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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 关注失独之痛
2015年第6期

2015年06月12日 来源:《三月风》

编者按:“独生”,意味着唯一,而“唯一”是经不起伤害、更经不起毁灭的,因为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来说,当他们已经过了生育年龄,这唯一的孩子便无可替代。

文_摄影 本刊记者 张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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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广东省揭阳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现任
《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编辑。国内最早关注失独作者,著有
《失独:中国家庭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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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研究称,中国目前已有100多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人口学家预计,我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1000万。

独生子女,是当代绝大多数家庭的基石。如果有一天活蹦乱跳的孩子由于某种原因失去了生命,这对于父母和整个家庭的打击,不啻天降大祸。

杨晓升十多年前开始关注失独家庭。“我工作闲暇的时候会带着爱人、孩子出去走走。大街上也经常能看到三口之家,其乐融融。”或许是搞文学的原因,杨晓升萌发了某种念头:如果这唯一的孩子没了呢?这种幸福完全被打破了呢?

通过各类媒体,杨晓升发现有很多独生子女夭折的新闻,“全国有三亿独生子女家庭,那么每天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他们的家庭状况会是什么样的?”杨晓升追寻着各种线索,逐步走进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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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底,网友“叶儿黄”的女儿突发病毒性脑膜炎,在医院抢救45天后辞世。
“叶儿黄”和丈夫老庞已经在寺里住了4年多,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每次去给女儿扫墓,“叶儿黄”都会把墓碑擦得一尘不染,并且换上新的装饰品。她
加入了失独者QQ群,每天与同命人们聊聊天。目前像这样的QQ群在全国已经有很多
个,失独者们在群里相互慰藉、抱团取暖。也许只有这种相聚能让他们感受到平等和
安慰。(来源:腾讯图片)

意外伤害,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利剑

“2010年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凶杀案,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蹿到学校门口,当场砍死8名学生,另有5名被砍伤;同年江苏泰兴凶杀案,29名幼儿、3名教工受伤;2013年6月7日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其中有8名考生遇难,基本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杨晓升说,意外伤害已被列为21世纪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危险因素。北京市儿科研究所丁宗一教授曾说,据抽样调查显示,意外伤害占0至14岁儿童死亡的第一位,意外死亡率已占我国儿童总死亡率的26.1%。

在杨晓升的调查中,他发现车祸,成为意外伤害死亡中的首位原因,事故发生率上升极快。其他的还有溺水、烧伤、中毒、跌落、窒息、自杀和他杀。杨晓升身边就有这样的不幸家庭存在,2012年,他同事周美兰的女儿意外坠楼身亡,年仅12岁。“时至今日,她仍深陷于丧女的悲痛中不能自拔,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无法正常进行。”

杨晓升的著作《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中描写了六个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及其生活状况,“每一个家庭,每一次采访,都很压抑和悲伤。”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对马昱一家的采访。马昱生于1984年,是1998年震惊国内的“北京流星雨夜凶杀案”的受害少女。

1998年11月18日凌晨,马昱和堂弟偷跑到街道上看狮子座流星雨,遇到一名陌生男子拦路,马昱急中生智支走了堂弟,陌生男子欲对马昱强奸,未遂后将其残忍杀害。

2002年春,杨晓升开始对马昱一家进行采访。采访推后四年进行,杨晓生说:“当时他们已经够悲痛了,我再去采访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四年后的采访也并非一帆风顺。杨晓生在对这些失独家庭的采访过程中,吃了不少闭门羹,有的时候,还未待他说明来意,对方便挂了电话。有时面对情绪失控而言辞激烈的父母,杨晓生说:“我理解他们。”

他首先联系到了马昱所在的学校,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回应,而后联系到马昱家所在的居委会,几经周折才见到了马昱的奶奶。但当他想见到马昱的姑姑时,后者无论如何也不愿会面。

马昱的奶奶告诉杨晓升,马昱的父母因为经受不了打击,身体状况急剧下降,连活儿都干不了,根本不适合采访,“现在过日子熬一天算一天。”

马昱奶奶的一句话让杨晓升至今难以忘怀:“有一年春节一家人相聚,吃饭时马昱她妈就哭,她姑也哭,一家人都哭。结果饭没吃就散了,这么多年再也没吃过一顿团圆饭。”

风烛残年,谁解孤苦滋味

有失独者曾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没有孩子,就什么都没有了。当他们年老体衰,需要孩子照顾时,不仅孤立无援,甚至连养老院都进不去。

杨晓升与郭宝臣相识多年,郭宝臣曾是著名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资深编辑,他与杨匡满合作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发表后,一印再印,一时之间风头无两。然而本应乐享天年的他却因女儿郭缨的意外离世,一蹶不振。

