么浪漫啊，3岁的差别已不是阻碍我们的鸿沟。但是我当时心中已经容不下第二位女性，不知该怎么给她回信，她在一连几次得不到回信后，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
大学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尽管功课很忙，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始终保持着体育课。从耐力、暴发力到体育技能进行全面训练和提升，连110米跨栏、链球、撑杆跳，我们全都学过、练过。当时仿照苏联制定了“劳动卫国”体育标准，分一级和二级，下课后班级的体育委员就组织大家锻炼，达标后可以获得全国统一颁发的“劳卫制奖章”。我的长项是长跑，1500米、3000米都很快就达标了；我的短项是跳高，总是掌握不好起跳的位置，真是白长了两条长腿。毕业时一、二级奖章我都拿到了。
校园里处处都能感受到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我们可以欣赏到列宾的油画展，可以倾听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的交响乐，可以阅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以及普希金的诗作，还有许许多多反映历史和现代题材的苏联电影。而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一时，保尔 柯察金成了每一位同学心中的偶像，还有《青年近卫军》、《无脚飞将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捷克作家尤里斯 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等等，这些无不使我热血沸腾，这热血流进我的血管，流进我的心脏，流进我的脑海，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知不觉地在这沸腾的热血中得到升华。幼年时父母在我稚嫩的心灵中哺育了忠义和仁爱；少年时饱受患难，懂得了关心祖国的安危；青年时期在我心中培育的是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我暗下决心：一定为祖国母亲的繁荣昌盛献出自己的一切，至死不渝。
我爱祖国，祖国母亲也深深地爱我，爱所有的青年学子，把我们看做未来建设的栋梁。我们上大学时学杂费是全免的，到了三年级，连吃饭也不要钱，伙食标准高于一般老百姓。有一段时间，学习苏联大学的课时安排，上午连上6节课，下午全用于自修和社团活动。上完3节课以后，食堂就把一车车肉包子和鸡蛋汤送往各个教室，生怕饿坏了我们这些祖国的宝贝。
学校里有一个有线广播电台，称为“南大之声”，后来改为“南工之声”。我是广播站唯一的编辑，除了组织校内的稿件外，每天还要在报纸上摘编重要新闻，第一座汽车厂、第一座重型机械厂、第一座火车机车厂、第一座拖拉机厂……祖国建设的喜讯像是催征的战鼓,通过电波振奋着每一位同学的心，更振奋着我自己。
为了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央命令，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一起毕业了，等到我们毕业时，已经有两年没有向祖国建设的第一线输送人才，其急需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和女友朱益陶已经订了婚，我不顾她的反对，和好友沈国尧一起，向南京工学院院长递交了第一份要求到边疆去的申请书。
请分配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尊敬的汪院长：
我们是建筑系本届毕业生，再有几个月以后，我们就要第一次用自己的手去建设祖国了。我们热切地向往着祖国的边疆，我们要求把我们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诚心要求您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听到了汽车开上了康藏高原，拖拉机翻动了北大荒，电灯照亮了锡林郭勒草原……祖国的边疆一天比一天辉煌着，美丽着！可是那里是多么需要人才啊！我们是学建筑的，随着工农业在边疆的发展，建筑事业也是迫切需要人才的，我们愿意像苏联青年建设共青城一样，勇敢地走向边疆！
我们都是青年团员，我们身体健康，学习良好，我们没有家庭牵累，不怕艰苦，我们有决心以全身精力去建设边疆，克服一切困难，把青春献给祖国！
希望您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批准我们去边疆！！热切地等待您的回信！
致以
我们的敬礼
建筑系四年级学生
沈国尧
徐白仑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
我们满腔热情地把申请书交了上去，根本没有想到要留底稿，这是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沈国尧从学校图书馆查阅了当时的校刊，复印以后寄给我的。当时我是级长，沈国尧是团支部书记，我常常戏称他为我的“政委”。学校里每当五一、十一、元旦，都要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举办露天舞会，装饰会场的任务必然落到建筑系同学的头上，我们两个总要领着同学们废寝忘食地忙上一个星期，一搭一档，感情越来越深。这份申请书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真诚的愿望。
