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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三十年众人谈 基金会和她的伙伴们
2014年第3期

2014年03月13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基金会的宗旨是: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这在当时对于许多身处逆境、承受痛苦的残疾人,如同温暖的春风,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崔乃夫
曾任民政部部长,1984年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第一任理事长。

历史值得铭记在心

基金会成立后,残疾人事业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首先是定标准,什么是聋,什么是哑,什么是盲,什么是弱视。后来普查的结果我印象当中当时残疾人口是5000多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

当时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盲人聋哑人协会无法囊括全部残疾人事业,还做不成很多事情,所以我们感觉到残疾人事业要发展,必须联合。当时把盲人聋哑人协会和基金会两个合并起来是我出的主意还是邓朴方出的主意,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肯定,是我拍的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筹备以及今后的组建,标志着中国残疾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她不仅仅是几个组织的简单联合,也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质上发生飞跃。

 

胡德平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人道主义让残疾人更有尊严”

1985年年底,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文件起草组。起草组成员分别就妇女、儿童、城乡困难群体、民族、宗教等界别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时残疾人基金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成为我国社团组织中一颗新星。邓朴方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地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的意见反映了残疾人、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祈盼和支持。

二十年以后的2004年3月1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们以2863张赞成票通过了我国宪法的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条文写入宪法。此时此刻,会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国宪法承认“人权”,这是全国人民对人道主义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但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更有尊严,而且还将赋予全体公民今后全面发展的,任何人也不可剥夺的法律权利。非常荣幸,我作为该届人大代表,也曾投下过一张神圣的赞成票。

 

刘京
公安部原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1988年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

“康复中心最大的成绩是把康复医学引入了中国”

1985年下半年,我就开始参与建设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了,为这个事情整整干了三年多,那时候在工地上,我们风餐露宿,我记得我们搭了一些木板房,很辛苦,但不管怎么样,最后在南郊树立起这么个医院来。

康复中心最大的成绩是把康复医学引入了中国,我们过去只有两个医学概念,一个是预防医学,一个是临床医学。我们引进了第三个医学概念,叫康复医学,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对有残疾的公民从医疗上的保护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各地康复医院已经比比皆是,但是起步是这儿。

 

张海迪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联主席。

 “基金会不仅是基金会,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三十年前,参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大会,我见到了很多令我尊敬的人,有老一辈革命家,也有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大家都那么热情地支持残疾人事业,也给了我很多思考,我认识到,过去对残疾人的歧视与偏见开始改变了。基金会的宗旨是: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这在当时对于许多身处逆境、承受痛苦的残疾人,如同温暖的春风,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近几年,我不断思考基金会的意义,它的发展前景。要做好基金会就要有坚定的决心,始终弘扬人道主义思想,树立良好信誉,做好服务品牌。希望基金会以对残疾人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断在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上下功夫,充分发掘社会资源、创新公益项目,管理并使用好每一笔基金,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为承载社会公众信赖和广大残疾人殷切厚望、享有广泛声誉的慈善机构,为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刘小成 
原中国残联副主席、理事长,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顾问。

“这个组织开会,谈的全是实事”

我当时陪着邓朴方向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汇报,有位国务院领导说了几句话:第一,对不起残疾人,我们不知道残疾人状况这么差。第二,以前不知道什么状况可以原谅,现在调查结果出来了,知道了,再不做,我们就有愧于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一定要认真地把残疾人工作做好。

我在职期间,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第三个五年纲要”,围绕着各方面的调查结果执行国家计划。搞了两项大合作,募集了两亿人民币,三千万美金,做了一个大的社会宣传。此外基金会参与,和残联一起帮助国际狮子会在中国建立组织。

要说各个团体组织干事最多的,要算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残联。这个组织开代表大会、理事会,谈的全是实事,任何一个项目的实际成果都摆在那儿。这些事,一直是在邓朴方的旗帜下,大家共同做的——干什么事都求干得好,最后干得也都比预想的好。

 

周敬东
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副理事长。

“我对基金会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眷恋情结”

