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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 装满中国墨水的德国笔芯
2013年第6期

2013年06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编者按:听顾彬回忆那些年学汉语的日子,听他吐槽那些相熟作家的轶事,听他掰着指头数那些看不下去的小说,看他如何一口气喝完一小瓶白酒……

 
顾彬: 德国汉学家,于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文 摄影_本刊记者 白 帆

顾彬从深陷的单人沙发中一下子坐了起来,上身的西装背面布满褶子,看得出很久没熨烫了。“快撑不住了,我要喝点。”他径直走到酒柜旁边,掏出一个白酒瓶。“我刚从青岛回到北京就开了半天的会。明天还开。”深陷的眼窝,耷拉的下眼角,永远睁不大的睡眼,还有那标志性的一头银发,这个德国“怪老头”一副疲惫不堪的窘态。“外面看着累,但里面”,顾彬再次陷进沙发,摸了一下胸口,“一点不累。”

“咕嘟”一杯高度白酒下肚,没有任何呲牙咧嘴的表情,淡定地像喝了杯白开水。在酒精的刺激下,顾彬的话匣子于是彻底打开。

神父和李白撞个满怀德国人顾彬早年间沉迷神学,“14岁时,我自己主动要求接受洗礼。”这种对于宗教的虔诚直接影响到他的大学专业选择——神学。可没到两年时间,顾彬就想转行了。“当时所有人的选择非常传统,神学、教育和医学三个选项。我最后决定转学汉学,是一个意外。”“始作俑者”来自中国唐朝,当时一个朋友给他看美国现代诗歌之父庞德译的英文版《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顾彬被结尾处李白那句“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一下子吸引住了——中文诗歌竟能创造出如此令人遐想的空间!“河与天交汇,人却不见了,他去哪了?还会回来吗?太多的image(想象)。”“我为什么不学学汉语呢?”

对于循规蹈矩惯了的德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意外”。他的家人和朋友觉顾彬 装满中国墨水的德国笔芯听顾彬回忆那些年学汉语的日子,听他吐槽那些相熟作家的轶事,听他掰着指头数那些看不下去的小说,看他如何一口气喝完一小瓶白酒……得他疯了——学中文能找到什么工作?顾彬不管,放弃神学开始了对中文和日本文学的研究,包括爱上中国白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从1975年开始在大学教了20多年的现代汉语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我的兴趣还是在古代。”正因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痴爱,让很多朋友在介绍顾彬的时都调侃他是“早上五点起床读《论语》的家伙”。1973年他从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杜牧的抒情诗》。1981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研究论文内容也是《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这个被李白打中心怀的德国人,在中国古人的山水观里愈行愈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在德国正式出版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系列丛书,系统介绍孔子、老子和孟子的思想,之后还计划写《大学》、《中庸》解读……“汉语就是一门宗教。”可能在他看来,把文学和宗教这两样他最爱的事物扯上联系,才算是一种美满。

 
顾彬翻译的德文版《鲁迅全集》。

接受中国文化的二次洗礼

顾彬本名Kubin,音译成中文,似乎更该读作“库宾”,但从名字到谈吐,他已经很像中国人了。他酒量好,经常边做翻译,边往嘴里倒二锅头,这一点倒是和日耳曼民族嗜酒的习性相符,只是二锅头的度数绝对在德国黑啤之上。顾彬在崇尚李太白诗歌的同时,貌似在酒量上也在渐渐向偶像靠近。

“在这待久了,会不会被当作中国人对待?”顾彬低头看着桌上的小酒瓶,默默地回答:“没错,我希望我是个中国人。”但好像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我还是没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里面还是德国造的。”他用双手指着自己的胸口,撇了撇嘴,“太可惜了。”

1974年顾彬第一次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学有哪些
“葱”,“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但如果我放弃了,德国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当时的西德,除了几个中国古代汉字方面的老学究之外,连个会说普通话的人都没有。这一下子就让从新中国学成归来的顾彬产生鹤立鸡群的感觉。“那帮人只想知道过去的东西,对现代的玩意嗤之以鼻。”“我的老师是北京人,我说的中文都带着‘儿’。”顾彬颇为骄傲。