过了不久，汪海粟院长亲自找我们谈话，首先肯定我们响应祖国号召、立志建设边疆的爱国热情，后来又告诉我们，由于建筑设计的人才奇缺，这次分配还只能首先满足北京、上海、南京的需要。
二、青春欢歌
我被分配到城市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院工作，于1955年9月初到北京报到，和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学毕业生一起住在朝阳门外新建的农民招待所里。这是专为进城的农民新建的，一间间豁亮的大房间里是长条土炕，院子很大，停着马车和驴车，有点像西方正在流行的汽车旅馆。
益陶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因为各个学校办理离校手续的时间不同，她要晚些时候才能来北京。许多大学生也都是第一次来北京，迫不及待地到处游览，每天晚上躺在炕上，总要谈论游览故宫、北海、天坛等景点的观感。我决定哪儿也不去，一切美好的地方都要等益陶来北京后和她一起去观赏。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独自去坐了一回环城电车。那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有轨电车，4分钱一张票，可以环城一圈。我从东四牌楼上车，一路南行，到了东单牌楼后顺长安街西行，那时东单和西单的牌楼还在，耸立在街道中央，为古都增添了无限风光。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并不在乎北京饭店的高楼，喜欢的是沿街的红墙，还有北河沿、南长街、新华门的门楼，最喜欢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那时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正在兴建，广场从天安门城楼一直沿伸到前门，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再没有什么不伦不类的添加物，开畅豁亮，雄伟壮观。那时的长安街西头到西单就结束了，面对长安街的是烤肉宛饭庄，电车到了西单转而北行，经过西四牌楼到平安里，然后转而向东，一路上就只有低矮的灰色平房，十分单调，经过长时间兴奋的我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益陶也来到了北京，在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急忙赶到中关村去找她，她被选入国庆节的游行队伍，正在排练。累得满头是汗，见了我，顾不上洗脸就一起进城，来到莫斯科餐厅庆祝我俩双双来到北京。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实际上是前苏联援建的展览馆。我们刚到北京时，展览馆开馆不到一年，附近的莫斯科餐厅里全是前苏联厨师，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价格相当昂贵，光顾的人很少。从门厅开始就铺着地毯，穿着白色制服的招待员像绅士似的站在门口迎候，我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扯扯领子又扯扯衣褶，尽量把自己弄得像样一点，故作矜持地慢慢走上台阶，走进餐厅。大厅里悬挂着一盏盏华丽的水晶吊灯，绿色的柱子上装饰着松枝、松果、小松鼠和雪花的浮雕，透过长长的纱帘可以看到蓝灰的暮色，空气中飘荡着悠扬的俄罗斯乐曲，招待员彬彬有礼地一连问了三次，我们才如梦初醒，开始点菜。
餐厅里总共只有几桌顾客，说话的声音都是轻轻的，也许是谁也不忍心打破这宁静安祥的气氛，也许是已被这高贵典雅的气氛所折服，我们肯定是二者都有。上菜的程序完全是按照西方的传统，上完一道菜等顾客吃完了，撤去餐具，再上第二道，无论你吃得快或慢，上来的菜总是热腾腾的像是刚刚出锅，面包是刚烤的，咖啡是现磨的……陶醉在爱情中的我俩，竟忘记了说绵绵情话，说的全是对祖国未来的憧憬，深信我们今天享受到的一切，就是祖国未来的生活。
民用建筑设计院是城市建设部下设的一家单位，实际上城建部也是国务院新设立的一个部，部长是万里。这个设计院不足百人，包括党政干部和后勤人员在内，除了有限的几位中年建筑师以外，全是这几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的单身宿舍在西直门，设计院在阜城门，每天早上，一群年轻人沿着护城河跑步上班，充满了朝气。晚上结伴到西四，一个个小吃担子上挂着油灯，一面制作，一面烹饪，炒肝、卤煮火烧、夹肉烧饼，让我们流连忘返。
和前苏联建国初期一样，工程技术人员奇缺，远远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在建筑设计方面，前苏联创造了“标准设计”的做法，像住宅、中小学、医院等常用的建筑，都设计出一套套标准的图纸，使用时只要根据当地的土质修改一下地基的设计就行了。这样的做法确实解了一时之渴，但是这样做的后患也是很深远的，以致我国不仅街区千篇一律、城市千篇一律，连我们在北京建设的小型使馆也采用了标准图，以致有一位大使在参加另一国大使馆举办的宴会时开玩笑地说：“要不是见到有别人，我还以为是自己家里呢。”
