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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当下启蒙教育师资困境
2012年第9期

2012年09月27日 来源:《三月风》

编者按:那些我们称为“灵魂工程师”的启蒙先生学养几何,魅力几分,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相遇,才是真正为个人与社会埋下的最大伏笔。

 
高考成为无数学子心中的噩梦。2010年6月8日下午,高考结束后,湖北襄樊四中考生撕碎复习资料狂欢。(图 CFP)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九月是孩子们入学的季节, 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刚去参加儿子的入学家长会,听到校长演讲说中日老师怎样考“甲午海战”。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海战哪年发生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然后老师会总结5点,学生背熟,少答一点扣分。日本则会考学生:了解了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

“是啊,这样下去谁会赢?”张泉灵在微博上感慨道。

旅华多年并在此娶妻生子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刚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文章,声称准备携家带口从中国撤退。在里面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教育问题,指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教育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如胡适所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而第一件事就是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胡适眼睛的确够毒——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在最应该被启蒙的年纪,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点化。在最需要先生指导、孵化想象力和创意、最大限度发掘天赋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缺乏真正能照亮他们心灵和智慧的好老师。

 
近年来民间自发涌现出一些现代“私塾”,儿童在学堂中身穿汉服,拜孔子与先生,学习儒家经典。(图 CFP)

拟定一生蓝图

没有好先生就没有启蒙。大学是一个人深加工的地方,而之前底子和模样已经由基础教育打下:不论是小皇帝还是小公主,都得离开罩住他们的“父皇”“母后”进入学校,接受集体生活与正规授课的洗礼,学习各学科入门、学会待人接物、开始规律作息。这是他们社会化的起始,人格成长的初阶,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完全溶进生命、化入血液。大学之后所学,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骨架已经搭起,骨骼已然闭合,不论长肌肉还是长脂肪,总之是没法再长高了。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一天,他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 父亲说:“看!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头狮子,我只是在唤醒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气地给教师行业提高“准入门槛”:“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果说待启蒙者是一张纤尘不染的白纸,那启蒙先生无疑参与拟定了待启蒙者一生的心中蓝图。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进行演讲之时,讲至国耻民辱不胜激愤,热泪如倾,当场挥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交给请愿团。时为其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徐特立的壮怀激烈,认为“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十岁入学,他的启蒙先生钱伯圭年轻时曾游学于上海,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一天,钱伯圭拉住钱穆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是这样吗?”钱穆称是。老师告诉他说:“这样的书不要再读了。一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才会这样。像现在的欧洲英法等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正该学他们。”

一番教导,让钱穆顿觉“巨雷轰顶,全心震撼”,多年之后他回忆道,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治学研究,其最初动力都来自于老师的这一番启发。他自己入大学执讲之前曾做过10年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因为百家讲坛而成名的中学麻辣老师纪连海,四处讲学,与学生进行文化交流。(图 CFP)

 

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

这也是为什么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总说自己“有一种癖好”,就是“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他教大学之前在贵州教过18年的中学。如今这“癖好”“愈演愈烈”,钱教授退休之后没有在家养花种草,反而回到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讲古典讲鲁迅,还马不停蹄地义务到各地给年轻人讲演。他自己说,像钱穆那样的大学教授进中学上课,早在五四时就形成了传统。

最近出版界涌起一股“民国老课本热”,尤其是1932年的八册版《开明国语课本》影印本多次卖断了货。这部教材由叶圣陶编写课文,画家丰子恺绘就插图,清新质朴,简洁实用,毫不陈腐,更无磨唧之嫌。当时的钱穆、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知名大家都入中学任教,佳话多多,一个年级学科组就能灭现在一座大学。

可我们今天的老师,论学养论人格魅力,有几人能担得起“启蒙先生”这四个字?他们只是枯燥的国家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只关心他们的分数。

诗人于坚有一天送孩子去上学,下雨天路滑,在校门口考试铃声响了,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挤进去怕迟到,有个女生滑倒了,于坚吃惊地看到——学生却没有一个人去扶她,女生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他不由慨叹道:这些老师们到底教了些什么?

