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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汇报(三)——在自强与助残的路上

2019年09月19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2019年第9期

曹鹏:用音乐打开孤独症儿童的心

 口述_曹鹏 整理_徐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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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全国助残先进个人”获得者 曹鹏

 中国优秀指挥家,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创始人,上海“天使知音沙龙”发起人。

我叫曹鹏,是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创始人、天使知音沙龙创办人之一。我1925年出生,今年已经94岁了。1944年,我参加了新四军,为保卫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1961年,我担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一直工作到75岁才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些年和孤独症孩子在一起,看着他们快乐、自信地成长,我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年轻了。

在别人看来,离休后的我应该安度晚年了,但是,事实上,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2005年,我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业余乐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2007年,我的女儿曹小夏告诉我她看到一则新闻,消息称现在全球孤独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且终身难以治愈。我很震惊,于是我们马上决定要为孤独症孩子做点什么,但是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这个群体的经验,所以我们商量后决定,“就先从邀请孤独症孩子和家长来听音乐会做起吧!”

2008年6月1日,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我们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共同创办的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公益服务的民非机构——天使知音沙龙,正式成立。

最开始我见到这些孤独症孩子的时候,感觉他们好像和我们这个世界是完全隔离的。他们的眼睛从来不看你,有嘴巴却不与你交流,甚至都不能触碰他们。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次和孤独症孩子搞活动,一位家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曹老师,你可千万别碰我儿子啊,他可能会伤害到你的。”

我却不这么想,为什么碰不得?可以试试嘛!从那以后,只要见到孤独症孩子,我都会主动走上前去,伸出手把孩子搂进怀里,“来,让曹爷爷抱抱!”

为了给孤独症孩子及家长多一些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天使知音沙龙”成立初期,选择让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一些团员们表演弦乐给他们听。没想到,孩子们竟然非常喜欢音乐,于是,我们决定开始教孤独症孩子演奏乐器。每个周六下午,我们都会组织孤独症孩子和家长听音乐、跳舞,同时进行个别的一对一乐器学习。

我们最开始的表演很有意思。著名作曲家海顿有首曲子叫《玩具交响曲》,我们发给孩子们一人一个木琴,他们就在我们“城交”乐团的最前面,想怎么坐就怎么坐,想走就走,想跳就跳,“嗒嗒嗒、嗒嗒——嗒”,孩子们只要跟着大乐队音乐的节拍敲敲打打就好。结果效果非常好。

中文“听”的繁体字是“聼”,其实是非常有深意的。“耳”的旁边像有一个窗户,下面是“心”。窗户是人的身体,从耳朵进入身体,最后到心。英文的耳朵“ear”,加一个h变成“hear”,“听见了”;末尾加一个t,是heart“心”。英文跟中文有相同的内在境界,心跟耳朵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用音乐打开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耳朵。他们的耳朵打开了,听见了,慢慢他们就会从听音乐入手,逐渐开始听别人说话,也开始听老师的指令了。

现在,我们“天使知音沙龙”已经有4名孩子加入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他们跟随着乐队参加了国内外很多演出。从前他们的父母,因为家里有孤独症孩子,自卑、自责,常常以泪洗面,如今这些家长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逢人就自豪地说:“我们孩子是‘天使知音沙龙’的学员!”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很高兴,很自豪。

近几年,我们“天使知音沙龙” 除了坚持为孤独症孩子提供免费的音乐培训外,我的女儿曹小夏对于孤独症孩子康复和教育又做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我们开始尝试着给孩子们开文化、技能课程,你们都无法想象,我们的孩子有多么渴望学习。每次上课,他们都提前到教室,而且迫不及待地拿出自己写的作业,争着让老师看。每次看到孩子上课时认真、期待的眼神,我都特别感动。