我所在的设计室负责的是医疗建筑，我不久就被任命为设计组长，负责传染病医院和县级医院的标准设计，另外还有两个组，一个负责设计城市医院，一个负责设计疗养院。其他设计都可以在北京调查研究、准备设计资料，唯独县级医院，谁都不熟悉，甚至没有见过，必须下去实地考察，卫生部基建司为我们推荐了河北、山西、陕西的卫生模范县，我和一位同事就带着介绍信上路了。一路上见到的都是贫困，都是在长江流域见不到的贫困，穷山秃岭，水土流失，记得有一天为了去山西侯马县，半夜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一排土墙建筑的平房，连门窗都没有，白布帘不时被寒风掀起，透进闪动的月光。棉被上已看不见白色，散发出阵阵臭脚味，我们只好和衣而睡。车站离县城有几十里路，一路上全是水土流失形成的沟沟坎坎，连辆驴车也雇不着，唯一能雇到的只有人拉的平板车。我们一夜未睡，实在疲惫不堪，只好雇了一辆，半躺在平板车上，看着汗流浃背的车夫，实在过意不去，只好坐一段走一段，后来我们干脆和车夫轮流拉车。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吃惊地打量着这两个奇怪的城里人，在我们申明不会少给车钱，判明我们是真心的，只好勉强同意了。工作是辛苦的，收获是丰盛的，我们就这样为了祖国的建设东奔西走，过着充实的生活，心里无比欢畅。
共产党打下了天下，一直在摸索建设国家的方法，多方面都在不断改革。《文汇报》一度迁到北京，改名为《中国教师报》，父亲仍任总编辑，住在东四十条的一座四合院里，院子一共有三排，第一排和第三排都由其他同事居住，中间一排是五大间的正房，东西两侧都有回廊，院子里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大缸里有荷花和金鱼，正房铺着木地板，增设了现代的卫生间，东侧的回廊通向一个跨院，里面是厨房、浴室和锅炉房。
在父母催促下，我和益陶于1956年结婚了，父亲在鸿宾楼设了两桌酒席，招待我们的同事和同学，并在四合院的在第一排平房里，留出两间给我们做了新房。不久中央又决定让《文汇报》保持原来的特色，回上海复刊，父母又都迁回了上海。益陶因为中关村离东四十条实在太远，只有周末才回家，我只好天天独守空房。俗话说“久别赛新婚”，短暂的相聚使我们每周末都过得像新婚那样甜蜜。
三、风云突变
《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后，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深受读者喜欢，订阅者越来越多，影响遍及全国。1957年3月中旬，父亲和上海30多位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座谈会。
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康生单独接见了新闻界的代表，我父亲也在被邀之列，据我父亲后来回忆，他到中南海毛泽东住房门口，毛泽东就用温暖的大手和他紧紧相握，对他说：“《文汇报》书画琴棋、花鸟鱼虫样样都有，编排这个很出色。而且《文汇报》排版也很出色，我每日午休以后，首先看的就是《文汇报》。”还鼓励我父亲放手把报办好，使我父亲十分感动，后来我父亲对傅雷说，毛主席就像站在泰山巅，事事高瞻远瞩。父亲到北京开会后匆匆出国，根本没有时间见我们，这些话都是我在《文汇报》上看到的。
1957年初，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副主任邓拓通知我父亲，要他参加访苏代表团并任副团长，父亲感到自己是党外人士，恳切地再三推辞。北京的会议还未结束，邓拓又来告诉我父亲中央已决定由他任团长，赶快准备出发，邓拓还特地说，代表团成立临时党小组，他已嘱咐党小组长，除了讨论党务，其他的党委会都要邀请我父亲参加。我和益陶送他上飞机时，他特意把这事告诉我们，感觉党已真正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去苏联不久后，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了，民用建筑设计院的党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恳切地希望大家帮助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一再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后我们设计室的支部书记和全体党员都笑容可掬、热情诚恳地请大家帮助党改进作风。
我们的支部书记姓王，曾在上海念过两年初中，后来在一家机械工厂里当学徒，参加革命后，负责为新四军的敌后区采购物资，很能理解知识分子，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大家对党支部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
