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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广 撕开污染的疮疤
2015年第3期

2015年03月10日 来源:《三月风》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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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广:1961 年出生,浙江金华人,关注西部大
淘金、禁毒、艾滋病村等社会热点问题。近年
来他走遍全国,真实记录中国污染现状。2009
年,他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成为获
该奖的中国内地第一人,2015年2月获得荷赛
长期项目类组照三等奖。

有人评价卢广,“他不怕死,围追堵截,怎么打都打不死,多苦也干,他是自费。”

勇气与毅力或许是卢广最突出的标签。这个只念过7年书的昔日木匠和挑沙工人,三十多岁才来到北京正式学习摄影,瞄准的却是中国最危险和边缘的拍摄主题:淘金者、吸毒者、盗猎者、小煤窑、艾滋病村、非典和重污染。他不计时间、成本与安危地执行自己的记录计划,数年的跟进、几天几夜的死守、持续不断的回访成就了他镜头的罕见尖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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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草原经过长期的小煤窑开采遭受了严重破坏,塌陷的大坑触目惊心。
曾发生当地牧民开拖拉机一家三口掉入大坑,拖拉机和人都找不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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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省份,图为当地一
位有爱心的农妇领养了17名残疾孩子。

淘金客、吸毒者与艾滋病村

1994年,卢广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摄影研究生进修班毕业。一本关于淘金的书,让他只身一人踏上了寻找西部淘金者之路。几经辗转,历尽伤病,他终于找到金矿拍摄了几百张淘金者的照片,揭示了其对藏民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引起一阵轰动。若干年后,西藏关闭了全部金矿,为一度狂热的淘金时代画上了句号。

1995年,继拍完淘金客之后,他突然来到云南瑞丽打算拍摄吸毒者。坐车几十个小时来到国境线上,他走进赌场与赌客闲聊打听,成功探进缅甸境内的吸毒现场。为与环境融合,他还小心翼翼地伪装成吸毒一员边吸边吐,以避免成瘾。

卢广的拍摄和报道改变了瑞丽当地的状况。原本容量有限、只收治本地吸毒者的戒毒所,获得几千万的政府拨款而大幅扩建,以往被默许和纵容的外地吸毒者,此后也被收入其中一视同仁。

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北京的报纸上看到一篇豆腐块资讯,讲一个8岁女孩患上了艾滋病来京求医。卢广对此大惑不解,通过报社找到女孩父母,才了解到河南很多农民因卖血而导致艾滋病蔓延的可怕现实,于是决定前去采访。

艾滋病村给了他难以言说的震撼:死气沉沉的村庄里像一间医院,每座房子都像是病房,充斥着发病者的呻吟;有的病人身上开始溃烂,却得不到医治;一个大娘抱住他的腿说“救救我的孩子”⋯⋯凌晨3点,失眠的他给报社朋友打电话,“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说出,让大家知道真相,他们必须得到救助。”

“那是我最痛苦的一天,产生很强烈的、前所未有的责任感,我告诉自己要用我的相机为他们(艾滋病感染者)做一些事⋯⋯我让自己的相机和图片为一些身处弱势的人代言。”2001年12月,这组图片以“镜头不会撒谎”为题发表。两年时间内,国内约六十家媒体刊发了该作品,民间援助一度集中涌来,卢广和妻子不得不抽出近半年时间专门处理,“有些人一定要把钱交给我,让我去捐助。”

卢广在村子采访时,总是安慰病人们说,“政府会帮助你们的”。2004年2月13日,这组图片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塞)金奖,引发了世界性的关注。河南省专门召开相关会议,派出70多人深入基层进行艾滋病的调查和救治工作,此后的感染者基本得到救治保证。某种程度上,河南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状况因此而改善。

踏上目击污染之旅

1995年还在北京进修时,一位内蒙古乌海来的同学告诉卢广,内蒙的国营煤矿都关闭了,在到处挖煤的都是小煤窑。假期时他随这位同学去拍摄了一番,发现环境与资源破坏触目惊心。照片出来后,在当地引发了剧烈反响,小煤窑被迅速关停。

