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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兴 让触动照见幸福
2015年第11期

2015年11月16日 来源:《三月风》

摘要:15年来,于全兴几乎走遍中国西部地区,采访拍摄1100名贫困母亲,困境中的母亲触动他心底的柔软,延续到手指触发相机快门,记录感人至深的影像,他的影像也为贫困母亲获得“幸福工程”的关注与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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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兴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摄影系主任、
教授,自2001年以来,拍摄了西部贫困地区1100多
位母亲。先后获CCTV感动中国2005年度候选人物、
第七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首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基
金奖”及幸福工程“爱心使者”奖等荣誉。

文_本刊记者  谷佳

摄影_本刊记者  白帆

“你们看,这张拍虚了,当时抖了。”老于指着靠窗的照片,上面是一位佝着背背着男孩的母亲,站在参差不齐石块堆砌的茅棚下,右下角依在母亲身旁的女孩头顶有点模糊。

这位母亲叫顾彩莲,云南丫口寨的,编箩筐挣了100元钱,却舍不得给自己看病用,“她说,快过年了,就想能给娃买点肉吃。”当时我的眼泪“啪”地就掉在取景器上,手指按下去了,虚了。当地的翻译说,老于,你太感性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多了。“多了?那时没见过呀。”这位感性的汉子就是于全兴,“幸福工程”项目的随拍摄影师,人们习惯称呼他“老于”。

自2001年起,老于34次往返西部的94个县贫困县,306个村庄,采访拍摄1100多位贫困母亲,在触目惊心的贫困中,用镜头录下感人至深的“母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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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彩莲曾说:“如果谁能帮我一点钱,养一头母牛,转年来母牛下了小牛,我就
可以还钱。”像顾彩莲这样的贫困母亲还很多,只要给她们一点帮助,便会为她
们脱贫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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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兴的拍摄过的母亲,一部分至今尚未走出贫困。逐年提高的贫困
标准,使更多低收入人口被纳入扶贫范围,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
贫困人口仍有7017万人。“贫困母亲”数量没有大幅减少,处于贫困
的母亲还在等待被救助。

贫困是想象不出来的

1995年2月,“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公益项目全国组委会成立,项目以救助西部地区的贫困母亲为对象,每户给予3000到5000元救助款,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

老于参与了1996年的“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筹备,到了2000年12月,供职的《家庭报》报社领导通知他,社里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委托,派他前往西部地区,拍摄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和项目实施成果,为期一年。饯行时,社长特别叮嘱他一句话,“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

当时他不明白社长的意思,也没多想,便踏上了播撒“幸福”的征程,那年,他38岁。

“贫困,你想是想不到的,你不下去的话,永远无法感受到。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那个概念,你得融入到那个环境里,才能感受到。”

老于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打零工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拉扯大,他对“贫困”是有记忆的,“人家吃馒头,我家吃窝头;人家穿新衣,我的衣服补丁落补丁。”但是,西部的那种“贫困”和他小时候经历过的一比,“那反差太大了!太大了⋯⋯”

2001年过完元旦,老于到了海拔 4700米高的青海玉树县结隆乡,开始“幸福工程”拍摄第一站。那里,经年的大雪埋掉了牧民的房子,冻死大量的牲畜,断了主要的生活来源,仅靠政府提供微薄的资助度日。全村人住着泥巴和着草坯垒成的“冬窝子”,没有床,睡在地上的破毛毡子上,吃的是青稞面和水,加点盐巴,一星儿酥油都没有。再到贵州纳雍县,老于见到了他“听了都不敢相信的事情”,一个村子百分之八九十的母亲卖过血,一个月卖两次的属于一般水平,还有卖三四次的,一次60块钱,就为了买种子、化肥,给孩子买书本。

母亲是家庭的支柱

这些贫困母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一个最特殊的群体。她们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病,“小病硬扛、大病等死。自然环境恶劣、语言文字不通,上有老下有小、阻碍了母亲走出大山。男人外出打工,为家里寻一条活路,她们便不可替代地成为“撑起家庭的支柱”。