基金会成立以后受到社会广泛支持,地方政府尽量压缩开支,对基金会有或多或少的帮助。一些企业家如香港富商李嘉诚等,对基金会也功不可没。当时基金会大部分募捐是靠开展活动推行,残疾人职业技能比赛、残疾人运动会等,只要一有这样的活动我必定加班,初期往往没有待遇,吃饭也不方便,但大伙没有怨言,心气很高,都有一股干劲。“人道、廉洁”的职业操守做得很好。我们当时是在邓朴方的带领下“化缘”,而现在的基金会各种条件改善,机构健全,为残疾人进行服务方面手笔更大,所以现在基金的用途广了,残疾人受益多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三十年,“远看成岭侧成峰,近看与其他不同”。她既有雄壮的风采,也有朴素的品格;既豪迈,也俊秀;有心怀全局的大气,也有人才荟萃的灵秀。我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眷恋情结,更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慨。

 

蒋小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联合国投资委员会委员、香港赛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84年的天可晴了,残疾人的事业扬眉吐气了。”

1984年9月,基金会在港举办捐赠画展,画作由吴作人等67位著名画家捐赠,包玉刚、霍英东、李嘉诚等社会贤达对这一新生事物,态度积极,认捐踊跃,为基金会募得了第一笔可观的数目。
基金会一行包括朴方和工作人员去了六人,我随行义务服务,搬画、运行李、推轮椅等,什么都做,一群知识分子大汗淋漓、高高兴兴地卖着苦力,不光是义卖,还去香港各个慈善机构和社会性组织参观学习,东华三院、保良局、仁济医院、博爱医院都去了,最后去的是香港赛马会。
过去大陆官员访港,绝不会去马场。其实,马会的盈利二分之一都归政府,而其中大部分政府是用来资助慈善机构的,每年上缴的钱约占政府整个税收的10%,在慈善工作方面,香港有着成熟、丰富的经验。

马会董事方心让邀请大家现场考察马会的运作,我们了解了驯马师的生活,了解到慈善事业怎么运作。朴方和驯马师亲切握手交谈,当时,马会从未接待过如此高规格的内地代表团,大家都很感动。方董替在座所有客人押了一笔,演示如何下注,赢了点钱。

从香港回来,很快就到了国庆节天安门大阅兵。那真是一种扬眉吐气、直着腰板做人的感觉,北大学子打出自己写的横幅“小平你好”,当时我和朴方都在,觉得天可晴了,残疾人的事业可以扬眉吐气了。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烟火,朴方在,海迪也在,大家特别高兴,看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觉得真的很有希望。

 

范徐丽泰
全国人大常委、香港赛马会董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

“社会的底层,是最需要呵护的”

2010年8月20日,马会通过基金会向八一康复中心捐赠5296万元人民币,用于援助康复设备购置、康复专业人才培养等。后来,有一次我正好去四川,小泉理事长就安排我去看看八一康复中心的设施以及他们的工作。

一位17岁的女孩因地震致全身瘫痪,在医生的指导下做着各种动作,满头大汗咬着牙做。她很乐观,对我说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都不会放弃。这不单是她自己的努力,基金会给了保障,身边的医护人员都扶了她一把。察看水疗中心时,我看到一些残疾人正在做水疗康复,在岸上不能动的,在水里就会有些反应,病人们兴奋不已,我觉得八一康复中心在残联和基金会的全力支持之下,做了很多工作。

如果有一些人,永远停在社会的底层,没有人理他,时间长了,他就会有怨气。大家都好,这社会才会繁荣安定。在我的眼里,残疾人和健全人没有什么不同,有的人看得出来有障碍,有的是看不出来有障碍,但脑子有问题。客观现实中,残疾人的境况不尽如人意,基金会的工作似乎永远做不完,这就更需要国际化、专业化,所以我们后面的合作不单是在硬件方面,也深入到了软件方面,进行高校人才培训。

 

李嘉诚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长江新里程计划”资助者。

“从善应当不择细流”

1991年,邓朴方来香港访问时,特别跟我提出他的想法,他希望把我的捐款作为“种子钱”,每用1元,带动各方面拿出7倍以上的配套资金,用到残疾人最急需的项目上。我当时很赞成,每一个铜板都是我辛辛苦苦得来的,基金会使用资金的效益这么高,令人佩服!基金会所做的,正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我自认为,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邓朴方先生可能不知道,那次与他对谈了两个小时后,我返回办公室,很兴奋,竟然忘了肚子空着,便拿了杯白兰地喝下,立即感觉有些醉了。1991年,我的长江实业集团捐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1亿元,在那之后我在致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国际眼科中心成立的祝词中写道:“至今我仍认为,这是多年来捐款中其中一项最深具意义的事情。”

