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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肢业的江湖
2014年第5期

2014年05月08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文_曲 辉

编者按:从工伤、截肢到康复、挑选与装配,周军的人生与假肢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他的经历和观察,或可折射出整个假肢行业的现状与迷局。

周军,1986年生,江苏盐城人,2006年因工伤双腿截肢,康复期间详细了解了假肢行业,在上海假肢厂装配进口假肢两只。后创业建立工厂,2014年被诊断出患尿毒症。

 
技师制作假肢需要十几道工序,其中除了做接受腔外,调试关节也是个精细活。(图 CFP)

八年过去了,周军去工厂最后一天的记忆被整整齐齐地抹掉了。“从早到晚,所有的记忆都没有了。”

医生告诉他,这是“选择性失忆”,是大脑在突发灾难与精神创伤下避免精神崩溃的自我保护效应。他对当天状况的了解,基本来自后来别人的告知。

“做机械肯定有危险嘛。受伤是很正常的”,他淡淡地说。

那时,二十岁的他在江苏盐城一家工厂里负责数控加工中心,操作时要进入一个老板违规搭起的屏障内。那天他许久没有出来。外面有同事工作累了,停下来抽烟,渐渐有细心的人感觉听到的机器声音不太对劲,于是赶紧跑进去察看,立刻被吓住了——

机床那根约到人肩膀高的横向主轴,仍旧疯狂旋转着,而周军的工作服袖子被它搅住,整个上半身被吊起悬空。身体随着主轴的每圈旋转,他的下肢都会反复沉重地击打到地面和机器其他部件。

昏迷的他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胳膊、腿、肋骨骨折多处,身上还有严重的烫伤,更危险的是,巨大的旋转离心力已经几乎甩空了他身上的血液。“一边输着血,一边流着血,根本就跟不上。”血库告急,颇有疏通能力的老板派了四辆车、八个员工紧急赶赴周边县市找血。

“如果是一个小厂老板,我这样的情况被送到医院,肯定就挂了。”他认为从某种角度上讲,老板也算是“救命恩人”。

 
早期战场上及一些落后地区的截肢手术,由于缺乏康复理念的前期介入,常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以后假肢装配的弊端,如留存残肢太短、残端神经与肌肉处理不善等。(图 CFP)

“工伤保险是出事当天办的”

十个小时的手术,半个月的ICU重症监护,命保住了,但他永远失去了双腿,还有右肾——地方医院的抢救条件有限,外伤手术全做完了,才发现腹腔里全是血,一颗肾脏破裂。

“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有别的想法也改变不了”,他叹息一声,“我心态还好,整个过程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老板托关系在出事当天给他办了工伤保险:一次性赔偿五万块,以后劳动局按月支付工资,假肢费用则由老板出。

与周军一样遭遇不幸,在山西运城打工的蔡婷则没有获得任何赔偿。10年前,她进了一家只有两三台机器的私人制鞋厂。上班第一天就值夜班,对机器茫然无知的她,被机器吞噬了一条手臂。

很难想象当时的疼痛与恐怖。仍留有一丝清醒的她,还挣扎着给自己的姐姐打了电话求救。被送入医院之后,“老板就把机器都搬走了,人也跑了。”

蔡婷的残端愈合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能装得上假肢,“主要是没钱,当时医院问我们要十来万,也就没想这个事情。”

像周军和蔡婷一样的因工伤截肢者,在我国226万截肢者中占据了相当比例。安全培训、劳动防护的缺失与设备本身的隐患,都为打工者的健康与安全埋伏着炸弹。据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的一份典型材料显示,广东珠海的一家电气公司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中,便有61名工人先后被认定为工伤,被伤残工人形容为一家“制造断臂残肢的工厂”。

交通事故则是导致截肢的另一重要原因。曾打破残疾人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汪涓,就是13岁乘公交车时,被人群推挤跌倒、遭到车轮碾轧而失去右腿的。

此外,上升势头最猛的原因,是糖尿病与血管类疾病。在去年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17次学术会议上,相关专家援引3次全国糖尿病足病调查结果表示,我国糖尿病截肢患者数量约占全部截肢患者的1/3,占非创伤截肢的四成左右。

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工程研究所所长曹学军的观察,这样的病人比例近年迅速增加。他的病人中有一个就是大学计算机教授,“没白天没黑夜地搞程序,结果就突然爆发了,血管堵塞坏死了,双侧大腿截肢。”

