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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乱象的审判与救赎——渐进式清扫器官买卖雷区

2012年06月14日 来源:《三月风》

运动式执法、空头口号只会继续滋生罪恶土壤,只有落实立法与加强惩治,促成民众生命伦理观念的进步,并大力完善器官联网与优惠鼓励体系,才有望最终消灭非法器官买卖现象。

 

“供体”们被“圈养”在黑中介租来的简陋宿舍里,由专人24小时看守,体检初筛后,每周日有人上门来抽血配型,配型一旦成功,“供体”便被定下了手术时间。(来源:腾讯新闻 山姆哥)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3.5万可以做什么?也许只够在北京市区买个一平方米,但这却是杭州“卖肾车间”里一颗鲜活的健康男子肾脏价格。缺钱的年轻“供体”们像牲口一样被圈养着,毫无尊严地按时推上手术台划开身体。而那颗救命的肾被迅疾植入病人体内的时候,价签已经上升到了20万到50万。黑中介与医方参与瓜分了这块暴利的人肉蛋糕。

只要上网搜索“卖肾”与“肾源”便可以知“基地”猖獗到何种程度。中国有一百万病患在等待肾源而不得,而2011年合法的肾移植手术尚不足4000例。巨大的供需矛盾,给黑中介在医院与病人间游荡斡旋提供了温床。更多的人出于经济原因,甚至正因为看到了打击“黑中介”的报道,才主动寻找到“黑中介”出售自己的“不可再生资源”。更有人被暴力威胁逃跑无果,有的被骗后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某样器官不翼而飞。

在黑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也曾有人提议,与其在暗处藏污纳垢,何不通过公开市场予以双方满足?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就认为器官合法化可增加器官供应,病患可以通过光明正大的途径买到器官。然而他的推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当今世界唯一器官买卖合法化的国家是伊朗,街边随处可见网店一样的海报和举着交易招牌的年轻人。但很多人照样寻求黑市卖肾,因为可以卖价更高,交易更容易。移植机会的多少彻底由贫富状况决定,暴力追求暴利则更加便捷:有一个突出的案例是,有人按当地法律娶得四个妻子后,又强迫她们每人卖一个肾来发财致富。

因此在不能盲目推动买卖合法化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专注于犯罪立法与惩治。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虽然增设了“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但器官买卖的环节众多,手段复杂,“组织出卖”仅为恶行的一种,而诸如发布信息、中介联系、签订协议、手术操作、协助监护等环节都未纳入,导致对许多“基地”的定点清除都“浅尝辄止”,留有大批“黑手”仍然逍遥法外。

治本之举,则是切实着手增加器官捐献数量。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每年每百万人器官捐献人数仅为0.03。在办驾照时征询器官捐献意愿,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通行惯例,而在中国同类构思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众的激烈反对——领个驾照还要提车祸和“死无全尸”实在太“晦气”了。但一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并不意味着它不可动摇。同根同源的台湾,上世纪末每年每百万人捐献人数就是我们的300倍,而弹丸之地新加坡的肾脏捐献可满足其当地50%病患的需求。在民间,深圳的“义举妈妈”强忍丧子之痛捐赠亡儿的全部器官救治五人,其正面示范意义绝非空洞的说教口号能比。而精英阶层与党员群体的表率作用,也许更有利于捐赠意识的推广。

政府还应尽快建立起全国联网的捐赠注册体系。作为器官移植大国,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器官联合网络,统一注册、及时配型;西班牙则在139家定点医院设有协调小组,及时发现与接洽潜在的捐献者。而我们的联网设想,则从九十年代便开始年年提、年年如隔靴搔痒。最为讽刺的一点莫过于,杭州“卖肾基地”的肾脏收购价与外地基本相仿,且肾源可异地流动——能做
到这点,只因他们的联网甚至走到了政府的前面。

此外,当前器官捐献鼓励与优惠政策的大把空白,也无疑将不少纠结于经济原因而游移的潜在捐献者拒之门外。在这方面台
湾堪为我们效法,其卫生部门从1992年起便开始向器官捐赠者家属提供丧葬补助,部分医院的医疗丧葬补助加上政府补助高达35万元新台币(约合7.45万元人民币),其补偿力度之大,不知半自愿被圈养在各个“基地”、准备廉价出售器官的“供体”们得知会有何感想。

被称为“21世纪人类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为众多病榻挣扎者带来福音的同时,多少血腥与罪恶也假此之名横行于世。而
在这个伦理、经济与法律万般纠结的特殊领域,运动式执法、空头口号只会继续滋生暴力与暴利、短缺与苦痛、荒诞与无奈。只有在渐进改良的体制保障下,我们才有希望卸下踯躅不前的沉重传统,目击到众多生命在他人身上良性延续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