在那之后的十年间,我与残疾人基金会通了很多封信。大到项目的选择、捐助资金的使用安排,小到为一个残疾人解决具体困难,能想到的、能做到的,我都想亲自询问一下。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国外假肢技术的最新报导,便让人从电视台找来录影带,快递到北京供他们参考。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信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这就好比开展多年的“长江新里程”计划一样,继续发展到了二期、三期,如果此生能做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这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苦难的生活是我人生的最好锻炼,尤其是做推销员,使我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明白了不少事理。所以这些,是我用10亿100亿也买不到的。有金钱之外的思想,保留一点自己值得自傲的地方,人生活得更加有意义。

民政部曾为我颁发“中华慈善奖”终身荣誉奖,我很高兴。我觉得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这样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而且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所以我特别感谢参与“长江新里程计划”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是他们付出的专业精神及真诚的爱心,令项目得以发挥应有的效用和价值,奖项应属于每一位工作人员。

 

林泰
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不拿一分钱给自己搞福利”

起初募捐特别难,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只认红十字会,基金会当时对外界没有什么影响力,在富建胡同租了一个四合院,很艰苦。所以刚开始我的印象里钱不多,名声也没打开。通过这三四年一届届搞下来,现在比过去有巨大的变化。现在已经不是小打小闹了,一个是把募集的资金增大,另一个是要把钱用好。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清廉。我看过其他的基金会,每一个募捐到的资金都会抽几个百分点作为管理费,用于自己的开支;但就是我们残疾人基金会没有一分钱用于自己的福利,任何开支都是靠国家拨款,不从善款里拿一分钱给自己搞福利,这点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对于基金会的未来,我写了四句话:大展基金声望,坚守廉洁清白,拓宽募捐渠道,给力抢救事业。

 

律曼华
1983年4月,调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办小组联络员,并担任邓朴方首任秘书。1986年到基金会国内部康复组(1988年残联成立后更名为康复部)工作。

“我们不是残疾人的救世主,而是残疾人的服务员”

我是做一座桥,把基金会和基层残疾人联系起来。因为某个人受到朴方的鼓舞会产生一连串的良性反应,他周围的朋友亲属都会讲这些事情,会有一种观念的转变。我在基金会工作的岁月里结交了很多残疾朋友,不仅仅是因为朴方“和残疾人交朋友”的要求,更秉承我自己内心的信念:“开拓进取、敬业爱岗,把自己置身于残疾人队伍中,沉下去。”随着时代变迁,现在的基金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日新月异,更开拓进取,但没有一个事业的发展是靠个别部门的努力使然,终究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残疾人也是能创造世界历史的,他们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包袱;但中国残疾人基数大、涉及家庭多,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些有代表性、时不我待的事情——我们不是残疾人的救世主,而是残疾人的服务员。

 

薛恩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长。

“三项康复让基金会扎根到最基层”

邓朴方去山西大同调研,有一个儿麻患者坐在地上,问邓朴方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治病,帮他站起来。邓朴方让我着手调查数据,全国有多少儿麻患者,能康复的又有多少。1987年7月,我们组织召开部分省市康复座谈会,向各个医院各科主任征求意见,如果要全面展开康复工作,服务对象和数量如何定。

最初想囊括精神病在内的五项康复,但“数量定大了完不成,小了影响太小”,五项康复太多,三项最好,而且因为没有那么多语训地点和老师,受语训的聋儿也不能太多。最终确定开展30万例儿麻矫正、50万例白内障复明、3万例聋儿语训三项康复。

此后,基金会组织了北京各大医院骨科主任参与的十几批医疗队,都没有报酬,奔赴各地专门实施儿麻矫正手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到厦门做了一例儿麻患者脊柱矫正的手术,将患者弯的脊柱竖起来了,当地一下轰动了。因为与老百姓打交道,所以三项康复一直深入到最基层,从儿麻矫正手术后,大家都知道有个残疾人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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