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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人的颓与怒——亮出中产的舌苔空空荡荡
2013年第4期

2013年04月10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编者按:夹缝里的中产们控制不住地往下“出溜”,要想有效地社会维稳,就必须直面他们的热情低下与焦虑愤怒。

 
许多人心中的中产梦是“洋房汽车样样有,两个孩子一条狗”。(摄影 张和勇)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新国五条一出,富人和穷人们依旧笼着手,只有衣带渐宽的中产们心知:又到了自己出栏的季节了。

什么算中产?娃哈哈的老总宗庆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的标准是“有住房+年薪20万”。湖北省统计局的官员干脆给出了个均码:月入3400元至1.2万元都算。这豪迈的一圈,就套进了湖北1200万人。

冲这不明不白,好多款爷也过来跑跑亲民龙套。据说最近,香港某名流突发奇想要办一场红酒拍卖,宣称拍品尽量让中产都负担得起。于是就有好事者问他,那你算不算中产?他哈哈一乐:这问题我可不敢答。看官你道如何?只因就在二月底,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记者会上为拉近乎,声称自己也是中产、深味中产疾苦,却闭口不谈他的30.2万港币月薪与港府第三把交椅,一时被舆论界树为“财爷”,轰成了蜂窝煤。

中产的来历

要找中产阶层的来历,得一竿子支到古希腊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英译里,把城邦居民纯按财产裁为三截,一截极富,一截极穷,剩下的就是中产。

不管真相如何,反正亚里士多德对此群体青眼有加,“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境况的人⋯⋯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

到了中世纪,这个词指的主要是兜里有钱、政治上没名分的工商业主。工业化后,中产才与特定职业与生活方式挂上了钩,美国学者米尔斯在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里,把中产判为:在大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靠知识和技术服务赚取稳定和丰厚的收入,思想保守,生活简单,对变革缺乏热情。

这也是理查德•耶茨的处女作《革命之路》里描述的同时代景象:上班族们拿工资时“就像一群肮脏贪婪的猪在等着奶头。当然是非常有礼貌的猪,我们站得整齐有序,尽量避免互相挤靠。谁要是靠近窗口,他都会小心地把支票拿出来,然后不着痕迹地折起来,或用手掌覆盖或是别的什么办法藏起支票⋯⋯真正重要的是别让其他人看见你挣了多少钱。” 

按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官方标准,如此年领到5万到42万之间就算中产。但英国的《泰晤士报》几周前的报道显然把腰线稍往上提了提,他们描述的中产style是这样的:

“她,爱GUCCI包,去乐购买有机食品,厨房用的宜家,从香港偷带奶粉,用手机APP关注空气质量,喜欢看BBC的福尔摩斯系列片;他,开现代图胜SUV,希望有辆宝马SUV,抽红塔山,有一部佳能60D和iPad2,想在国外置业,着迷于研究英国私立学校。”

人往低处走

在当代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中产”是人们心目中的香饽饽,意味着体面和小康,意味着有车有房,时不时去新马泰散散财、巴黎街头购购物,懂得咖啡和红酒,聊得来歌剧和投资,仿佛是种不易修炼的段位。

但喝咖啡的很容易就重新嚼起大蒜来。拿典型的纺锤形社会结构来套中国总是水土不服。日本的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曾拿“M型社会”来形容当今上层和底层越来越多、中产宕入谷底的日本,而中国人所面对的更像是一个上小下大的沙漏型社会结构——它拥有一个太性感的细腰,以至于向上费力腾挪的中产们一不留神就会重新落入下层,亦即同为日本学者三浦展所提出的“下流化”。

有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老美地产经纪带着一位大陆女士把曼哈顿临近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看了个遍,这位女士对他说,500万美元的价格不是问题,之所以急着买房,是因为女儿要上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老美回忆道,“陪她看了六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口问:你女儿多大?她说:两岁。”

富人的这种做派让中产又爱又恨,他们没这么潇洒。在中国要维持一个中产的水准是件很杀脑细胞的事。星巴克的拿铁在旧金山要3.55美元,香港要3.87美元,而在北京要卖出4.81美元。中国制造的大众帕萨特在国内一度卖到5万美金,而在美国只要3.3万美元。中国造的衣服和电子产品常常比其国外价格要高。

中产们手中的财富与他们的风险相比显然是个笑话。就算你什么也不想、只是循规蹈矩在公司做事领工资,生活水准也会步步降低。危机未爆发时,收入勉强可以偿还债务,一旦家中有人得重病,或者企业破产倒闭,80%的所谓中产都要变成“百万负翁”。而且这些风险并无足够的社会福利兜底: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曾说过,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

当不屈服的中产咬牙上行时,所遇到的“天花板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80年代改革初期的制度活力,让向上流动机会大量出现,使得“四两”便能拨动“千金”。像今天的一些叱咤风云的大地产商,当初起步资本不过几万元。那会儿几千元就能开起来的市场调查公司,今天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门槛高企,准入收紧,中产跃入富人阶层的流动减缓,更多的年轻人只能考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分享“特权福利”,或者成为公司职员,像杜拉拉一样百忍成金。