2018年,我们还创办了孤独症社会实践基地“爱咖啡”。虽然这个基地解决不了孤独症孩子们就业的根本问题,但孩子们通过志愿者的帮助,接触到更多的人,便有机会逐渐进入社会大家庭,将来才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此外,我们也希望通过基地的志愿者,把帮助孤独症孩子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都来帮助孤独症孩子。这也算是帮助孤独症孩子们走入社会的一种尝试吧。


彭超:做一个为梦想拼命努力的人

 口述_彭超 整理_王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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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助残先进个人”获得者 彭超

2001年不幸触碰到高压电线失去双臂,2015年以608分考入四川大学。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一期擂主,2017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我是四川大学的大四学生彭超,今年24岁。我的家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黄草乡,6岁那年,我因为触碰高压电线失去双臂,那时我觉得我的双臂还会长出来。

我的父母自我出事起,就知道我今后将面对怎样的生活。手术后一个月,父亲开始规划我的未来。等我能坐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用脚写字、吃饭、洗脸。“哪有伤还没好就练习写字、吃饭的,我不干!” 我想尽办法拒绝这些在我看来不正常的行动。现在回头看,我很感谢他们,如果我当时不练,以后的苦日子只会更多。一年半的时间,我已经可以用脚完成日常生活的各种事情。

虽然我的字写得不好,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适应了学生生活后,我的成绩一直维持在班级前2名。我自己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和其他同学比,我可能只是有更多时间学习。初中和高中,因为需要住校,我的洗漱时间又比较长,就只能每天比别人早起,我会提前50分钟起床,用脚叠被子,洗脸刷牙,穿衣服,这样就能提前20分钟到教室。下课时间,我基本都不出教室,这样每天,我就能比别人多出2个小时的时间学习。通常情况下,第一节晚自习我就写完了当天的作业,后面的两节自习就是不停地刷题。

2014年,第一次高考,我考了538分,如果加上地区分5分,还超出重点大学分数线3分。但我平时的模拟成绩都在580分左右,这个成绩让我很不满意。于是我毅然选择复读,再冲刺一年。没想到,复读让我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类似“四川一残疾大学生538分要复读”的标题被越来越多媒体转载。因为用脚写字的原因,答不完题成了影响我成绩的最大障碍,尤其是语文的作文部分。更没想到的是,我的故事竟然被海迪主席看到了,她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在2015年,向教育部反映了和我一样的残疾考生高考时面对的困难。

2015年5月份,高考前一个月,教育部下发文件,其中一条是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黄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年复读后,2015年我考了603分,如愿成为四川大学法学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步入象牙塔,实现了我的大学梦。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四的学生了,正在准备考研。大学四年,我感受到了来自学校领导、老师、同学的关心。宿舍里有专用的床铺和书桌、食堂阿姨总会为我提前打好饭。同学们也乐于接纳我,我参加了志愿者社团,去到敬老院做活动,到大街上劝募,到各中学做公益演讲,分享我的故事,给学生们带去学习的动力。我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这让我对未来的生活也越来越有自信。

失去双臂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我将有一个更艰难的人生。为了坚定我求学的信念,本不宽裕的父母在暑假带我去丽江看望无臂书法家和志刚,看到他用嘴写出遒劲的书法,在逆境中靠顽强拼搏创造了精彩人生,我受到深深的触动,也更坚定了通过努力学习来实现人生价值的决心。

虽然我常感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但时间已经教会我淡定对待自己的人生,用自信、坚强的心态面对残疾这个事实。虽然失去双臂,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别人能做的事,我一样能做到。

学习之外,我也培养了很多兴趣爱好。比如古诗词、唱歌、看小说、看电影,我希望自己更加乐观向上。室友们玩游戏,我也会跟着玩,体育课上的跑步、跳绳,我也都会参与。这样,我就有更多和同学相处的时间,朋友多了,快乐也就多了。