十年之后,他回访乌海想再看看小煤窑是否仍遗留问题,却发现了方圆百里范围内聚集了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一支支巨大的烟囱浓烟滚滚,109国道边还耸立着一块牌子———“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

在去往工业园区的路上,卢广路遇附近的维权村民。距村子100 米处正在大兴土木建造焦化厂,村民们失去了草原、耕地,农业和生命健康也遭受着污染的威胁,见到带相机的卢广,一起拥来诉苦喊冤,有的甚至跪了下来。

迟迟得不到政府回应的村民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北京来的记者”卢广身上。卢广将10张在当地拍摄的照片连同村民们的投诉信一同寄给了国家环保总局。之后不久,环保总局的工作小组进驻考察,责令当地政府整改。最终村子获得了工业园区的赔偿,而村子整体迁往安全地带。

荒诞又严峻的现实吸引他开始集中考察。之后的五年,他一路调查了十多个省份、三大海域和七大河流水系,细致地记录污染酿成的悲剧。

他曾在雨天趟着泥路时,发现了江苏常熟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偷偷在江底匍匐了三里地的排污口——酸臭的污水未经处理从这里如同喷泉喷涌而出,呈现醒目的金黄色,就如一朵泡沫骇人的恶之花。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卢广发现那里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霍林郭勒曾是与大兴安岭和著名的乌珠穆沁大草原相接的游牧草场,然而因为“露天煤”的疯狂开采,不仅迅速沙漠化,也受化工、发电污染影响,导致当地牛羊患上和人一样的咳嗽肺病大批倒毙死亡。为了营造一派生机勃勃的假象,当地政府竟在国道旁的草原上放置了大量用白石膏制作的牛羊雕塑。日复一日,它们静静注视着过路运煤和淘金的人们,这幅最具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被卢广的镜头捕捉了下来。

他从出租车司机那儿打听来消息,去察看河南安阳钢铁厂,正好路遇厂门口抗议污染的群众:一墙之隔的范家庄,无论冬夏每天都会降下厚厚一层“铁雨”粉尘,村民向各级环保部门投诉长达两年,问题都没得到解决。在卢广的镜头下,一位喝水的村民在冒烟烟囱的浑浊背景前留下了剪影。在另一张照片里,钢铁厂腥红的污水像开闸的洪水般无所顾忌地直接排入安阳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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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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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建造秘密的排污管道通到江中,
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经此排出,形成了骇人的喷泉。

相机对准困境中的人

在污染议题的关注过程中,除了展现那些末日般灾难的环境外,卢广更把相机对准那些默默承受这些环境后果、受伤害和束缚的人们。

他拍摄在黄河边上放羊的老汉,在污水横流的排水沟和寸草不生的土地背景中无法忍受臭味,用粗糙如树皮的手紧捂口鼻,略带变形效果的面部特写和光线处理,使得观看者也身临其境地感到呛人与窒息;他拍摄广东贵屿镇漂满垃圾、乌黑浑浊的水塘边,一名妇女背对着镜头蹲下麻木地洗着衣服;他拍摄山西临汾一位农妇在棉花地里干了两小时活后稍事休息,站起身来整理脑后的头发,而裸露在外的脖子和手已经被空中的煤尘糊满。

他沿黄海沿岸的滩涂行走,看到化工厂的黄色含硫烟雾形成了酸雨,白天收敛一些,晚上大肆排放,常常睡觉的时候也会被熏醒。当地人体检常常发现肝脏肿大,化工厂周围的一些村民家里总是准备着很多防毒面具——因为化工厂经常有毒气泄漏而导致伤亡。

卢广走访了山西、河南、云南、江苏的许多癌症村。在一张从河南洪河流域拍回的照片上,肮脏的房间里爬着苍蝇,一名中年妇女表情痛苦地躺在床上,露出乳腺癌手术切除后的乳房和腿后的疮。这一流域已污染了20年,整条河已呈红褐色,而它是两岸民众的取水源。“以前在癌症高发病地区,都是一个村、一个村出现的,现在变成了整个流域。触目惊心,不可想象。”