今年四月份,江苏启东市汇龙中学一名叫江成博的学生,本来被安排在升国旗仪式中发言,可他却把此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偷梁换柱”,临时发表了一番火力十足的教育批判。

“根据调查,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全校师生猝不及防怔在那里,连话筒的电闸也忘了切断。没想到越往后尺度越大,“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是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他问到了点子上。 山崩地裂时只顾自己抱头鼠窜的范跑跑还怎么指望学生有感情?机械而陈腐的课堂怎么指望学生有感情?一个管“灌”,一个管“吞”,老师和学生一起卷入麦当劳式的生产线中。想象一下,孩子们被领着计算“一个排水口,一个进水口,边排边进,多久才能灌满”这样几十年嚼不烂的坑爹问题,想象他们像做广播操一样写着作文,想象他们打着吊瓶把头埋进纸堆里,一边痛不欲生一边撂狠话诅咒这一切。老师心无旁骛地把他们像生肉一样推向学校的出口,等待中考和高考盖下合格的蓝章。教育本来是用来强国的,结果现在老师挤给孩子们喝的,净是些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教师中更有甚者,正课马虎应付,课外开小灶考试秘笈,好比开刀的大夫只要不收红包,就要刀下没数、剪下无情,直接催生出另一片潜规则领域。不想自己孩子沦为没人管的“差”生,家长自然就要脑筋开动,经常明里暗里“意思”一下。有个老师开班会,对班上学生说,让你们爸妈别再给我充话费了,换点别的方式吧——我话费都已经好几万了。硝烟弥漫的教育是一场战役,从中学择校到为挑小学发愁,再到挤破幼儿园的门槛,一路向低幼儿伸出魔手。北京名牌初中的校长,据说可以控制择校费上亿元。义务教育呈现出如此荒诞的怪现状,这种无德无心的教育,还指望将来有谁会感恩戴德?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  

那好的启蒙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铁青着脸维护师道尊严,并把答题技巧奉为尚方宝剑才是唯一标准?多元化的冲击正在瓦解这块铁板。更具创新力、亲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尝试精神的“麻辣老师”们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新景观。

无论是著书炮轰语文教育的蔡朝阳,还是抱着蟒蛇上课的美术老师邹华章,无论是嬉笑怒骂的袁鹏飞,还是旁征博引的纪连海,他们都不拘于通常的教程设置,而是奇思妙想,发散出去,使得原有的枯燥课时妙趣横生,更兼深广。

其实他们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提供更多的趣味和自由。老前辈陶行知针对这个理念,曾做过一次教育演讲:他拎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鸡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却踱着步自行啄食起来。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方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当年教中学的朱自清也与学生亲切互动,授课极受欢迎。当时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像煞有介事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仅不生气,反而当众朗读,赞赏其读后如见其人。而他自己平时一旦有新的创作,也会与学生一同分享。俞平伯在春晖中学旁听了朱自清的一堂国文课,认为“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甚至超过大学生。

因此做一名解放学生天性的启蒙先生,恰恰回归了教育最初的理念。来中国山村支教十余年的德国教师卢安克,特别注重启发式的教学。他主张把中国画、手工课等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纷纷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行考察,然后一起设计讨论。动工的时候很多家长前来帮忙,学生便只能乖乖束手呆在一旁。卢安克便打发走家长,让孩子自己来进行剩下的工作。游泳池顺利建成,有人对卢安克的教育理念赞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的感受。”

大胆的教学试验同样可以在城市学校展开。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就曾高调宣称“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像民国时的前辈们一样,他也采取自主教材——老庄、蒙田、茨威格等等尽皆选入其中。他还开办各种名人讲座,带着学生逛书店看话剧,甚至浩浩荡荡地组织“文化学旅”游山玩水。“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找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除了学校大考,语文课再也没有考试和卷子,每周倒是增加了阅读和绘画篆刻时间。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像黄玉峰这样秉承民国遗风的启蒙先生逆流出现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时,难免会引得世人大哗,自然会招致校方、家长甚至学生自身的质疑。而针对整个社会最关心的考试问题,黄玉峰的理念角度却十分新颖:“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事实证明,他的学生在传统的升学平台上同样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麻辣”有时因过于叛逆而沦为展示噱头时,他的尝试无疑理性而沉稳,提供了一条可以临摹与深入拓展的道路。 

而这样的路至今仍少有人走过。钱学森临终之前,曾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民国大师那样的杰出人才?”像李约瑟难题一样,这个尴尬的问题由上而下困扰着国人多年。然而始终有很多人不明白,功利主义的国度,校舍与硬件设备再让人晕眩,“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应试教育照样会将中国的孩子撂倒在起跑线上。最好的学校绝不是设施一流的学校,而是教师一流的学校。那些我们称之为“灵魂工程师”的启蒙先生学养几何,魅力几分,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相遇,才是真正为个人与社会埋下的最大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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