还记得2015年10月份,我接到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组的电话,虽然我有一定的诗词积累,但我知道自己的水平还达不到参赛的标准。因为自己也很喜欢古诗词,我用一个月的时间,突击了5000首诗词,每天我都抽出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完成100多首诗词的背诵。最终,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我夺得了第一期擂主。现在,我依然会定期地翻看古诗词,李清照的《声声慢》是我最喜欢的,美妙的诗句总是容易让我产生某种共鸣。

有人说我是个奇迹,但我想说:奇迹是可以创造的,奇迹也是苦难造就的。生活之路本就艰难,苦尽甘会来。我会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上半身烧伤,而我胸前的植皮又生长缓慢,影响了颈椎的发育,我不得不在10岁到16岁之间,每两年接受一次植皮手术。炎热的夏天,植皮的排汗功能不好,瘙痒难耐,我就不断提醒自己:这是上天的考验,坚持过去就会有欢笑。我要努力生活,我也一直在努力生活。

我现在正在准备考研,今后还想继续读博,做一名律师。律师是为实现公平正义服务的,是为社会服务的,我希望自己能开启全新的生命征程。不管未来的路有多艰难,我都会充满信心地走下去,继续努力学习,继续感恩、回报社会。我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残疾青少年,能克服困难,用坚定而强大的内心,用坚持和拼搏的勇气追求我们的梦想。相信自己,我们也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王磊:让助残成为一种社会习惯

口述_王磊 整理_吴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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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助残先进个人”获得者 王磊

西安鸿鹰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单翼天使”残疾人互联网服务平台创始人

陕西残疾人高端就业项目发起人

我叫王磊,是西安鸿鹰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单翼天使”残疾人互联网服务平台创始人。1岁多时,我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残疾的烙印伴随我已有49年。

1988年我20岁。那时候,西安市残疾人福利按摩医院的主要业务只有推拿按摩,患者理疗之后还要另寻医院问诊购药。科室不健全、服务流程不完善,让我从中发现了商机。

于是,我和按摩医院合作,聘请退休著名老中医为理疗患者坐堂看诊,补上了医院服务的短板。这一模式在当时很有市场,我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从诊疗开始,到基层业务员,再到成立医疗科技公司,我的医疗事业版图逐步扩大到山东、河南、内蒙古等地。

2014年,我选择跨行做影视。一开始是为了我患孤独症的儿子,今年26岁的他,是个1米76的帅小伙,可智力只有3到5岁。他从小就对动画感兴趣,为了圆儿子的“动漫梦”,我创办了鸿鹰影视文化公司。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动漫电影中竟然没有一部是由残疾人创作的。于是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带着残疾人朋友一起从事动漫创作,制作一部真正属于残疾人自己的动漫作品。

影视动漫行业投资风险高,我还招聘了不少残疾员工,很多亲友都不理解。家人朋友都说我“疯了”,还有一位好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王飘飘”,说我这么大年龄了不安生,做这个事儿是不务正业,已经飘了。的确,刚开始进入行业,一部动画投资上千万,结果赔得血本无归。很多朋友都问我亏不亏,我说不亏,就当是交学费了。可说实话,那段时间都是用经营医院赚的钱在补窟窿。我好几次都想放手,可最终还是不甘心,更重要的是看到那么多残疾孩子,他们好不容易融入了这个环境,适应了这份工作,如果我这个公司不干了,他们还能去哪儿呢?

因为这分责任感,我下定决心把影视公司继续办下去。为了长远发展,我又建立了动漫培训学校,免费给这些残疾孩子进行高端职业培训。目前126名学员中,已经有50多位顺利结业,并且找到了工作,还有不少人去了京东、广电等大公司。和他们接触越多,我的体会也就越深,很多残疾人并不比健全人差,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和平台。

