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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青:用康复理念阻击“红颜杀手”
2015年第2期

2015年02月09日 来源:《三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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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摄影_本刊记者 曲 辉

“中国好声音”歌手姚贝娜的突然离世,将乳腺癌这一医学话题拉入了大众的关注视野。人们这才蓦然发现,原来《红楼梦》中“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台湾歌手阿桑和复旦大学老师于娟也都是年纪轻轻便因乳腺癌去世。乳腺癌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颜杀手”。

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普外科主任徐青的致力方向之一,就是帮人们阻击“杀手”,寻求乳腺癌、甲状腺癌等癌症的诊治与康复之道。

所有的志愿都是医学院

不同于许多医药世家,徐青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徐青上初中时,和弟弟一起由父亲照顾着。那时的母亲在一所农村小学工作,每星期才能进城一次看望家人。一个非周末的晚上,兄弟俩推门回家,发现父亲出去了,只留下一张便签。

“他说要外出几天,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还说母亲会在晚上赶来照顾我们。我和弟弟都很高兴,因为母亲来我们会有好吃的。”

那天深夜母亲才到家,两个儿子都已经睡着了。朦胧中,徐青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连鞋都没有穿,就急忙爬起来探问究竟。原来父亲胃溃疡出血,独自去县人民医院做了手术。当晚母亲叮嘱了几句后,收拾东西赶去医院陪护了。

“那一夜,我和弟弟再也没有睡。”去看父亲则是几天后。父亲虽然虚弱,但手术效果良好,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应该去感谢朱先生!”

在徐青的老家,人们把医生和老师都尊称为“先生”。为父亲手术的朱先生是人民医院最好的大夫。兄弟俩被母亲带着,给朱先生鞠躬致谢。“朱先生连忙站起来,请我们坐下,说手术很及时,出血控制住了,应该会很快恢复的,还说徐老师是他孩子的先生,是位好老师,他们是老朋友了,不用客气。”

几年后报考大学时,徐青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了医学院。“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神圣,它能救人的命,能在人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人。”

不“惊心动魄”的方向

1982 年,他如愿考进了有百年传统积淀的南通医学院。上学时他表现积极,担任起了团支书。临床最后一年,他和另一名同学带了七十人左右的队伍前往无锡第三人民医院实习,每人按日程被分排到各个病房。徐青先到的是妇产科。不到一个月,他就顺利接生了二十多个孩子。

“那个时候我们就睡在医院里嘛,值班就在病房里守着。”他挤出睡觉的时间来学习,有问题就与同学在病房讨论——很多年过去了,他还很怀念当年的学习氛围。

毕业后,22 岁的徐青留校任教、带实习医生,把硕士博士也读了下来。期间有两位老先生对他影响最深。一位是陈玉泉教授,十分强调正确使用器械保护和爱惜病人的健康组织;另一位是陈易人教授,“要求我在查房前了解好所有病人资料:某某病人转氨酶是多少?他要求直接汇报,而不是翻病历”。

他还要求徐青一定要读英文文献,“不能很好地和国外做交流,你就永远做不

了一个好的外科医生。”

博士毕业后,徐青在普通外科临床领域逐渐得心应手,开始慢慢独当一面。

在2004 年时,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更多地关注相对冷门的甲状腺和乳腺领域。

“当时在综合性医院,这一块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因为这两种病的手术相对来说不‘惊心动魄’。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往往以手术的大小来评价外科医生能力的高低,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他自己做过很多长达七八个小时的“大手术”,但仍认为,“科学的发展、病人的要求,要我们外科医生做得更精细。”

临床工作范围和研究范围的缩小,使得徐青的精力更加集中。2004 年起,他被调到了甲状腺乳腺外科做副主任,从此开始主攻这一领域。2008 年,应求贤若渴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招聘,他进京来到这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以康复医学为主要特色的三甲医院工作。除担任普外科主任之外,他还担任了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

康复理念引入诊疗全程

在徐青的手机里有一个专门的通讯录群,叫“我的病人”。山东的、辽宁的、安徽的……来自全国各地,他都保留着联系方式,以便术后随访。病人请他吃饭、送他购物卡,却被他一一谢绝。

他的办公室常年放着一张沙发床,因为妻子也是医生,有时上夜班,他便带着孩子睡在办公室里,孩子睡熟时,自己去做手术。

近年来,徐青带领团队在临床不断推进乳腺癌诊断治疗的规范化,同时关注肿瘤资料库的建设。在诊断治疗层面,尤其强调人文关怀与康复理念的融入。

“比如说保乳的问题——怎样在不影响疗效的情况下提高保乳率?手术是否可以尽量保留腋窝?怎么样能更好地防止腋窝淋巴结清扫带来的并发症?”

“以前都是一切除了事。”在南方很多地区,病人重视“保命”,对美的需求有时并不那么重视。“如果不影响远期疗效,既可以保留器官,使其更美观,又可以减少手术创伤,为什么不去做呢?”

一位求医半年仍病状不明的病人,慕名来博爱医院找到徐青,很快被确诊为乳腺癌,成功进行了新辅助化疗和保乳手术。手术前的一个细节让她异常感动:在初步确定手术刀口位置后,她被建议穿戴上胸衣后再次测量,力求术后伤口可以被遮挡住,不至于影响美观。

“医学技术的发展更新,使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早期乳腺癌的治疗,十年生存率可以大于95%。”但现代临床评估仍更多把评估内容放在“能不能经得住治疗”“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上。“在这之前就应该评估心理状况、身体机能与内分泌状况,生活习惯、生活质量、性生活需求也应该评估,评估好了再治疗,治疗后进行指导、再评估、再指导,这样才能使生活质量接近术前水平。”

对于年轻的病人,他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选用不脱发的药物;对于中青年人,注意避免选择影响日后夫妻生活的药物。

有一位在北京开超市的病人,四十多岁,手术治疗完四五年了一直未复查,“我们打电话,她一直不来。后来我亲自催她,说,你跟你老公一块来。”徐青分别找病人及其配偶谈话,发现恢复良好,但病人几年来一直拒绝性生活。

“她说因为怕性生活导致转移和复发。”“术后经过化疗、各方面的打击导致心理应激,问题往往很突出,尤其是年轻人。”徐青主任把病人夫妇找到一起,约了个时间,用专业材料耐心给他们科普。过了几个月,再反馈果然大有改善。

在对病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徐青带领团队在乳腺癌康复治疗与研究、乳腺癌放疗后妇科、生育与性生活问题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并将国外一些量表和先进方法引介到中国来。

“现在绝大多数乳腺外科医生做的是,‘一个乳房,一个病人’。这还不够,一个病人其实意味着一个家庭。这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人文问题。”

他对这一领域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希望康复的评估、性功能的评估以后被列为常规,而团队可以与整形外科、妇产科进行协作。“不管是哪个层次的人群,都会从康复理念的融入和教育当中获益。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有责任去推广这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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