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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范雨素

2018年11月19日 来源:《三月风》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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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摄影_《三月风》记者 白帆

范雨素

45岁,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农民,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2017年4月,她的文学作品《我是范雨素》红遍网络。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2017年4月的一天,范雨素的这句话,随着《我是范雨素》一文在某公众号上一炮而红,成为这个时代新一个“网红级”的作家。

内容简单,文字平实,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幽默感,《我是范雨素》的阅读量蹦到10万+,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3天内更是突破400万,令很多网红文主自愧弗如。无数文学爱好者和网友汇集了巨大的疑问:范雨素是谁?

无人不识,又无人可识

45岁的范雨素本是湖北襄阳某村的农民,现在北京打工,一名普通的育儿嫂。《我是范雨素》更像是一场谋划许久的自传,她在里面写母亲、父亲、哥哥、姐姐和丈夫,一个在农村中非常普遍的家庭故事。

有人读完感叹,这是来自底层的呐喊,范雨素不解:“文学哪分什么底层高层?都是相通的、混沌的。”在她眼里,文学就不是等级森严的学术塔。一篇《我是范雨素》,带出了她被匆忙装订的命运之书,也带出了她写作背后巨大的阅读量和充沛的感情。有人感慨,世界是粗砺的,当如她般柔软、温暖、坚韧。有自媒体则质疑她的写作能力,甚至怀疑背后有网络推手。

除了文字本身的魅力,还有打工文学、农民工、草根等一众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她身上,在互联网任人咀嚼,相互传递。而上一个引起全民议论的作者,还是余秀华。

范雨素和余秀华一样来自农村,不一样的则是现在的处境。她住在北京东北部的城乡接合部皮村,一个熙来攘往的小村子,从天安门广场到皮村约30公里,车程超过50分钟。那里成为外地人北漂时,颇具性价比的落脚点。这个本地村民仅千余人的村庄居住着两万多名外来务工者。

城市和乡村在这里短兵相接,潮流与乡土都能在这找到栖生的土壤。村里一条主路上,临街的各色小店让人恍惚置身现代化的都市,但头上错杂纷乱的天线,和脚下土泥混合的脏路,又让一切露了馅儿。

这里一切的光怪陆离,都在范雨素笔下成为阳光下的泡沫,绚丽多彩。就连租房也变得有趣了些。范雨素与其余六七家一起合租前村支书家的房子,她写道,“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房东是政治家,不屑养狗部队,只养了两条狗。一只苏格兰牧羊犬,一只藏獒。房东告诉我,苏格兰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聪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组成联盟,它们是天下无敌。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总统的府邸,享受着天下无敌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成名之后,无数记者前来皮村围堵,甚至有一家出版商直接带着20万现金杀过来“抢人”,但没人清楚她具体住在哪儿、长什么样儿,只好蹲守在皮村工友之家守株待兔。

接到消息的范雨素,给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发短信,假说自己去了深山老林,让大伙散了吧。记者们不死心,快速散播“范雨素出家了”的假新闻,直到夜幕降临仍不肯离去。在夜的遮掩下,范雨素从家中出来,向热闹中行去,却发现根本没人认得自己。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在人群中引不起一丝波澜,这反倒让范雨素窃喜,更让她觉得出名不过是浮云。“这里没几个认识我的人,我也更喜欢独来独往。”

多年前刚到北京时,范雨素找工作不顺,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婚后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常常酗酒打人。范雨素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范雨素对前夫再无任何挂念。

为了生计,范雨素做起了餐馆服务员,也干过小买卖,但都没干长,加之离婚后养活两个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范雨素转行做了收入较高的育儿嫂。夜晚,范雨素在别人家看孩子时,总在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怎么入睡,就偷偷地抹眼泪。

于是她把思念和情绪,都放在文字中了。适逢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她成了这里不起眼的一个学员,和那些年轻气盛的年轻一辈一起上起了志愿者带来的写作课,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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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范雨素上文学课的地方,她在这认识了老师张慧瑜,走上了写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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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在市中心忙碌了一天的打工族回到皮村,这里的主干道也随之热闹起来。

 

一个农妇的自我修养

范雨素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是残疾人。大姐姐刚生下来几个月后发高烧,被母亲抱到40里外城里的医院,“没治好就‘傻’了,20岁时就没了。”小姐姐1岁多患上了小儿麻痹症,“12岁时做了手术之后,因为腿有毛病,她整个人从小走在村里都很自卑。”

范雨素的大姐叫范桂华,二姐叫范梅花,母亲给她取名范菊人。“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给我们姐妹起名字都很随意,给哥哥们起名却煞费苦心。她给我大哥取名范云,小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哥哥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成人中之龙。”范雨素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她在12岁时看了一本琼瑶的言情小说《烟雨迷蒙》,根据小说意境把名字改成了范雨素,“改名字之后,却一直感觉不舒服,觉得像戴了个假面具似地活着。”

为给两个姐姐看病,家里穷得叮当响。作为唯一健康的女娃子,妇女主任出身的母亲并没有过多管教范雨素,书本是她童年最好的玩伴。在农村,一张破纸都是宝贝,“像这样一本杂志,半个月能被大伙翻成碎片。”范雨素用眼前的杂志举例,“我和小姐姐一块看小说和哲学书。”8岁时她自己看完了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并为此自豪,“但没有人夸过我”。

家里的书来自于大哥哥,连续两年高考失利后,大哥哥想成为作家,整天想着跳农门,他把家里的粮食换成书,一晚一晚地看,一晚一晚地写,最后发现不是那块料,那些没用的书就便宜了两个妹妹。家里的小哥哥则被她当成神童,13岁就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学成后在镇上的教育部门谋了一官半职。