扭着走路、感觉随时都会摔倒的李彦增,脑瘫程度相当严重。找工作时没人敢要他,谁都害怕用了以后有个什么意外。可在色彩设计上,他就是有天赋,所以他被留了下来,成了我们团队众多残疾孩子中的一员。身高只有1米2的大学生尚华,文采和绘画都很不错,来到公司两年多,她不仅熟练掌握了动漫制作,还成了一名培养残疾学员的动漫老师。肢体残疾人、聋人、侏儒,还有脑瘫患者,成了我们动画创作团队的主力。他们在培训学校学习影视动漫、计算机编程、平面设计、办公自动化等专业课程,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也用实力和敬业在工作岗位上证明着自己。2017年前,全中国还没有一部动漫电影是由残疾人创作的,而现在,我们组建的由残疾人主导的残健合作的“融合式团队”,已经产出了好几部动漫作品,终于有了真正属于残疾人自己的动漫创作。

“文化助残、高端就业”之路仍在继续,培训学校还建立了“单翼天使”残疾人网络平台,为残疾人提供技能培训、婚恋交友、创业就业指导等服务。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开始了解并主动接纳残疾人,这样的改观和社会认同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虽然我是残疾人,但我从来没申请过任何残疾人福利。一直以来,我都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考虑,以“尊重、平等以及一视同仁”的心态去招收残疾人。因为同样是高端行业,同样是脑力劳动,残疾人凭实力并不比任何健全人差。同等竞争下,残疾人一样能够给企业带来效益、为社会创造应有的价值。

我这样做了,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像我一样的企业家,主动接纳和安置残疾人就业,让更多残疾人受益,也让助残成为一种社会习惯。我也想告诉广大残疾人朋友,只有残疾人自食其力了,我们才不会被歧视,只有残疾人安居乐业了,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和温暖。


倪岩: 开“互联网+”合作社的西海固的儿子

口述_倪岩 整理_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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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获得者 倪岩

宁夏海原县农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宁夏康馨怡苑养老康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我叫倪岩。我出生在宁夏西海固,这里有一句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话,叫“苦瘠甲天下”。风沙、沟壑、戈壁、荒漠,住着窑洞,点着油灯,喝着雨水。贫困,现在想想,真的很可怕,但我的故事,不是从贫穷讲起,而是从我的残疾说起。

家里人说,我3岁前能跑能跳,一次发烧打针才落下了残疾。我不记得走路的感觉,只隐约记得父亲的后背隆起的肌肉,他抓住我的双臂,背起我,下地干活,每走一步,我的双腿在父亲的后背上晃来晃去。在我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从此,我去哪儿都是爬着。8岁那年,我收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份礼物,妈妈凑了8块钱,找了村里的木匠,给我做了一副很笨重的木头拐杖,但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终于能站起来了,终于能去读书了。

在哥哥和嫂子的抚养下,我读到高中,高中毕业后,为了生存,我在当地拜了师傅学做“纸活”,纸活就是丧葬用的纸人纸马、花圈。后来又做了室内外装潢并在当地开了一家书店,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带动了当地三名残疾人,经过几年的打拼,自己有了一点积蓄,我想,我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我从宁夏固原市摇着轮椅出发,向澳门挺进。途中发生了事故,我在事故中死里逃生。到了澳门,在旅途的终点,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人生新的起点。我做了决定:回到家乡,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2004年,我第一个将电子信息服务技术引入家乡农村,并通过互联网带动了当地葵花产业的发展。我引入275家外地客商,将8万多亩葵花销往全国各地,给家乡的农民赚到钱了。紧接着,我又用了三年的时间,自己引进新品种,给农民做对比,农民是讲实惠的,他们看到试验田的庄稼长势好,产量高,慢慢开始认可科学种植。我通过科技引领,带动本地农民走上科学种田的道路, 2009年,我被科技部评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

