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

崔以泰 临终关怀,让死亡如秋叶静美
2014年第7期

2014年07月15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文_张西蒙

摄影_张立洁  白 帆

 
八十多岁的老人石玉斌安然入睡,老伴甘大娘边治疗边陪护,两人已经在临终关怀病区住了几个年头。

编者按:临终病区病床周转率低、治愈率低、病死率高,对比国内考察医疗质量的八条标准,这三项是恰恰相反的。这样一来,直接限制了临终关怀的发展。

“滴,滴⋯⋯”心电仪伴随着呼吸机的运转声,在寂静的病房里回响。枯瘦如柴的老人半眯着双眼,喉结中发出轻微的哼声。护工起身俯耳,想要努力听出老人的用意。这时敲门声响起,医生和护士走了进来,“大爷,我们又来看你了,今天怎么样?”虽然明知无法得到回应,医生仍然尝试着与老人沟通,并进行了每天的例行检查;护士熟练地为老人翻身、盖好被子,老人这才沉沉睡去,如同初生的婴儿。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出现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西结合科。这里的医护人员更愿意称其为“临终关怀科”。作为医院一个独特的病区,这里有三十多张病床,每张床上躺着的都是身患绝症或是行将就木的病人。

 
崔以泰

1935年生,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茌平县。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临终关怀学新学科创始人。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独著和主编专著15本。被誉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Dr.Cui,你是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临终关怀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由崔以泰逐步引入中国,其英文“Hospice”一词源于中世纪,意为“朝圣者暂歇的驿站”,后来引申为临终关怀的医护方案。目前最常见的用法“Hospice Care”以及译文“临终关怀”,都是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提出并推广的。

少年时的崔以泰因为目睹着母亲和妹妹患病却因为贫穷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萌生了学医的想法。随父亲崔兆文闯关东留在了天津,崔以泰就读于天津医学院医学专业,毕业后如愿成了一名济世医者。

1988年5月的一天,崔以泰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外宾: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副校长黄天中博士。黄天中是德瑞克大学乔治·莱尔教授的临终心理辅导专业的研究生。当时崔以泰正研究高级神经活动,打算筹备心理卫生机构,与黄天中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准备在天津筹建临终关怀机构。

在黄天中和崔以泰的努力下,两人的申请得到批准,于1988年7月15日宣告成立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天津卫生史料》、《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刊物都报道了中心成立的消息。

因为自负盈亏,崔黄二人的筹建过程十分艰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租房子,还需要内科、外科养临终关怀科,因为我们的收入不如其他科室。”在缺钱的时候,崔以泰以“化缘”度过,“市财政局、总医院维修中心、医大二院各支持一部分,凑了80万元,把中医科改成临终关怀科,重新装修后开始接收病人。”

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究竟是害怕?是遗憾?抑或安详?崔以泰给出了答案。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后,崔以泰想到了第一个研究课题:国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态度。

为了调查,崔以泰带领12名教师和干部成立调查研究小组,耗时三年,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对不同的人进行死亡态度问卷调查。有宗教信仰的人对死亡的恐惧更为轻微;我国对死亡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孩子和成人的死亡态度也是大相径庭⋯⋯诸多有趣且意义重大的成果,都在日后收录进崔以泰的论文《国人对死亡和濒死态度的研究》中。

美国临终关怀学专家莱尔教授在1990年来访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在各地考察之后对崔以泰说:“Dr. Cui,你是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央视记者寒冰为崔以泰拍摄纪录片,为了证明真实性,特地远赴美国向莱尔教授求证,最终得到了肯定的结果。

 
莱尔教授的赠书题词:“书赠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博士。”

  
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上交流的莱尔教授与崔以泰。

药物与费用的悖论

88岁的张怀明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终关怀科一个单人病房里住了两年多,身上插着胃管、吸痰器等等生命维持设备。老人失语,无法说话和吞咽,为免起褥疮,每三个小时就要翻身。因为是老干部,张怀明一个月七八万元的治疗费用都能得到解决。