在中国一年的学习时间,每天四个小时里,顾彬都在学中文。毛头小伙正沉浸在中国文学的海洋里,迷恋那些能产生幻想的中国古典文学。他爱看唐传奇中的《崔莺莺》。“张生和其他人不一样,不找妓女而等真爱。结果找到一个倾城美女却拒绝结婚。字数不多的一篇文章,写出这么矛盾的故事,比后来改编的《西厢记》有意思多了。” 一个看似呆板的德国人,说服不了自己内心追求想象的冲动,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二次洗礼。

在中国文学里苦苦找“人”

顾彬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了解,从翻译产出可见一斑:茅盾的《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百花齐放》、巴金的《家》和《寒夜》,以及数不清的散文和诗歌集,说高产一点不为过。

“中国小说作品里看不到‘人’,却只在说故事。我更爱那些说‘人’的诗歌。”这种厚此薄彼的态度直到现在也让他饱受非议,不止一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家直截了当批评他“不懂”,每到这个时候,顾彬都像一个试图为自己辩驳的孩子阐述着自己的观点。顾彬拿自己写的一部小说举例,“《黑色的历史》里没有故事。就是描写一个人有什么困难,为什么在这里,他的失败和不愉快是什么。”文章大篇幅地侧重于人物内心的细节描
写,在作品中留下的悬念比所阐述的内容更艰深、更模糊。这也印证着他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借鉴——铺陈意境,然后制造幻象。那些内敛似的写作手法,他自己解释“故意而为”,而且对读者的要求极高,“没学过哲学的话,恐怕比较难懂。”在他看来,哲学和文学的沟壑并不象征着楚河汉界间的距离。

站在创作彼岸的顾彬,只是一个充满挑衅的侠客,满身“混不吝”的招数,却刀刀剐肉,见血封喉。后来顾彬又向媒体放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狠话。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的批评声向他袭来,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种亢奋的批判尤甚。“(垃圾论)本来是一次会议上我听一位中国的学者说的,只不过我先告诉媒体罢了。”仍旧是一副兵来将挡的模样,让很多圈内人不爽至极。

他还吐槽1949年之后的小说内容越来越直接,“不如看报纸”。那些被顾彬称作“见事不见人”的作品,多出现在1949年之后,被他归类为“二锅头”,相对之前的作品则冠名为“五粮液”——前者劲足回味短;后者入口柔而回甘。

但即使这样,并不是说顾彬不懂圆滑。那些多如牛毛的会议和宴请,他并没有刻意回避。“拒绝是不礼貌的,其他人对我都很好。如果一顿饭要坐5个小时,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身体不舒服,它想站、想动、想走,甚至——想踢足球。”“我每天都熬夜完成工作。我不像中国人什么时候都保持开心。”也许觉得人不开心不太正常,就开始幽默,“德
国人就算开心也不承认,可能和马克思有关,要先拯救其他人嘛。”顾彬已经学会用德国老乡为自己的性格开脱了。

戴了眼罩的疯马

顾彬写诗、写小说、翻译文学作品、研究古籍……但随着名气的增加,时间都被无休止的各种研讨会和上课所占据。每年除了在空中飞来飞去参加会议之外,他还兼着国内三所、国外一所高校的教学工作,主教德文、中国文学等。“我快要68岁了,还有32年的时间来决定下一步干什么。”顾彬在向自己祖国介绍中国诗人和作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北岛、杨炼、张
枣、梁秉钧等人的作品都是通过他的译文被德国读者所熟知。

1988年翻译完成《鲁迅全集》6卷本后,他想到自己才四十几岁,应该还能再做一番更大的事业,于是开始着手中国文学史研究。2005年,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喧闹出炉。但可惜的是,这本书没有了顾彬过往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