 
针对“篮球女孩”的高位截肢与大面积伤痕,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曹学军带领团队攻克了这一具有世界难度水平的假肢装配个案,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高度称赞。(图 CFP)

“每天早晨来割掉腐烂的肌肉”

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假肢与矫形器制作师“0000001”编号执业证书的曹学军,见过了太多的悲欢离合。

来研究所的病人们,多已在医院进行过截肢手术。可这些手术常常造成了很多麻烦。

“急诊受伤的时候,医生的首要考虑是保住生命,但是手术应该留有余地。可医生不管:我给你做了手术,一期愈合,OK,我的责任就没有了。骨科大夫通常看不起截肢手术,都是新来的医生做,其实这事技术含量很高很讲究。”

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上世纪上半叶的战场急救中实施了大量的截肢手术。由于情况危急、条件简陋,很多案例在手术时并未考虑到以后佩戴假肢的可能,切开皮肤后将肌肉拨开、骨头锯下后,甚至肌肉不包就一缝了事,以至于手术之后,残肢末端的肌肉全都萎缩到骨头周边。

神经不处理好,就会形成敏感的神经瘤。薄薄的皮肤包着尖锐骨茬,更容易磨破导致二次伤害。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建议进行修复手术,将骨头去掉一些,用皮肤和软组织包好。“其实在截肢时,时间稍微长一点,再考虑一下,手术就会好一些。”

除了态度问题,其实也有技术差距。周军在盐城手术后一个月,他的左腿残肢开放性创伤一直没有起色。束手无策的大夫每天早晨来,当着他的面“将腐烂的肌肉拿刀割一割、剪子剪一剪”。可医院又不愿放他这个“典型个案”走,说要去上海进药给他用。他心想“那我不如直接到上海去”,结果转到大医院,问题立马解决。

而汪涓伤后一年之内,也不得不做了二次截肢手术。“第一次手术,因为人家看着我特别小,觉得可惜就没有截多,上面留了一块死皮,残肢就老也长不好,各种手段都试了也不行,而且留得太长,也没法做假肢。”二次手术一年之后,她才装上假肢。

“回扣拿到,就不管你了”

康复中的周军开始上网搜索假肢的相关信息。假肢公司的业务员也纷纷找上门来,病房积攒的广告彩页摞了有一人高。

“假肢公司都跟骨科有内部的联系,这边做一个截肢手术刚进手术室,那边假肢公司的人就知道了。我觉得去不去他那装无所谓,但可以在交谈中了解假肢。”

可这些业务员给他最大的印象是“不专业”,说的跟患者想的风马牛不相及,稍问专业一点的东西就茫然。

他们都会经常跑来套近乎,一处处个大半年,还时不时地送礼物打温情牌。提出的要求就是,“不装可以,你过去看一看”。一旦过去看了,发现里面有不少病人,一沟通效果不错,往往就会中招——其实那些都是打电话临时请来的“托”。“只要把你拉过去了,回扣拿到,就不管你了。”

业务员里面也有残疾人,可以加更多共鸣分。“许多人觉得:他对我这么好,我来看了,也沟通过了,再走就对不起人家。说白了,他们也是抓住了你的这种心态,肯定是经过培训了。”周军在康复期间,就一直在研读劳动法和心理学。

当时某品牌假肢的江苏区老总甚至亲自来找他聊天,希望把他拉进公司里做销售。“说我知道的东西,他们公司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业务员是假肢战国硝烟中的冲锋连。有的假肢私企,派业务员去拉关系。如果不跟医生搞好关系,常常病房门都不让进。矫形器更是直接跟医生个人挂钩,据说有很高回扣。有单位出了工伤,业务员也可以跟负责人说:“到我们那儿装去,我给你好处。”而假肢的整体价格层层加码,最终还是由使用者买单。

业务员“抢病人”曾一度猖獗。以天津假肢厂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业务收入锐减,有三分之二患者是被小公司业务员截走,编出的理由则各种各样:有的说厂领导出去单干了,有的说厂里师傅死了。甚至有家私企直接找到厂家,准备介绍客户抽取三成提成。

猫腻远不止此。“患者到我这装假肢,定价五万,他说‘你给我开十万的票’,这样的人不少。我们国营单位做不了,流失了一部分客户。”一名业内资深技师分析道。

激烈的竞争之下,小公司有时故意压价,然后偷梁换柱。“国营厂五万块钱,他四万八;我四万八了,他四万六。”“用的树脂说是进口的,结果给你使国产的。关节是进口的,其他部件给你使国产的。”

