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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妈妈七百个娃
2014年第9期

2014年09月10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编者按:26年的时间经历了中国培智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北京市海淀区培智学校校长于文坐在我的对面,讲述着她与培智教育事业26年的情缘。说到自己刚入校时还是个“又高又胖”的姑娘,她笑了,眼角爬上了道道鱼尾纹;说到学校现在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楼和100名专业教师队伍,她感慨着创业的环境如何艰难;说到她自己失去的孩子和亲手培育的700个智障学生,她哽咽了,这些都是她的孩子。


 
在于文的意识观念里,一个合格的培智教育老师,除了“爱”还应该给予孩子们一个未来(图_于文)

文_陈曦

一双“红舞鞋”

培智学校请于文入校当老师时,她犹豫了。

1988年高中毕业的于文因为几分的差距没有考上大学,她这个落榜的高才生马上成为了各个中学抢手的师源。于文最初选择了一所普校任职,学校让她临时代课“辅读班”。所谓“辅读班”就是针对智障学生设立的班级。校方说得很明白,只让她代课一年就可以调离。年轻的于老师还没搞清楚究竟什么是“智障”,就稀里糊涂地踏进了培智教育领域,这“一年的代课”也成了她与智障孩子们一辈子情缘的开始。起初,智障人呆滞的目光、狂躁的举动、无休止的纠缠让她不知所措,慢慢地,她发现这些看上去特殊的孩子却都有着一颗钻石一样的心,他们的世界里没有虚与委蛇。爱你,便会把吃到嘴里的甜苹果第一个分享给你,一字一顿地说:“老、师、我、爱、你”;想你,便会在除夕夜坐着公交车找到你,见了面虽然什么话也讲不出,只是笑一笑,拉一拉手便心满意足地再坐车回去;需要你,他会告诉你:“胳膊疼,有别的同学欺负我,想让我哭,老师说男孩子不能哭,我就不哭。”在他肿胀的手臂里,竟挑出一根扎在肉里的针来,老师哭了⋯⋯于文把这些学生当作孩子,学生们也把于老师当作“年轻的妈妈”。一年的代课结束了,道别的时候,学生们问于文:“老师,你不喜欢我了吗?”于文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第二年,北京市海淀区培智学校找到于文,这所刚刚成立不久的特教学校急需优秀的教师资源。面对学校的邀请,于文拿不定主意,她爱这些孩子,但她也很清楚,当时的社会环境对特殊孩子与特教老师并不包容,甚至以后找对象都可能因为“工作名声不好”而耽误了。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特教老师更像个保姆——带着“一群傻子”的保姆。北京海淀培智学校第一任校长马廷慧亲自找到于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打动了她:“培智教育是高尚伟大的职业,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培智老师,需要有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多方面的知识,这是一个有发展、有挑战、有着更高学术要求的行业。”

于文走进了培智教育事业,一辈子再也没有出来。她说,当初的选择就像是穿上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双红舞鞋,自己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了。因为肩负着命运赋予的责任,她唯有起舞。

无助中的坚强

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培智教师于文,现在是在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培智教育专家。于文笑谈,能在培智教育工作中坚持下来的人,必须得有一颗“豁达”的心。她记得,26年前刚刚踏入学校大门看到的景象——三四间低矮破旧的平房,屋子里只有一个炉子半间炕,操场已经成了长满荒草的草场。硬件环境不好,老师们便动手拔草,拿起铁锹平整土地,重新修整房间,从小住在楼房的于文第一次学会了怎么给炉子生火。她还记得,带着智障孩子们排队出门,人们甚至当面就指指点点:“这是傻子学校的老师带着傻子出门玩了。”听到这话,她就更亲切地和孩子在一起,从不避讳周围鄙夷的目光。20世纪90年代,培智学校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培智教育领域的第一次变革,这是中国培智教育事业的起步阶段,没有经验,没有教材,甚至连教具都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做的。老师们在学校建立了团支部,组建了学生大队、合唱队、集体舞队。不识乐谱的于文硬是背下乐谱教会了学生;孩子们学不会广播体操,她就画出一个个分解动作,再一节一节教给他们;学校要有宣传板报,她就跑遍书店买来板报设计书,一张一张拓,一笔一笔描摹,画出每期的宣传板报。于文那时候身兼“班主任”、“大队辅导员”和5门课的老师,她和其他几个年轻教师组织了北京市第一支智障学生的鼓乐队,激昂的鼓乐声打出了智障孩子们振奋的心声,也打开了智障教育的新局面。