经过再三动员，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同事因为与国民党有过一些瓜葛，在“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都曾要他交待一些历史问题和所犯罪行，用词相当严厉。但事后并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最后不了了之。他认为自己的人格受到很大污辱，党应当向他道歉。另外一位姓黄的同事，去年才从同济大学毕业，他的父亲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工厂，“三反”、“五反”运动中，有职工揭发他有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主持运动的人不加核定，就要处以巨额罚款，逼得他父亲差点跳楼，他希望共产党今后搞运动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党员们关起门开了几天会，出来时一个个脸都拉得长长的。接下来，前面所说的两位同事都受到了严厉的批斗，打垮了他们向党“进攻”的嚣张气焰后，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右派分子”是极少数，只不过占百分之五而已。我们设计室共有60个人，按比例应该有3名右派分子，如果达不到这个指标，党支部书记一定没有擦亮阶级斗争的眼睛，甚至有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了，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后来终于想起，有一位从事电气设计的技术员，曾指责他的党员组长专挑大工程做，还说苏联的设计规范在有些地方过于浪费……他反党反苏，肯定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党员们众口一词，向他猛烈开火，要他缴械投降、低头认罪。大家过去并不知道批评一个党员就是反党，议论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反苏。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党支部终于超额完成了指标，可以鸣金收兵。
那位姓黄的同事有一位正在热恋中的女友，是共青团员，团支部开会动员她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与他断绝恋爱关系，这位没有阶级觉悟的女友只是低着头流泪，一言不发，第二天竟和“阶级敌人”结婚了。
四、莫须有的罪名
1957年5月9日，父亲从苏联回到北京，这次出访一共访问了10个加盟共和国，赫鲁晓夫亲自接见了他们，用了3个小时接受他们的采访，他们还见到了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米高扬、朱可夫等几乎所有的苏联最高领导。父亲因为惦记《文汇报》的工作，在北京只逗留了几天，就匆匆赶回上海了。和我们小夫妻也只见过一面，短短两个多小时，谈的全是苏联人民的真诚友谊，从知识分子、工人到集体农庄的农民全是出自内心地关心着中国的建设，为我们取得的成就由衷地高兴，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和基层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当时他的情绪是极高的，确信现在的苏联就是中国的未来，党对他的信任使我的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父亲在子女面前向来是比较严肃的，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这次却充满豪情地对我们说：“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今年刚过50岁生日，我的天命就是办好《文汇报》，繁荣中国的新闻事业，团结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建设新中国。”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发表了《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两篇社论，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为此召开了全院大会，向大家宣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在全国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企图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让祖国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必须予以毫不留情的坚决反击。
我开始为父亲的命运担忧，仔细地阅读两篇社论。社论的主要矛头指向“章罗联盟”，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名字在解放前后我都曾在报纸上见到过，是因为反对蒋介石而出名的民主党派“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社论中还提到“章罗联盟”与《文汇报》之间有一员女将，名叫浦熙修, 我记得她过去曾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主任，《文汇报》筹备复刊时，父亲经常找她商量，我也曾见过几次。我相信父亲一定不会反党，更不会想颠覆新中国的政权，一定是受了他们的欺骗。
6月下旬，父亲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都住在宾馆，他则住在灯市口《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间半房里，上午在人大受批判，下午则到北京日报礼堂和浦熙修一起接受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批斗。