他认为假肢市场“目前有点乱”。假肢最关键的技术环节就是接受腔的制作。“零部件相当于椅子腿,接受腔相当于椅子面,椅子面上有两个大钉子,你那腿再好再结实也不敢坐这椅子。”

“在国外制作一个接受腔费用很高,而国内个别企业却一点也不顾及制作的含量。只注重关节部件的厂家,制作费用占假肢总费用的比例很少。”

他最近刚为一位老太太换过接受腔。老太太的假肢是在上海的一家私企装的,三十多万的智能腿,但由于残肢变形,需更换接受腔。检查了之后,技师报价最低三千八,老太太却一咂嘴计较道:“人家做一个接受腔才两千。”结果老太太走了之后又回来了。给她制作好配戴后,这位技师问:“您这三千八没白花吧?”老太太答道:“没白花,明儿我给你扬名。”

政府的项目同样会遭遇“价格陷阱”。前不久,某地方康复部派人来京,请一位专家检验一下招标的关节到底是气压的还是普通的。政府招标,要求装气压关节,结果他把关节螺丝拧下来一看,竟蹦出很长的一根弹簧来。

“话说回来,部件费总共三千,气压的关节就值两千五,没利润了,就把气压改成了机械。”更可笑的是,产品上还堂而皇之地打上了CE认证。“到中国质量检验中心测过吗,三百万次试验做过吗?这试验要做十五天的。”

有记者去云南调查过一个公益项目的执行情况。表面上看,车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配备齐全。可假肢没病人试,看不出是好是坏,于是翻看病历,也挺像模像样。直到留意最后有一行,是供病人满意了之后在那签字的——结果一个签名也没有。

一些公益项目采用塑料板做接受腔,适配率很差,部件采购价格非常之低,可以想见其质量。有的假肢中心是被“收编”过来的个体,挂的却是官方的牌子,领着任务和钱。还有的技术根本不行,受委托制作,不让挂牌子。三个月不到,生产的假脚就散了,大腿膝关节吱嘎作响。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的项目招标中,膝关节才三百块钱一只。这种评审,竟然也通过了。

“我要切身体会才知道用哪个”

接触了大大小小几十家假肢机构,周军拒绝了最卖力游说他的那家公司。那家品牌宣传的卖点是:分公司全国有几百家,出差或旅游假肢出了问题,一个电话就有人修。“我跟他们说,我是希望它不坏。强调维修网络多健全,是在说明产品有多么不合格吗?”

工伤使他的腓骨头位置改变,他发了一封邮件寄往德国的奥托博克总部,附上了自己的X光片和情况描述,询问假肢安装注意事项。

他把假肢比作香烟,“比如买奥托博克的,无论在上海买还是盐城买,它都是奥托博克,都是一包中华烟,区别在于谁给我装。”假肢是一对一的服务,发现一点不合适就要调整,几百家分公司的,肯定达不到这个要求。

他最后选择了上海假肢厂。他希望说出假肢型号,随时能够亲自试一试——而那些小公司都是拿彩页过来,选定了才进货,用了不合适也不能反悔。

上海假肢厂坐落在著名的胶州路上,创立于1958年。胶州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而为人熟知,而在此前,那里是远近闻名的“假肢一条街”。

周军看到的全盛期的胶州路,布满了成都小吃一样的小门脸。“里面一张办公桌,边上一排椅子,一条假肢训练的过道,十几个平方,门口竖个牌子。看了一眼我就觉得肯定不靠谱。”这些小店正是靠着低收费的噱头来截流客户,“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像抽真空的真空泵,小作坊用的,一般是五金店两千块钱随便买来的空压机,原本用来摩托修理的那种,但大假肢厂用的就是奥托博克原产泵了。

周军观察到,这里有草地、鹅卵石路、桥、楼梯等各种路面训练场所,还有绿灯只亮十秒的过马路训练。有好几位技师,在边上专门指导。中国假肢标准的制订者之一,还仍在这里上班。

“改革开放前,很多伤残人员都到上海去配备假肢。因为当时上海的工业化程度是最高的,顺便还可以开开眼。”北京假肢矫形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庚凯峰说。后来社保、医保与工伤赔偿都进行了属地化管理,北京假肢矫形技术中心成了北京地区的定点单位之一。