“在医院里因为没钱继续住院而选择回家的太多了。”张怀明的护工已经连续陪同了他两年多的时间,“有时老人的医药费一天最高六七千元。”

由于人员的稀缺,护士只能顾及治疗,基本没有时间参与护理。有时医护人员会进行心理辅导,“多安慰、多沟通、多鼓励。”医生刘炜说,一个护士要监护四个病房,很多时候是忙不过来的,因此每个病人必须要有亲属陪同或者找一个护工。

护工的价格一般为一天100到150元不等,如果是长期24小时陪护,还会更高一些。加之高昂的治疗费用,能享受临终关怀服务的病人,似乎都是家境殷实的人。

刚从重症病房抢救回来的老人石玉斌,与爱人甘大娘也在临终关怀科住了两三年的时间。“你们陪我乐乐呵呵的我都不愿意走了。”大娘除了自己要接受治疗,更多的是想陪丈夫,刘医生曾经想让她回去,大娘看着病床上的老伴说:“我们活在一起活,死也要一起死,一分钟都不能分离。我在家不放心他,我得看着他。”

并不是每个病人都像甘大娘一样开朗乐观,在病区最靠里的一间病房里,住着一名29岁的空姐,因为骨癌恶性转移入院。“她的理论剩余时间还有半年,心情很压抑,同事想来看她都被拒绝。”刘医生说,这名空姐在网上参与了一个90后肿瘤病人群,除了在网络平台与人沟通,平时她基本不与人交流。

“住在临终关怀病房里的病人有三大部分,慢性疾病、肿瘤、肺气肿。发展到现在除了外科系统疾病,基本上其他病都可以入院。”刘医生说,现在国内临终关怀的界定范围很模糊。因为对于“临终”的判别标准和疾病种类及程度没有明确的划分。

由于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临终病人大多只能依靠药物来缓解痛苦,然而高昂的医药费用和并未涉及这一领域的医疗保障制度,使得很多人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条件差一些的“老人院”。

国外高水准发展,国内三项指标限制

“以前在旧的住院楼里,我们科还挂着崔老师的头像。”刘炜医生口中的“崔老师”,便是临终关怀科的创始人,崔以泰。

崔以泰引进临终关怀后,除了做研究,还要给医护人员教学。由于国内临终关怀没有先例,缺乏经验,所以他需要经常出国学习考察。

有一次崔以泰在加拿大跟随一个当地大夫出诊,一天去了六七个病人家里,大夫的车上准备了每个人的病历本和药物。“第一个病人尿储留很厉害,导尿管也无法置入。医生打了个电话,我们刚下楼,救护车就来了,还没等看完最后一家,医院来电话说已经解决了,把橡皮导尿管换成了金属的,并且把病人送回家里。”国外的先进手段和服务态度,让崔以泰铭记于心。

在看过香港的白普理宁养中心和台湾临终关怀法之后,崔以泰说:“国内的临终关怀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步。临终关怀病人,必须和其他病人区分开才行。”由于医院的考核标准和医保体系不同,临终关怀在国内的发展困难重重。

临终病区病床周转率低、治愈率低、病死率高,对比国内考察医疗质量的八条标准,这三项是恰恰相反的。这样一来,直接限制了临终关怀的发展。

临终病人住院,有的几天就会去世,有的一住就是几年。这样一来,造成了病床周转率偏低。既然划入“临终”范围,必然伴随着高的病死率和低的治愈率。在诸多医疗利益冲突下与国家指标背道而驰,使得临终关怀始终难以得到官方认可。

“很多医院对临终病人的处理方式是如果快去世就转入急诊室,因为急诊室不计入病死率。国家规定住院用药花费不许超过总花费的一半,并且在医院里不许住院超过一个月。”说起三项指标,崔以泰也十分烦恼。因为临终病人只能用药物缓解痛苦,所以药物花费占去大部分比重。而是否会住院超过一个月,是一个未知之数。