我向设计室的党支部书记请假，希望去帮助父亲认识错误，姓王的支书参加新四军前后都在上海一带活动，很了解《文汇报》当时在反对蒋介石政权中起的作用，对我的父亲十分尊敬，立刻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于是除非设计院有重要的报告和批斗会必须参加外，其余的时间我都和父亲在一起。人民代表大会我是不能参加的，在北京日报礼堂的批斗会则容许我在后堂旁听。批斗会上有一条醒目的红色横幅：“批斗浦熙修的反党罪行，批斗徐铸成的错误言论。”看了组织上为批斗会定下的基调，我心里松快了一些，会上发言又一再要求我父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彻底交待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如何通过浦熙修操纵《文汇报》的。我又想起，社论中说的是“《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父亲在出国前，国家领导人刚刚当面夸奖过《文汇报》，那么它的“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 肯定指的是我父亲出国以后的事。他率领的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求所有成员都要当好友好使者，一心一意进行采访，不可以再去照料国内的工作，父亲回国以后又忙于写访苏见闻，许多地方还要请他做报告，还来不及介入《文汇报》的工作。
想到这些，我心里更有底了，一有机会就劝父亲一定要和“章罗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包括浦熙修在内，千万不能为表面的友谊所迷惑，陷入大逆不道的反党泥潭，父亲只是默默地点点头，不停地抽烟，对着书桌上的稿纸发愣。益陶也经常从中关村赶来看他，为他洗洗衣服，收拾收拾床铺。
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批斗会天天进行，勒令我父亲提高认识以后，第二天必须做出新的交待。父亲每晚都要熬到凌晨一两点才睡，烟越抽越多，人越来越瘦，但是批斗会的火力却越来越猛，基调也从“错误言论”上升为“反党罪行”。我在会上听到了父亲一件件反党罪行，真是触目惊心！我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的，他用自己的行为书写了一部爱国志士可歌可泣的历史，难道他真的有双重人格？难道他在背后还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时浦熙修的女儿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和死不悔改的母亲脱离关系，许多报纸为她的义举喝彩。有人劝我也这么做，我没有为之所动，我怎么也不忍心去伤害我亲爱的父亲。
一个月后，父亲被押解回上海继续接受批斗，临行前我和益陶去送他。那时父亲已疲惫不堪，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还不觉得，益陶猛的看到这样大的变化，竟忍不住当着那么多革命群众的面哭出声来。1957年底，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销了城市建设部，我所在的民用建筑设计院当然也相应地撤销了，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和其他一部分人则合并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这是个解放初期就建立的设计院，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反右运动”的声势也大不一样。全国著名的8位总建筑师中，就有2位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位是从英国回来的陈占祥，一位是从法国回来的华揽洪。还有一位是张开济，从批斗的火力来看，早该是“右派分子”了，但是8位总建筑师已出了2位阶级敌人，坏人的比例已不是百分之五，而是百分之二十五了，再增加就会给新中国抹黑，于是对张开济的批斗不得不半途而废，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革命群众一生气就会称他为“漏网右派”。
还有一件事使大家触目惊心，苏南工业专科学校今年有一批毕业生，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参加工作才几个月，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经常聚在一起，谈谈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有时也海阔天空地聊些国家大事。有一个小伙子不知说了些什么错话，“反右”时被揪了出来，经不起三斗五斗，他就把在京的所有同学全都抬了出来，于是成了轰动一时的反党小集团，被一网打尽，全都成了“右派分子”。这件事大大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知人知面不知心，到处都潜藏着阶级敌人。自从“反右”以后，我和其它同事一样，都尽可能不与同学来往，同事、亲友之间也很少走动。
关于中国残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