党的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力度在西海固不断加大,党的关心,国家政策的支持,西海固旧貌换新颜,我也成立了农民种植和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互联网+社员+基地+残疾人手工艺”的立体模式。我在当地打造了4600亩无公害示范基地,这些年我成立的合作社举办农民科技培训班276期,培训农民3万余人,合作社的社员人数达到3825人,辐射带动农户4000余户,科技信息覆盖10万余人。这其中,还包括3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48户残疾人。他们在我的带动下,在合作社里脱贫致富。我成立的合作社被国家12部委评为“国家示范性合作社”,我也被评为 “宁夏自治区扶贫开发脱贫致富带头人”。32年前,娘对我说,娃,要是有出息,你就离开咱们这个穷地方,对不起,娘,我没听您的,我不仅是您的儿子,我,也是西海固的儿子。所以,我还会继续留在这里。


任宝仓: 把技术成果写在大地上

口述_任宝仓 整理_李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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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获得者 任宝仓

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叫任宝仓,是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的一名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人员,30多年来,一直在做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研究。别人称我是“甘肃犟驴”,骂我太偏执,干活不回头。我说,我就是认真一点,其实跟农业作物打交道,作物也会说话,但你得会听。

我是1984年参加高考的。1983年,高考政策调整,生活自理的残疾人可以考大学了!我终于有机会上大学了!我参加了那年高考的预选,700多位高中生里头,只有200人有资格参加高考。正是高考政策的改变,最终我进入了石河子农学院学习,学习的正是植物保护专业。自此,我就跟农作物保护打上了交道。

1988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张掖农场,后来调入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一到新单位,我就接手了甘肃啤酒花霜霉病的防治项目研究。那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艰苦,现代人没法想象,就只有一把尺子,一架天平。到市图书馆,都不一定能查到你需要的文献。

这些对我来说,还不算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当时农场没有交通工具,靠走路,每天来回在农场里观察风、雨、气候、耕作模式对啤酒花的病害影响。

搞农业的人就得下苦功夫。不吃苦可搞不成。大型农场土地几十万亩,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边界有40多公里,至少3天要转一圈。我在重点区域走,走得慢,每天也要走20公里路。那两年最费鞋子,一个夏天,穿破十几双布鞋。我是小儿麻痹,走路不方便,每天都走得脚痛,可那个时候年轻,精力好着呢。

我很满意的是,我才花了两年时间,就让甘肃啤酒花霜霉病不再大面积发生了。我还摸索出了新的耕作办法,教给农场的农民,从春上到秋天,用什么耕作方法能防止啤酒花发生病虫害。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成果,1996年我拿到了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感到特别有成就,能用学到的专业技术为生产解决问题了。

1995年,我开始做啤酒大麦条纹病的防治研究。啤酒大麦种植品种多,区域宽,相比较啤酒花,更需要到处跑,需要多点、长时间观察。交通不便,回不到城里,就凑合着在农民家蹲两天。农民也挺好,对我们很尊重,我们住下了,还要给我们杀个鸡,那个年代,都困难着呢。我感觉农民特别朴实和厚道。

我花了5年时间,研究出了种子包衣技术,就是给种子穿件衣服,种子干净饱满,也不再长害虫。这个办法,一可靠,二省种子。

紧接着,我又花了10年时间,跟玉米种子打交道,开始研究绿色防控技术,并进行技术宣传和推广工作。从1996年开始,我给很多企业、机构,还有农民做过培训,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给企业和机构做培训相对容易,而给农民做培训,就不一样了,就得做更多工作,得给他们晚上讲,白天讲,费更多口舌;更多时候,不是在教室里讲,而是在菜地里上课,还需要建立示范田,让农民眼见为实。

有人问我,给农民做培训,是不是特别烦琐?我却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的问题都特别具体,自己需要吃透了,才能讲得出,讲得好。这也逼着我不断学习。

农民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年的辛苦是不是有收入,所以他们问我时,常常苦着脸。跟他们接触久了,我反而养成了特别爱笑的习惯,农民本身遇到了问题,我再板着脸特严肃,农民的心理压力会更大。我面对他们总带着笑,他们轻松了,接受外来信息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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