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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上行那么难?——理想有多飘渺,天花板就有多硬
2013年第4期

2013年04月10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编者按:权力与财富勾结,是几百年来政治学、社会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社会不那么美好,但也没那么糟糕。与其“个性”张扬地批评社会,不如投入竞争,获得奋进的尊严。

文_本刊记者 李 樱

下行结果相似,路径却有不同。日本人因泡沫破灭而下行,美国家庭因金融危机而破产,“欧洲五国”像是为自己的懒惰付出代价,我们则是因高昂的房价瞬间变屌丝。

我们的改革有待深入,上行难是共识,瓶颈却不相似。A在美国办不起一份像《纽约时报》那样成功的报纸,是因为报业竞争充分得让你无孔可入;B在中国,更多是因为政策限制。我们的年轻一代也有待改变思路,穷忙可怕,更可怕的是穷懒。当上行路径变窄,个人发展代价增大,成本变高时,梦想与希望衰亡。

 
北京宜家家居的打折促销吸引了许多小中产前来购物,精明背后暗含的是生活压力下的焦虑。这一焦虑来自事业上行、子女养育等等的围困。(图 CFP)

没钱跟没势组合  窝头跟咸菜凑一堆

黄纪苏的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把社会的板结唱得那么无情。“大款跟大官组合/大官跟大腕组合/大腕跟大师组合⋯⋯没钱跟没势组合/没势跟没声组合/没声跟没辙组合/没辙跟素质低能力差组合/素质低能力差跟下岗组合/下岗跟上访组合/美女和豪宅放一块好看,窝头跟咸菜凑一堆自然,都有规律⋯⋯”

国家转型,经济提速,城市升级,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和升级越来越难。中产生力军能因高昂的房价、家童的入学瞬间变屌丝,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是改革30年的另一笔遗产。

改革30年,赢者通吃的逻辑在发挥效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工农人大代表的比例虽有上升,但相比较第十届,则是下降。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贫二代成了专属名词,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这无形中告诉我们,这个社会除了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在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这显然并不公正。

权力与财富勾结,是几百年来政治学、社会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赢者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还将面临先来者吃肉,不让后到者喝汤的局面。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的人同意。

更骨感的现实是,权贵建立了一种人生成功的标准——物质与权力,并近乎获得了一统天下的局面。什么都往钱看,甚至包括大学教育。

农家子弟赢得“鲤鱼跃龙门”机会的成本变高。大学生越来越多,学费越来越贵,寒门子弟越来越少,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30%滑落到10%,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还主要是低层次的制造业,没那么多高新技术产业容纳大学生,要么毕业就失业,要么连穷忙都变成抢手的权利。上行难是个问题,而如果上不去,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

  
深圳市八卦岭一家工厂运送废品的女工。外来农民工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 作,但获得的报酬相对较低。他们为城市做出贡献,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图 CFP)

不好不坏,逃避奋斗

日本将“下流社会”的中坚力量称为“不好不坏一族”,若换作中国词汇,“凑合”担纲其意。这一词几乎是大多数国人的口头禅。“将责任视为一种负担,得过且过,没什么理想和抱负”,甚至以“忘记目标,听从本心”、“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领导”作为无目标无抱负的自我释怀,是一大群衣食无忧青壮年的生活状态。

上班是为了下班,上网是为了聊天,电脑是为了游戏,办公室是为了约饭局。生长在我们历史上最富裕的年代,没有经受过严重的穷困,大多是独生子女的“不好不坏族”的感受力和状态与上一代完全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普遍脆弱、敏感,承受力有限。与真正从无产奋斗起的父辈们相比,年轻一代算是有产一族,因为还可以继承遗产。北大学者张颐武就被一位80后的无畏言语所震惊,“小两口说将来不用发愁,等到他们上面的两代人死光,他们可以继承最少三套房,小夫妻俩可以继承6套房。”

勇于吃苦,承受力非常强的“傻根”精神,在现代被当成笑话看待,80后、90后的年轻人有更宽广和长远的眼光,却因为不会有以前那样的承受力,导致普遍的“眼高手低”,理想远大,却因路上的荆棘,对理想望而生畏。有朋友就说,没有理想才能过得快乐,因为无痛无感无梦无趣才能回避内心痛苦。

身边大多人称自己是穷忙族,但“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一位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穷忙族”与富者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有多余时间吸收新知,闲暇时还能考证照,加强专业能力,升迁更迅速;而前者还停留在劳动时代,忙于处理事务性工作,每天都忙得不得了,却不给自己制定详细、明确的职业规划,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到最后变成恶性循环。

这是人生、职业有无规划的天壤之别。一位当年的高考状元感慨,读完研究生,发现自己的目标到头,等及忙忙碌碌脱离衣食之忧,才发现职业入错行,却已错过人生最佳的工作积累期,转行成本太高。让她在并非兴趣所向的职业内上行,自觉索然无味,便将就吧。

这并非个案。2012年,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公布了状元职业发展的调查报告,并查阅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的124名高考状元,称“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在最该学习人生规划的时期,学校教育教会的不是如何成才,而是培养高分。反而是综合素质强的中上游学生在往后的职业道路上更加出彩,形成了“第十名现象”。

人类社会是在痛苦中前行,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留给后来者的上行机会不会有太多,不管是开创还是在旧有方式里耕耘,都需付出比前人更多的智慧。社会确实不那么美好,但如果不正视自身的原因,永远停留在社会怨妇的层次,只能将自己真正的边缘化、草根化,自行堕入“下流”。

与其“个性”张扬地批评社会、指责社会的所谓“精英”,不如投入竞争奋斗。未富先宅、未富先堕,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这种弱者的心理将对社会的批评作为逃避竞争上进的理由,只因这是最少付出、最少内心纠结、最少自我问责的发泄方式。这将是最为可怕的放弃自尊。

社会不那么美好,但也没那么糟糕。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空间,多学习,多思考,多努力,即使不成功,也将获得奋进的尊严,尊严是在即便你什么都不是的状况下,所能剩的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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