它的前身北京假肢厂与上海假肢厂创建于同一年。当时为解决革命伤残军人假肢装配问题,国家几乎在各省区都建立了隶属于民政部门的假肢工厂。

这些工厂早期生产的都是皮腿或铝腿,甚至山东到现在还生产一种木质接受腔。皮腿需要拿牛皮裁完样,绷起来晾,干了后才能缝,里面塞上毡子皮子,上面一勒,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曾卖六十块钱一条,约相当于当时的两个月工资。

一个最简单的皮腿做下来也得一个星期,有时还受气候影响,夏天容易长毛。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树脂假肢,早期用的树脂材料固化的时候还有毒。

“1976年那会,我师父腾云龙去给罗瑞卿将军做假肢,从那时起,开始从德国引进一些零部件。”中学毕业即进北京假肢厂、假肢从业35年的杨宏达回忆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的第一届现代下肢假肢培训班,就是在这里举行。

当时德国奥托博克公司为了推广其产品,在中国办了一些技术讲座。民政部假肢研究所和德国假肢协会合办了培训班。培训免费,但有名额限制,一班二十人左右,先学习接受腔制作,再了解关节材料。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时拜会了邓小平,会面结束时他问小平还有什么嘱托,小平沉思片刻说:中国的残疾人还很困难,你如果能为他们提供些帮助,是件很好的事情。于是后来有了卡特基金会同中国残联的合作协议,向当时的北京假肢厂赠送一条假肢生产线。

“我1988年考上同济大学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在入学时就跟我说,你有两条路,一条是机械学机构学,前途无量;另一条是刚兴起的康复工程学,为残疾人服务,行善积德的,但阻力也比较大。你自己选。当年我选这个路时,想到会比较艰难。”

后来国内一些假肢专家纷纷赴美国、日本与德国参观学习。曹学军就去了日本。后来他作为主考官,主持了从1999到2002年三年的全国假肢与矫形器制作师执业资格实操考试。

“那时的考试确实很难。当时参加一次下肢培训考试费用三万,上肢两万,没有那个证就甭想执业。”

他共组织了下肢九期,上肢八期,一期约20人。学员们各自不服,有人自吹“西南小腿王”,有人号称“东北大腿王”,等勉勉强强过了考试后,再见人就会变得特别谦虚,再也不称“王”了。

“全球最好的假手,连拧毛巾都拧不好”

周军最终在上海假肢厂选定了两条奥托博克的假肢,共十四万多。如果按工伤算,标准则只能控制在七千元一条。“老板跟我爸是老相识,我爸打电话给他说:我儿子这么年轻,装上这个七千块钱的东西一点运动能力都没有。老板说,那就装好的。”

除了不能快速地奔跑和下蹲,他自感与健全人也差不多。“步行时间甚至还要久一些。”维护上每年一次,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他有些庆幸自己的明智选择,“如果用国产普及型,一年用不到肯定就报废了,里面就是一块橡胶嘛,没有别的东西。走路时,假脚受压迫和抬起,次数多了就折断了。”

他没有选择宣传得很厉害的智能型假肢,因为从亲身体验和观察来看,效果并不好。他看过一条四十多万的大腿假肢,实际上楼梯的时候,“该松的时候不松,该锁的时候不锁”,肌肉反馈信号的错误率很高。

他还见过一只号称全球最好的假手,据说扔一个乒乓球过来都能接着,乒乓球还捏不碎。结果有个车祸截肢的患者自费装了一只,连拧毛巾都拧不好。许多人用了一年,发现不如不用,于是又换成一只美容手。

运动员汪涓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生活假肢,都是由她个人负担的,国家只是出了运动假肢的费用。运动假肢对技师的要求更高,“咱们国内做运动假肢都是看人家国外的视频学,慢慢摸索着在配戴者身上试,让自己感觉。”“国外都是用电脑调试,看设置合理不合理,角度对不对。咱们就靠人眼:你觉得怎么样?你跑过来,我用DV来拍下你怎么样。”

汪涓的第一条假肢就是在北京假肢矫形技术中心做的。事实上,那里除了先进产品之外,还一直保留着最老式皮腿的制作,“一些老伤残军人穿了几十年,已经习惯 了。树脂虽然轻,但皮子无污染,透气性也好。我们毕竟还是公益性质的单位。”庚凯峰说。

“我们没有业务员,仍然是所谓的‘坐商’吧。市场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国营厂的参与可能并不在同一平面上来进行。我们退休职工有一百三十几名,还要考虑厂房折旧、设备折旧、人员工资⋯⋯跟一些公司可能没有可比性。真的参与到恶性竞争中去肯定会两败俱伤。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并不一定靠血拼才能占领市场。”