除了翻译作品,顾彬和一些中国作家的私交相当不错,一帮“酒鬼”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不亦乐乎。“1984年11月,那次我和北岛在刘心武家里,三个人喝得非常开心,喝了一瓶二锅头还有几瓶啤酒。”当时刘心武家在北京雍和宫,而顾彬则在10公里外的北京语言大学住宿舍。之后,喝多了的顾彬骑着自行车,嘎吱嘎吱地往家蹬。“当时一点不晕,第二天凌晨四点开始头疼,疼了一整天。”每当再有人批评他的“二锅头”文学理论
时,他马上就用自己说事儿:“二锅头不好为什么我还会喝?只是不能喝太多而已。”

他的部分同胞意外地也对他口诛笔伐。顾彬在德国国内对中国文学的过分推崇,引起了很多德国汉学圈学者的讽刺,“他们说我是戴着马眼罩的汉学家,没人支持我的观点,不同意我说的任何东西。我无所谓,辩解要累死我的”,这些故意而为的刁难,和整个西方对东方抱有的偏见一样根深蒂固,“那些人需要这种混淆黑白的模式来生存。不只针对我,也针对中国。”

2013年3月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将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大奖——2013年的“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授予了顾彬,这不啻于是一种迟来的鼓励和承认。顾彬坦言还没想好领奖时该和大伙聊点什么,但他透露,上台一定会先说“感谢中国”。

中国有10个人可得诺奖

三月风:聊聊信仰的问题,您觉得中国古代的文人和宗教有什么关系吗?
顾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在研究“什么是人”,本身就是一个宗教问题。我以前的老师说孔子没有信仰,我觉得不对,孔子总提到“神”一般的存在,他觉得有比人更高尚的主宰者,只是内涵不那么清楚。
三月风:除了翻译家,您本身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您怎样处理这几种身份之间的关系的?
顾彬: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都写诗。散文创作和知识、经历有关,这需要时间。没有情绪地堆积,更没法写小说。当那种喷涌的情感来了,告诉我无法用诗歌和散文表达的时候,我就知道该写小说了。
三月风:现在还在看那些中国作家的书?
顾彬:我没有时间自己找新书看,写作、上课很辛苦了。不能看十部小说,再选择其中一部来翻译。总体上说,余华喜欢玩文字,格非很重视市场,刘震云的作品让我笑。
三月风:莫言呢?
顾彬:莫言很认真。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比现在的长篇要好。《红高粱》的首要问题是,这算长篇小说吗?原本的四个中篇,被编辑捆在一起出版就成长篇了。
三月风:可他得了诺贝尔奖。
顾彬:莫言配得上这个奖。如果再找找,我觉得中国还会有10个人都可以拿诺贝尔奖,贾平凹、铁凝等等都没问题。如果是王安忆我会更高兴。
三月风:但您说过中国文学还有很多问题对吧?
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在话剧、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在话剧、散文和长篇小说,不在于诗歌和中短篇小说。很多人给我推荐散文,但看完我很失望。余秋雨很会写,他的开头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但直到最后也不去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这是他的毛病。很少再有人像北岛的散文充满幽默感。
三月风:您翻译了很多北岛的作品。
顾彬:对。但北岛不能再写作了,去年4月份他中了风。现在只能绘画和摄
影。说话有点困难,不能再说英文了,说中文也受影响。
三月风:那现在就没有值得一看的作品吗?症结出在哪?
顾彬:市场对文学伤害太大,书全部成为商品。作家考虑市场,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写作。所以我从来不看畅销书,不想失望。
三月风:您怎么判断作家的好与坏?
顾彬:严肃类作家的作品也可以大卖,诗人300本,小说家3000—5000本,
最好的能卖到1万本。可一个人的作品能卖1万本,他的问题也就开始了。因为好作家的作品卖不了这么多,因为市场不一定大,读者不一定多。
三月风:接下来有哪些计划?
顾彬:德国现在有关于李白的书,都是普及本的小册子。我要出一本关于李白的专著。但我实在没时间安心写,恐怕得告诉李白,你再等一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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