老于走进宁夏固原县谢芳玲的土窑,左边灶台,右边土炕,摊在炕上两床被子看不出本色,洞中矮墙隔开与牲畜的栏圈,人畜混居在当地很普遍。土窑里大大小小贴了许多奖状,“这些是我家女娃的,她上学优秀着哩!”谢芳玲骄傲地回应老于的提问,“我还‘三好生’哩!”旁边的女孩插话。 “我病了,女娃也不上了学。” 谢芳玲哽咽得说不下去。

谢芳玲病倒了,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照顾她,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她看不起病,女儿也上不起学。母女眼泪汪汪地看着一墙的奖状,“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们。”

母亲倒下了,家就散了。这些恪守淳朴、勤劳、忠贞美德的贫困的母亲对希望的坚守,难以换来孩子的幸福。

重庆市聚城口县覃纯菊的丈夫1993年不辞而别,留给她一个贫困的家和两个幼小的女孩。她得到“幸福工程”救助款,买了牛,用那双骨节早已变形的双手,种菜、喂牛,垒起被洪水冲毁了半边的土坯房,在没有男人的屋檐下,撑起一个家。

离家9年的丈夫回来时,带回的只有一条工伤致残的胳膊和不到1000元的积蓄。老于问覃纯菊,“他走了这么多年,你这不是守活寡么,你就不怕他在外面找?就没想过离婚?”“没有,我一直盼着他回来,可他回来断了手,重活干不了,有啥法子嘛。我的命孬。”

困境中的母亲们,她们认命,但对改变命运充满渴望,正是她们眼中闪动着的走出贫困的执着, 成为获得帮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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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于全兴带着学生走进西部,接触贫困母亲,将拍摄“幸福工程”的薪火
传递下去。

一张照片帮了一位母亲

老于摄影贫困母亲时,一不拍哭的,二不拍惨的。他随着贫困母亲到家里看她们在锅边灶旁、牲栏禽舍忙里忙外;跟着她们到山野、田间拍她们做着熟稔的农活,“把相机架好,等着母亲说出她的愿望时,按下快门。”他诚实地记录着母亲,“触动自己的,才能感动别人。”。

影像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更具穿透力,感染力,相纸上贫困母亲的凝视,像是一个深邃的管道,把带进她心底的故事,看到她的美好的憧憬。

这些年,老于举办过近20次贫困母亲主题摄影展,也曾把展览办到美国,观展的人多了,被感动的人多了,捐款多了起来。在天津的影展,有位女大学生站在顾彩莲的照片前流泪,她说,“这位母亲在和我说话。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坚韧,我一定会帮她。 ” 

2005年大年初一,老于回访顾彩莲,除了“幸福工程”救助,她也陆续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捐款。她的病治好了;家里盖起来新房;养了猪和牛;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阁楼上挂满了风干的腊肉。村里妇女没事总到她家串门聊家常,以往,没人敢去她家,被她借钱借怕了。2014年,再去回访顾彩莲家,她家靠卖牲畜收入有6000多元,牲畜存栏10多头,还在寨子里开了小卖部。小儿子读书初三,女儿嫁在寨子里。彩莲说她,结婚时家里给1000块的彩礼,还是借的,三四年才还上;她给女儿办喜事花了1.2万元,一分钱都不用借。“能帮一个帮一个,帮了一位母亲,就可能改变家族命运。”

没给自己母亲拍照,是最大的遗憾

在西部拍摄贫困母亲的触动,让老于思考如何将“幸福工程”拍摄纪录传递下去,2004年他离开报社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这样每年至少有两个假期能去关注她们、拍摄她们⋯⋯”寒、暑假他带着摄影系的学生去贴近贫困,回来整理照片和采访记录;元旦、春节做贫困母亲回访;被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专访报道后,还要回复热心读者、观众的捐助咨询⋯⋯

 “还记得拍摄‘幸福工程’前去和母亲道别,她说“兴儿,路上小心”微笑着擦掉眼泪。以前总觉得还有时间,可时间都哪里儿去了。”去年,老于的母亲突发脑梗,瘫痪在床,“11月29日,母亲走的。拍摄了那么位贫困母亲,没有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是我最大的遗憾,无法原谅自己。”

母亲走了,救助“贫困母亲”的脚步没有停下,老于又将仍奔赴让他魂牵梦萦的西部,为‘幸福工程’众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调研。“人这一辈子能踏踏实实做一件事就不容易了。反正,我这后半生就一心一意扑在‘幸福工程’项目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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