那条从美国引进的生产线后来被应用于国产零部件开发,二十多年来,北京假肢矫形技术中心的产品出口到了33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有整个欧洲市场的代理。

无论从国际化视角下的学术还是个案考量,中国的假枝部件水平都正在奋起直追世界一流水准,特别是高端装配水平已经完全接轨。如曹学军和他率领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工程研究所团队,就为下肢完全丧失、截至骨盆的“篮球女孩”钱红艳,以及连骨盆都已被切除的“半截人”彭水林,成功研制出了具有世界难度、能够真正迈步行走的下半身假肢,而这样的案例能够成功,在以前无法想象。许多发达国家都因此派来了专家进行参观学习。

当然中国的假肢研发也有部分弱项,如材料研制方面,除钛合金材质基本同步外,碳纤等其他材质则要差一些,理论水平尚可,实用化和工艺细节则远远不够。

“毕竟投入少,投入大学也就一两百万。大学里发表论文虚的多,拿完职称其他的不管。”前不久他参加财政部课题评审,发现有一个课题是将猪的脊柱砸伤,建立一个模型研究,而以往的实验对象都是大白鼠。“有人说大白鼠玩腻了,换个猪。我看了就乐,你们就把钱花在这上面,这离人更加十万八千里了。”

杨晓霞

1994年夏天,山东临邑年仅12岁的女孩杨晓霞因手臂溃烂不止而四处求医,在截掉了右前端小臂和左手的两根手指后,创面仍未好转。1995年春节期间,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捐款达到87万元,创下新中国以来个人受捐助的最高纪录。

经医学专家联手攻关,杨晓霞痊愈后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安上了假肢,并将剩余的45万捐款转赠给公益基金会。2005年夏,她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为假肢装配者提供咨询服务。她认为安装假肢不仅能弥补形体的完整,达到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其实际运动与生活功能。她本人一直在钻研假肢知识,希望能帮助每一位使用者选择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假肢。

 
1995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右)带领医学专家到医院查看杨晓霞(左)的病情。(图 CFP)

 
杨晓霞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研制的右前臂假肢轻松拿起了水杯。(图 CFP)

 
2013年2月,进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工作的杨晓霞指导装配假肢的残疾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图 CFP)

“如果不指出,你是看不出来的”

等了十年的山西姑娘蔡婷,终于如愿配戴上了残联提供的免费假肢。她在技师的指导下耐心地练习着肌电手控制。她非常担心地询问肌电信号是否有辐射,怕对以后自己怀孕会有不良影响。

当她得知电池需要装在小臂外侧时还是有些失望,甚至一度犹豫到底装不装,但最终姐姐还是说服了她。

不肯因为残疾“混一辈子”的周军,根据自己熟悉的数字加工领域,开起了一所工厂。在工厂或者外出,即便酷暑他也会穿着长裤。他步态稳健,不特意提示根本看不出戴了假肢。

“上海假肢厂说希望我留在他们那边做技术人员。对他们来说,假肢是一个职业,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患者,必须去了解它而已。”

娶妻、生子,一切似乎充满希望之时,工作过度疲劳的周军,发现自己小便里出现了泡沫,这正是尿蛋白异常增高的危险信号。医生模糊地告诉他,患的是肾病综合征,他想起了自己跟双腿一起失去的右肾。那时家人也向他表示过忧虑:胳膊腿全没了也没关系,只求肾别出问题。

他自己查了肌酐指标,确认得了尿毒症。在没有决定是否开始透析和寻找肾源之前,他一直谨慎地瞒住了家人,仍旧穿戴着假肢,逡巡忙碌在全年无休的工厂。

在上海时,他甚至在焦虑和绝望中在脑中拟好了一切后路——死亡、离婚、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在一个三线小县城,他曾拼命地用事业证明自己能为家庭带来幸福的信心。当初为了和内心强大的他在一起,妻子至今仍和反对婚事的家人维持着冷战。

“像我这样两条腿都没有的情况,我老婆能嫁给我,我本身就对她心存感激。我觉得跟她说出现在的结果,她还是不会离开我。”

也许假肢对他们来说,真的不只是身体和苦痛的代偿,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心境。

在电话中,他的语气仍像当初描述受伤情形一样轻声:“我现在就在工厂里。我觉得应该多挣点钱,留给我的老婆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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