“我的想法是人人享有临终关怀。”崔以泰说,媒体怎么宣传都不为过,因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香港富豪李嘉诚在天津斥资建立了临终关怀宁养院,并聘请崔以泰做院长,相声演员马三立也曾是宁养院的病人。李嘉诚说:“我是抛砖引玉,建二十几家宁养院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我想引起国家的重视,把临终关怀搞起来。”

 
病人在无法吞咽的情况下,只能由护士调配好营养剂,注入体内。或是在吊瓶的液体里注入营养液。

 
鲜花总是医院里最常见的摆设,有可能等不到花败,病房就迎来新的病人。

 

安乐死:罪恶抑或解脱

早在1986年,陕西汉中人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因此被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后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2003年,王明成胃癌晚期,向医院要求“安乐死”,但被拒绝。

“王明成和那个医生被关了6年,虽然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是合理的,后来是‘合理’战胜了‘合法’,是在全社会人民的支持下战胜的。”崔以泰说:“其实安乐死就等于在法律认可、医生协助的情况下病人进行的自杀行为,算是自杀的一种。我们的观念大大滞后于世界的先进思潮。”

根据2002年底的统计,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其中三分之一的自杀原因是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

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多发性骨髓癌,身体多处萎缩、溃烂,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疼痛。“我请求组织上给我痛快。”崔以泰陪同市委书记探望病人,他说了一个触及人心的要求:希望能够安乐死。

“我要求给病人马上用吗啡阵痛。他爱人也跪到书记面前哭着请求让丈夫安乐死。”崔以泰只等书记一声令下,书记也很无奈:“法律没有规定,我下令也没用。”这一幕场景崔以泰始终难以忘怀。

安乐死包含于临终关怀,是崔以泰一直以来的想法。“如果是癌症晚期,承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又没有救治的希望,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实施安乐死的。”崔以泰说,在美国俄勒冈州,安乐死也叫尊严死。

“舒适无痛苦,安详有尊严”是崔以泰提出的口号,他认为临终关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帮助临终病人减轻痛苦,“既要善始也要善终,给人生画上完美的句号。”

然而国内对于安乐死迟迟未能立法,并且民众对临终关怀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我要安乐活,不要安乐死。”“总用吗啡止痛,上瘾怎么办?”“健康的人关怀还不够,还搞什么临终关怀!”崔以泰说:“人们对临终关怀存在很大的误区:有很多人认为临终关怀机构就是等死的地方。”北京松堂医院也是一家知名的临终关怀医院,因为附近居民觉得“晦气”,建院14年,搬了6次家。

“国内没有成功的安乐死案例,即便有也是私下做,不公开的。”与崔以泰同校的外语女教师,因为没法实施安乐死,最后疼痛导致昏迷,在昏迷中去世。

临终关怀在国内最主要的医学手段还是除痛,而除痛是三阶梯治疗法,轻度、中度、重度疼痛分别要用到不同的药物,“比如重度就是吗啡为主。再解决不了的就是用电极刺激疼痛中枢来治疗了,我们用的很少。”崔以泰说,除了止痛,心理开导也是不可缺失的良药。

“根本的问题是观念的转变,荷兰安乐死都纳入法律了,因为多数民众有这个先进的想法。”崔以泰说:“其实我的工作,就是让临终患者,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生活得舒适、安详。就像泰戈尔所说:‘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版权声明

  • 中国残疾人网站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中国残疾人网站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中国残疾人网站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将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将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中国残疾人网站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中国残疾人网站的授权。
  •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残疾人网站)”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
  • 若对该稿件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质疑,请即与中国残疾人网站联系,本网将迅速给您回应并做处理。
    电话:010-84639477 邮箱:chinadp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