“那时候看书我爱求证,我总缠着我妈问:1958年咱们村饿死过人吗?”母亲被问烦了就不理她,她带着满脑子的问号,接着找书看。上完初中,范雨素选择了离家出走,读完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我之前看过一本书,说一个北京的慈善家收养孤儿,在冬天的时候从大水泥管里救出一个冻坏的孩子,孩子的腿还截肢了。”这个故事对范雨素来说更像一种恐吓,于是她决定一路向南,靠着知青文学看来的套路,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会了扒火车,“只要胆子大,总能从火车窗户钻进去。”一路从湖北坐到了海南,“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上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头发很短,脏兮兮没洗脸的我,看着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贩子辨认不出我的性别,也没盯上我。”

最后范雨素还是想家了,又一路扒火车回来了。她发现外面的世界没那么危险:“小学二年级的课本有个故事叫《小马过河》,小马说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样深。多深多浅还得靠自己试试。”

小哥哥怕她到处乱跑,就给范雨素介绍在邻村的一所小学当老师,范雨素一度教得很认真,班级成绩在乡上排前三,“别的老师都成家了,下课就要回家种地,我就在学校盯着学生念书。”

少年得志的小哥哥在40岁那年迷上了赌博。可能因为官场运气太好,小哥哥在赌场上只一个字——输。小哥哥借了高利贷,很快还不起债了,他每天都在腾、挪、躲、闪着追债人,官也被撤了。而母亲是唯一没有责怪孩子的人,她把儿子的一切错误,归结到“官场上的人太坏,给儿子设了套”。

教了几年书之后,范雨素决定再出去闯一闯,这次她来到了北京。

“你算名人?王俊凯、鹿晗才是”

在北京,生存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离了婚还要带两个孩子的女人。大女儿还是辍了学,直到现在范雨素仍觉得对不起她。她唯一的补偿,就是就让两个女儿像自己以前一样看书自学。她从废品收购站论重回收了上千斤的二手书,倒不是不肯买新书,而是“很多书真跟新的一样,连塑封的皮都没拆”。

大女儿成年后在上海的一家大公司做速记员,这让范雨素宽慰不少。小女儿被她送到衡水念初中,因为“在北京没学籍”。

做上育儿嫂之后,范雨素的生活才慢慢好了起来,这让她也有精力去观察别人。她的雇主里既有企业家,也有被悄悄藏起来的“金丝雀”。范雨素用文字描述眼前的画面,“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

她参加了皮村为工友设立的文学兴趣小组,遇到了前来授课的北大老师张慧瑜,他像伯乐一样发现了范雨素写东西的灵气。张慧瑜将所有工友的作品装订成册,被公众号正午的编辑看到,范雨素的《农民大哥》第一次获得了媒体转载。《农民大哥》写的正是自己那个有着文人穷酸气的大哥哥。文章一炮而红。

范雨素在文学小组的指导下,慢慢写出了《我是范雨素》。范雨素的大女儿在看到母亲在网络上红了之后,一个劲打电话劝她“不要做梦,每天干活、劳动,赚了钱才是真的。”小女儿更不以为然,“你是名人?王俊凯、鹿晗才是名人呢!”

范雨素把写作当作兴趣,目的也是直截了当: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赚个外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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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诗人余秀华也曾在一些媒体的安排下到过皮村,期望她能和范雨素见一面,或许能擦出什么火花,但范雨素并未应约。

“奇人”的平凡心

城市和乡村“勾兑”后的皮村,给范雨素提供了不少文字素材。她写自己,写孩子,写工友,还写那些采访过她的记者。她也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归属感。她说城市像一个大水泵,把七亿农民源源不断地抽到城市来,人人都在想更多的钱和住更大的房子,但“生活富裕也没有给他们(农民)安全感。我曾想寻找答案,我反反复复看过5遍李昌平老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看一切我能找到的关于三农的书籍。我希望能找到答案,使我不再苦惑。”

这种身份上的困惑,在大女儿身上尤其明显,虽然现在是在写字楼上班、衣着光鲜的白领,可她的签名依然是“农民工二代,漂二代”。与余秀华一样,范雨素的生活苦难是她吸引媒体的焦点。在她坚强的内心与轻灵的文笔之中,苦难得到了升华,被孕育成善良的珍珠。

或者说,在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中,不愚昧的范雨素更像一股清风,吹散了种种疑惑。《人民日报》评论范雨素,是一个生活在身边的“奇人”,“即便在飞机轰鸣而过的出租房里,也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人、遇到不同寻常的事。她提供的与其说是文学,是真挚带来的感动,不如说是文学印于书本、行于网络之外的鲜活形态,是生命与社会仍然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惊奇。”

在红过之后,范雨素身边的喧嚣也散去了,她在村里继续自在起来。在出租房里,她放着周传雄、伍佰或是周云蓬的歌,边哼哼边看完一本书。她没有电脑,更不会用手机写字,所有文字都要落在稿纸上,网上说有人替她代写,她就晒出稿纸回应。

不久之前,她和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出书的协议。这个故事从2012年就在她头脑中打晃,她决定把汉唐两朝的历史人物,全部挪到她熟悉的现代农村中,让人们靠着前朝的记忆,活在红旗下。她不惜暂时辞去育儿嫂的工作,变身只需要工作半天的小时工,在擦桌子倒垃圾之余,思考唐太宗扛着锄头挥汗犁地,汉武帝骑着电动车赶集,却又不让九五至尊的威严扫地。

她只想赶紧写完这本书,还能去继续打工,毕竟“赚钱是要紧事”,做一个有文学梦的育儿嫂,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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