那些日子,于文每天也会感到无助。有的孩子只要看不见太阳就会不停地叫嚷,有的会突发癫痫,还有个智障孩子竟然因为“狂躁”被父母活活打死。学习困难、心理问题、家庭问题,每个孩子的问题都不一样,面对“多样化的问题”,没有人教于文该怎么做,因为她们就是中国培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于文说,在无助中如果还想做好一件事,那就必须坚强,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而于文的坚强,来自于她每一天都感觉到自己是被孩子们需要的。她把爱毫无保留地送给他们,因为她知道智障孩子同样渴望感知幸福的美好,并更加渴望着被爱。24岁的于文怀孕以后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做一次产检,怀孕8个月时还带着孩子们参加运动,第二天登着梯子去写黑板报,第三天突然早产了。她的孩子没有留住,那是个儿子,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骨肉。于文说,或许这就是命运给予自己的一份责任,让她把全部的爱给予智障孩子们,老天夺走了她的一个孩子,但给了她700个孩子。

尊重每一个生命

于文知道,一个合格的培智教育学校,除了“爱”,还应该给予孩子们一个未来。

她记得,十几年前一个男孩子毕业了。临走道别时,孩子拉着于老师的手说:“老师,我走了。”于文问他要去哪儿?他摇摇头,不知道。于文知道,这个孩子没地方可去。记得他6岁入学那天,指着自己的全家福照片告诉于老师这是谁那是谁,10年后,孩子毕业了,毛头小子长到了1.8米的大个头。10年里学校是他最幸福的家,10年外的路却不知何去何从。这个孩子从毕业那天以后就到公园捡瓶子,“工作之余”最快乐的事就是下午坐在学校门口,等着看着老师们下班回家了,自己再回家。

于文觉得心酸,这10年自己究竟给了他什么。是爱。但这不够,她要用专业培智教育方法给孩子们一个未来。2000年11月,于文被任命为北京市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的校长。她把“让智障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让智障教育教师形成专业的技能,让高速前行的社会实现和谐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办学思想。为了使每个孩子享受到优质的特殊教育服务,她带领教师在全国率先进行课程改革,为每个学生建立个别教育计划,使每个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残疾,不管残疾程度多重,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在北京“非典”时期,万人空巷,她趁着这个时候组织教师们编写了校本教材,在停课的几个月中,学校老师坚持来校,编写的教材填补了国内空白。她实行“送教上门”, 让重度残疾孩子实现了上学的愿望。她带领教师们学习康复训练技术,每日坐在地板上搬动着学生千百次的重复一个动作,连家长都感叹,“老师做到的我们都做不到,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信心。”为了使轻度智障学生在普通学校能够享受到特殊教育的服务,她亲自到普校讲智障教育理论,使普校老师了解特殊教育,为特殊孩子的随班就读工作奠定基础。智障教育在中国没有多少历史可借鉴,每一步实践都是在创新,都是在创造历史。为了赢得社会的关注,她不断奔走于各个相关单位,宣传特教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争取社会的理解和帮助。

于文对年轻的老师们说:“智障教育不能给你们金钱,给了你们劳累和艰难,但在我们的学校,每位教师都有成为特殊教育专家的希望。”在她的带领下,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成为全国智障教育领先学校,被教育部、民政部、残联评为“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单位”。学校的校本课程在全国展示,并被多个省市学校选用。

在众多的荣誉称号中,于文最珍视的是“全国特教园丁奖”。她为自己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专业特教老师而自豪。她自豪,26年的从业经历见证了中国培智教育的发展历史;她自豪,自己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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