一个22岁的年轻母亲因腹中生长起的巨大恶性肿瘤而死去,清明节她的公公领着年幼的小孙女一起去上坟,卢广跟拍了一路,看着他们告别亡者的新坟时一步三回头;一对新婚的小夫妻,结婚当年丈夫就得了气管癌,开刀手术后以为没事了,没想到刀口处长了很大的一个淋巴,在妻子怀孕八个月时死去,卢广的相机默默地陪着他们往返于家庭与医院间。

严重的污染更导致了大量儿童的残疾与夭折。在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山西,卢广为一位爱心农妇领养的17名残疾孩子拍照,其中的一幅是几个孩子或坐或卧在油污的墙根,而前景则是另一个未出镜孩子痉挛扭曲得令人心悸的双脚;在一幅记录云南宣威某癌症村的作品里,卢广用俯视镜头捕捉到了一个患上了骨癌的女孩由母亲帮忙洗澡的情景:家里早已无钱治疗,女孩的大小腿粗细比例明显异常,却只能徒劳地等待着,她绝望的眼睛直视着镜头,仿佛要求解开这一切悲剧的答案——这幅作品的风格与尤金·史密斯上世纪七十年代报道日本水俣病的《智子入浴》极为相似,将人祸的残酷与惨烈揭示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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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卢广拍摄的《中国河南艾滋病村》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当代热点类组
照一等奖,图中被怀抱着的是一名患上艾滋的32岁农民工。

用影像鞭策环境治理

尤金·史密斯基金会副主席罗伯特·普雷基这样评价卢广的作品:“以非常的说服力呈现了卢广自己的焦虑和对于污染问题的关注。它们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有力的交响乐——一个宏大的视觉叙事,这超越了中国的范围,而跟我们共同的地球有关。我挑不出其他任何个人的图片来跟他比肩。”

卢广曾引申见证过无数屠杀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伯纳·库什纳的话“如果没有照片,屠杀就不存在”,“记录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照片,污染就不存在。”

这些来之不易的影像所蕴藏的能量,正是污染责任者所恐惧的。风声收紧时,排放者就停排或夜里排放,并修建种种掩人耳目的排水管,这与卢广的发掘报道构成了“斗智斗勇”的关系。 被盘问、删卡、抢相机甚至软禁、关押都已成为家常便饭,除被迫练出一身应对本领外,卢广的诚恳初衷也使得不少污染区的受害居民成为他的帮手和前哨。

每到一个污染重灾区,受害居民都将卢广视为希望和救星,找他喊冤诉苦,欢迎到家拍照。最危险的一次,他跟阻拦者已经厮打在了一起,是当地村民的帮助才让他得以逃生。他时常收到全国各地的电话,告诉他哪里“又有新的污染了”,哪儿的“关了的厂子又开始冒烟了”。

许多人指责卢广暴露中国的丑暗面,为得奖而拍摄。“从拍艾滋病开始,我产生了很强烈的责任感,不管别人是否说我‘获奖为了钱’,我都没关系。我挣钱很容易的,我的广告公司开得很好,为什么不做,我觉得一定要做点事情。”他坦言这些敏感题材,在国内很难发表。“这些东西压住不说,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但是我拍摄的对象一直是受苦受害的,这些人需要说出来。”民间的自发救助虽然可贵,但政府层面的解决才是关键,而这往往需相关问题获得国际关注后才能撬动。

很多地方因为卢广的努力而改变。以河南洪河流域的重污染癌症村张于庄村为例,卢广获得尤金·史密斯奖后不到半个月,由卫生部、环境保护部和新华社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即进驻这个死亡弥漫的村庄,“以前我们上访都没有用,你的照片一获奖,领导都亲自来了。”

调查组去了那些有癌症病人的家里,查看他们的病历和片子。当地政府开始关注河流状况,给每一家安装自来水管。村民们说,多亏北京来的环保爱好者,他们才有了自来水。

他希望自己的镜头能继续忠实地记录“环境不正义”,为挣扎在痛苦中的人们说话,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我心里着急啊、难受,希望越快地解决越好。”

“其实就是因为爱自己的祖国才去做这些事,如果我不爱自己的祖国,我管你干什么?我一直对中国前途的光明抱有很大的希望,并且不断努力,寻找一切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去报道它们,希望能提醒当局健康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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