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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协和 半个世纪的精神守望
2013年第12期

2013年12月11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编者按:他以病弱之躯为精神病人权益艰难奔走、著文呐喊,耄耋之年仍活跃于一线,诊断不辍、笔耕不止、对理想与现实永远饱含信心,终至促成了《精神卫生法》——这一足可衡量国家现代文明程度的领域首部立法的诞生。

 
刘协和
1928年生于湖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病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司法精神病学泰斗,曾主持《精神卫生法》第一稿的起草,是精神卫生立法的重要推动者。

文 摄影_本刊记者 曲 辉

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审议,决定《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出台实施。八十多岁的刘协和当天身体不适正在住院,“如果我能喝酒,真想喝两杯。”

直到今天,刘协和仍然一周要抽出两天时间前往华西医院第二门诊部进行会诊与指导。就是在那里,他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室,进行了几千例司法精神病鉴定,写出了《精神卫生法》的第一稿草案。

曲折行医路

刘协和是湖南衡阳人。抗战的流离辗转中,他接连失去了祖父母与父亲。祖父患的是皮肤病,而夺去父亲生命的则是肺结核。也许这正是促使他1947年考大学时选择进入湘雅医学院的缘由。未料大三时他也因肺结核住进了医院。“从解放前住到了解放后”,“除了解手之外,包括吃饭,什么都是在床上。”

同学来看他,给他带来一本心理学的书,里面介绍了巴甫洛夫反射实验、斯坦福-比纳智力量表等,让他重拾起儿时兴趣,“大脑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是怎么样产生的?有的病人出问题,就是正常的机制出了问题,我想从这方面倒推来了解人脑的机制。”身体恢复后,1954年选方向,他是唯一第一志愿就报精神病学的。“神经精神科疑难杂症多,发病的机制不清楚的也多。自己选择的专业自己喜欢,一喜欢就一辈子都喜欢了,越做越喜欢。”

1955年,他毕业服从分配,来到了四川华西医院精神科。助教期间,他请病人到课堂讲述症状,“病人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也是我们的老师。”1958年,他参与到了新中国第一本精神病学教材的编写当中,该教材于1961年出版,是“四川医学院精神科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谁料没过几年,运动来了。常规治疗中使用的电休克、胰岛素疗法和氯丙嗪,成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三把刀子”。那时候鼓吹的“郴州经验”,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治疗精神病”,是“医生和病人睡一张床做思想工作”。作为“漏网之鱼”,刘协和吃了不少苦头,1967年还曾被下放到军垦农场去除草、放羊、看果树。即便回来后,五六年的时间里,身为医生的他也被勒令只能做护工的活儿:扫厕所、看病人。治疗权被造反派抢走了,“反正治不好也治不死。你会开氯丙嗪,我也会开。”

开创国内司法精神病学

秩序渐趋正常后,1979年,他考取了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两个名额之一,前往伦敦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访学。司法精神病学和生物精神病学是他考察的重点。他甚至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精神病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当时国外精神病院的配备和管理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国后,他牵头成立了司法鉴定研究小组,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室,自1981年开始即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例,至今已超过4500余例。同时他在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系开办法医精神病学,“原来的法医不讲精神病学”,可是作为法医,“他的知识构成应该了解脑子出了问题,跟法律有什么关系。”

司法鉴定囿于当时的法制环境,往往要面临许多冲突和误解。1985年,西昌市某官员之子在喝酒时,将一名陌生人抽刀刺死。刘协和受委托后,反复分析最终鉴定此人为限定责任能力人。当时法庭之外“数千群众都在喊杀”,一审受此影响判处死刑。二审时省高院慎重改判死缓。后来刘协和出差时顺便去监视了解情况,管教的反映证实了鉴定的科学性。2006年的邱兴华砍杀十人的恶性案件,刘协和非常惋惜法院迫于压力拒做鉴定的做法。他判断邱具有典型的嫉妒妄想症,“法院不能只考虑压力,而忽略公平的原则。”他始终认为对邱审判前实施精神鉴定,是对犯人合法权益的保证,也是对中国司法程序的维护。

精神卫生法拓荒

1985年,卫生部发文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具体任务交到了刘协和手中。“我接到任务后,第一反应就是拿起电话,把熟悉的人召集起来做这件事情。”他召集了五位专家组成小组,在刘协和的家中拉开了起草序幕。

盛夏,大家穿着背心仍然汗流浃背。参考资料极度短缺,起草是用铅笔写就,以方便修改,誊为一式四份上呈卫生部与省卫生厅。当年11月,在成都的司法精神病学研讨班上,刘协和把第一稿提出供讨论修改,第二稿,“复写了发送到公检法部门去征求意见,又修改”,此后数版,刘协和均请老伴做秘书誊抄复写,或是刻蜡板油印。

从1985到1999年,草案在刘协和手中十易其稿。其中第六稿后被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杂志之上,第十稿甚至被台湾地区大量采用。“大大小小的会都征求意见,世卫组织出的资料和文件,我们都参考着要改。”每一次讲习班,都有世卫组织和卫生部的专家参加讨论,总说“回去计划在五年之内出台”,每一稿却都没有回音。

刘协和到国外开会时,有人看过英文版草稿后说,“你们这个很好,对于国外的攻击是个很好的回应,可为什么还不出台?”刘协和只能解释说,想必是经济原因。1996年时,他借出差之机自己去卫生部了解情况,接待他的科员也只是客气地称“领导还在研究”,请他吃了顿饭,“我还能有啥话说”。

14年的等待中,他渐渐两鬓染霜。直到1999年,立法工作由卫生部医政司移交至疾控司,方重新启动并加速。“疾控司很积极,我很高兴,非常有希望。”古稀之年的刘协和渐渐淡出了立法前线,将接力棒传至中青年专家之手,使他意想不到的是,“被精神病”的争议风波进一步催化了整个进程,“坏事变成了好事”。如今正式法案已与当初的草稿变化甚远,但“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和“发展精神卫生事业”却始终未变,病人入院治疗“以自愿为原则”也一以贯之。
长久的心愿终于达成,刘协和却并不停止勤奋治学。耄耋之年的他去年出版《精神病理学》一书,今年还在不倦地翻译着DSM5分类目录。“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刘协和仍在致力于年轻人的培养,“我事业的延续靠学生”。“在有生之年,我希望中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队伍更加壮大,这一领域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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