1997年,郭缨因为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一氧化碳中毒离世。当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郭宝臣夫妇精神几近崩溃,住进了医院。郭宝臣的同事说:“他一下子变得谁都不认识了,我跟他说话一句都不回应。”同事安慰着,突然之间郭宝臣“哇哇”地放声大哭,几乎声嘶力竭。

杨晓升见到郭宝臣,是在2002年春节前夕。寒冬腊月,杨晓升骑着自行车穿越了小半个北京城去见郭宝臣。而他所有的采访资料,几乎也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杨晓升记得他敲门的时候小心翼翼,而开门的郭宝臣同样小心翼翼——怕惊扰到妻子芦秀珍。“他把我引入书房后,迅速将老伴的房门关上,反身又将自己书房的门关上。”

杨晓升难以忘记他看到的芦秀珍:满脸褶皱和愁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其中一只手还随着挪步的节奏不时画着圆圈。

在与郭宝臣的谈话过程中,杨晓升发现,经历了这场打击,郭宝臣的门牙掉没了,满脸皱纹与沧桑,像是风烛残年的老头。

郭宝臣说,虽然女儿离开多年,他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后不断开导妻子,但她仍无法从噩梦中解脱出来,“连做梦都想。”好在经济上二人没有后顾之忧,退休金足够养老。

然而丧女的悲痛与绝望,已经深深刻进这对老人的最后岁月。“尤其是芦秀珍。”杨晓升说,“如今的芦秀珍每天蜗居在家里。”她在生命的风烛残年中咀嚼着命运不幸所带来的无尽苦涩。

失独重生,另一场磨难

失独重生,往往是这些失独父母们唯一的希望和寄托。著名摄影师吴家翔曾拍摄过三个失独老人高龄再孕的故事,她们寄望于重生,试图用新的生命抚平内心不忍触碰的伤口,然而重生之路并不平坦。

四川女作家贺小晴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艰难重生路——汶川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中提到,再生育对于四十多岁的夫妻,已是最后一搏。一位叫傅广俊的女子说,她已做好准备,如果再怀不上,或者流产,就和丈夫离婚。

杨晓升说,从科学角度讲妇科专家并不提倡高龄妇女怀孕。因为妊娠困难,很容易造成流产。“然而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众多高领孕妇补生孩子的执着,因为只有重新获得孩子,才能修补他们心灵深处的创痛。”

林为忠是北京一名工厂的技术人员,妻子刘春华是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子林为华。儿子的降生给两人带来了无限的快乐,然而不幸降临了这个普通的家庭,林为华16岁时,在上学路上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经历了沉重的丧子之痛后,刘春华决定重新生一个孩子,此时她已经45岁。心中有了目标后刘春华开始调养身体,几经努力后终于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与喜悦随之而来的是严峻的挑战,林春华因为年龄大,子宫已经出现老化甚至退化,怀孕半年后出现了严重的宫缩,险些流产。她不得不日日夜夜躺在床上,任何时候都小心翼翼,那段时间丈夫几乎不离身地伺候她。终于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面对来之不易的孩子,林为忠夫妻百般呵护,给孩子吃最好的奶粉,看最好的医生,倾尽所有照顾新生儿,为此两人甚至提前退休。“相比很多失去孩子却又无法生育的家庭,两人是不幸中的万幸。”杨晓升说,“两人的身体和精力远不如以前,这种付出是处于一种无奈,而无奈的付出,代价自然更高。”

杨晓升回忆他拜访林为忠夫妻时,向对方表示祝贺。然而面对他的安慰,“林为忠说了声谢谢,却没有半点的喜形于色,相反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计划生育,有计划的生育

“只生一个好。”“要想过得富,少生孩子多种树。”20世纪80年代,随处可见的标语反映了中国独有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早已到了适婚年龄,“‘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如果这个‘一’出现问题,对整个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与计划生育在人口控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失独家庭的悲伤或许湮没其中,显得不值一提。然而2010年初,沸沸扬扬的法学教授杨支柱超生事件中,其生育二胎的行为竟得到了高达90%网友的支持。

“一定要生二胎,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一方面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失独家庭的出现。”杨晓升说,失独的“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独”是可以避免的。

杨晓升说,计划生育政策是有必要的,重在“计划”二字,绝非简单的只生一个。“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空巢老人的出现等,都是‘计划生育’的弊端所在。”

“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近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崩塌,“但是仅仅对有条件生二胎的家庭有积极的作用,如果要类比,有二胎的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会好一些。”

林为忠曾对杨晓升说:“对于失独的家庭,应该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基金,以救助、扶持这些父母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因为这些父母响应‘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做出了牺牲,毕竟只生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

“独”而且“失”,面对唯一孩子的离去,如果不能再生育,那么这些父母们除了思念,也只能想方设法让自己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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