  
英国《泰晤士报》近期所做的中国中产状况报道。无论是收入标准、家庭负担还是生活态度,中国中产的整体“段位”均要逊色一些。

全盘人生的热情低下

“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这首著名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唱的就是颓了的小中产。

他们并不赤贫。按三浦展的说法,他们的最大的特征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积极意愿的全面下降,是一种“对全盘人生的热情低下”。而这与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若整个社会快马扬鞭,普通人也可能搭上潮流上升,若上升板结、处处掣肘,除了极少数“金刚钻”,恐怕大部分规矩人都会往下沉沦。

与国外地铁里布衣百姓的人手一书相比,中国的中产们已经不怎么读书了,偶尔读,便是机场书店最火的三大块:营销管理、养生和时尚美容,这些不仅有助于获得“花果山总书记”所戏称的“逼格”,更为心理上提供通往富人之路的幻象。指望疲劳的他们关注农民工进城、贫困学生免费午餐和联合打拐,于时间上和利益计算上,都是一种“奢侈”。

“我们有时候觉得活得太物质了,没有更多地去关注公共利益。”一名事业有成的销售总监说,在他周围的高薪朋友中,有一个“突击享受”的现象——一遇到压力就去疯狂购物,动辄十多万的消费,给爱人买名牌包一买好几个,带家人去吃豪华自助餐⋯⋯这其实是中产面临的困境,“我觉得我们虽是中产,但还是小学生级别的中产,我们没有更多地关注到我们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中国好多中产阶层面临的问题。”

“垮掉的一代”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便书写的是美国中产子弟与世俗丑恶爱恨纠缠的故事。泡在酒吧,用酒精麻醉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滥交自己也看不起的庸俗女友来打发时间⋯⋯他在精神上安慰自己的只能是成为一个虚无缥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西方有句谚语:不信上帝,即信撒旦。主流价值和信仰的缺位,一些在正常社会只能是边缘的信仰纷纷粉墨登场。怪力乱神开始星火燎原,瑜伽、周易、灵修之类的东西也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随处可见女白领在钻研着她们的星相学、塔罗牌,逢人必问星座。符咒类市场之火爆,连郭美美都开始了佛牌和古曼童生意的倒腾。

人人网、开心网最火时,那些偷菜、抢车位游戏的流行反证了现代社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现如今,无望而又上瘾的微博刷屏,透射出都市白领们日益严重的焦虑情绪。身边不断有正值大好年华却猝死的消息传来,亚健康的白领们开始人心惶惶地叹着气想象身后事,据报道,重庆的一些年轻白领们更是带起一股小潮流,夸张地提前写好了遗书。

当小心翼翼地自保和生存成为唯一目标时,不想犬儒太难。学者胡平指出,早期的犬儒派是蔑视世俗的观念,现代的犬儒却失去了道德原则——既然无所谓高尚和了不得,也就无所谓下贱和要不得,对世俗的全盘否定摇身一变成了照单全收;而且往往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愤世嫉俗变成了玩世不恭。

  
2013年3月,英国伦敦,有钱有闲的中产们沉浸在爱尔兰传统节日圣派崔克节中。(摄影 张立洁)

中产不高兴

在最近一次针对各阶层公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全国性大规模调查中,社科院的专家们发现,中产阶级对于政治社会现状,尤其对于官僚腐败和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更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在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支出买单。相对于其他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心更低。敏感的中产阶级随时将会演变成为愤怒的中产阶级。

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大火,温州的高铁脱轨,受害对象均为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当这两起的受害者家属对政府每名死亡者赔偿九十多万元拒之不理,高呼“我们不差钱,我们要真相”时,“法律不是挡箭牌”的机器可以轻而易举让他们的声音销声匿迹。阿拉伯世界乱了,他们像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身冷汗。日本的地震波能够反映在中国的食盐市价走势图上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些在公开场合与社交网络中嘲笑底层的人,恐怕自己手中也囤积着几箱脱不了手的盐。

中产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减压阀,但无路可走时,也可能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当年埃及的大部分社会财富被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带集团榨取得公共福利几近于无,2010年其1000万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竟是小学教育水平者的10倍,同时大龄剩男剩女充斥社会,中产们背负着高物价与高税收苦不堪言,彻底丧失了上升能力,以至于最谨慎的他们也不得不同仇敌忾、揭竿而起。最为活生生的例子,便是最初响应和参加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参与者,多为中产、知识分子和学生,甚至还捎带上了一些富人阶层的下层人士。美国去年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成员组成也大抵相同。

同样,在1960年的委内瑞拉,左翼集团推翻政府的运动中,银行雇员工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近邻泰国,自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有过19次军事政变,而中产也一度是其主要支持者。更可怕的是,当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产竟然是主要推动力量之一。由此可见,如何善待与安抚“不高兴”的中产,的确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命门。

是的,为了重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政府也有了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结构来将收入翻倍的计划,但仅这样还远远不够。收入分配专家、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小鲁说,“如果没有财税、土地、社保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光把收入提高解决不了中产的实际问题。” 

奋斗在中产之路的房奴、卡奴们,社会虐你千百遍,你可还会待社会如初恋?李承鹏说得好:“这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你我都是戏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优雅和稳定,已成了上层和下层共同的笑料,亮出我们虚弱的舌苔,总是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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