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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身说法 盲人参加司法考试,究竟哪种形式最妥当?

2020年04月13日 来源:盲人月刊

金希

日前,一名山东青岛的视障考生报考今年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向司法部申请盲文试卷或电子试卷的合理便利,而司法部最终批复给予其单独考场、人工读题、全程录音录像的考试便利,而这位考生则表达了对于此种考试方式的担忧。这一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对于视障者参加司考、司法部给予便利之事,鼓励支持者有之,质疑反对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而这一事件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七年前那个风起云涌、决战司考的夏天。作为一名以人工读题方式参加司考的亲历者,申请便利时的忐忑不安、复习备战时的废寝忘食、考场决胜时的云卷云舒、成绩揭晓时的如释重负似乎均在昨日。而对于近两年来视障者报考司考并申请合理便利的努力,我这朵不甘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也有自己的思考。

沉睡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应当承认,在我国残保法的多数规定口号化特征明显、缺乏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的背景下,该条规定已然是较为详细和具体的了。其中的“升学考试”包括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等,“职业资格考试”包括取得教师、医师、会计师等专门职业所需参加的考试,“任职考试”包括公务员考试、各事业、企业单位的录用或招聘考试等。这三类考试基本涵盖了目前社会上主要的公开考试。盲人在考试中可以采取的考试形式至少包括盲文试卷、电子试卷与人工协助。

那么这一条款是不是就能让我们视障人都能顺利参加各类考试,单一的书面阅读与纸笔作答的考试形式将能得到合理调整了呢?实践似乎并不乐观。多年来,似乎很少听说有视障考生通过合理便利参加上述公共考试,也鲜有见到某一公共考试有为不同需要考生申请相应调整的制度性安排。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或许尝试报考这些公共考试的视障者本身就很少。由于在社会中结构性的不利地位,多数视障者缺乏报考公共考试的专业基础、心理动力或前置条件;另一方面,考试组织者缺乏应对视障者参加考试的必要经验,而在面对偶尔出现的视障先行者时又由于对考试目的与考试形式的僵化理解而使自身的决定趋向保守。此外,视障者教育的双轨制、视障者较为单一的就业取向、家庭与社会对于视障者能力与价值的低期望等均成为促成前述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从这一规定中受益的视障者却并不太多,残保法五十四条在多数情况下沦为了沉睡的条款。

努力的开拓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司法考试与作为其组织者的司法部可以说是在落实残保法五十四条的规定、顺利保障视障者参加考试的权利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努力。2010年,我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与考试习惯,申请为我提供单独考场并由专人为我朗读试题及依照我的口述代为填写答案。结果当时考试主办方最终批准了我的申请,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作为我的考场,考场中有一名非法学专业的助考员为我朗读试题并依照我的口述带书答案,另还有两名监考老师在场监督,全程录音,考试时间并未延长。而在考试中,除均为主观题的卷四时间较为紧迫,前三卷的时间均较为充裕,我还要求助考员在第一遍作答时我不太确定的题目前做上记号,待做完全部题目后再回去重读检查。无独有偶,去年在山东济南也有一名视障考生以与我类似的方式顺利参加了司法考试,而今年司法部批准的基本也是此种考试方式。虽无明确法律规定,但此种人工读题的考试方式似乎已在实践中渐成视障者司考的定制。

诚然,合理便利的实质是在不引起过度负担的前提下依照不同个体的需要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有人习惯人工读题,有人适应电子试卷,有人偏爱盲文试卷,有人或许需要考试中的其他协助,在理想的模型中考试主办方在公平的前提下均应予以支持。然而如前所述,我国视障者在公共考试中的出镜率过低,多数考试组织者均不知视障考生为何物,甚至不知合理便利为何意。如果偶有视障者申请参加某项考试,或许也需通过私人关系作为特殊个案而予以照顾。相比之下,司法部的做法在我国为数众多的考试主办方中已算是一次努力的开拓。同一行为的多次重复成为习惯,同一习惯的长期保留便成为制度。人生十苦但请你足够相信,我们首先应该相信的是制度的力量。

之所以司法部会偏爱看似成本不低的人工读题方式,可能的原因是在人们心中在满足视障考生需求的前提下此种方式对于考试本身的统一化价值的破坏是最低的。毕竟其不必额外制作专门的盲文试卷或电子试卷,考完后也可将此份答卷统一装订、上交与批改,除考试本身外不必在前述环节做出额外的安排。或许这也是在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社会工作者从业资格考试等公共考试中,为视障考生提供的合理便利均是首先源自人工读题,多年后才陆续出现盲文试卷等其他形式的原因。

当然,有某一视障者以人工读题的方式参加了某一考试并不意味着其他视障者必然适合此种方式,更不表明此种方式便是视障者参加这一考试的唯一方式。每名考生均有选择最为适合自身考试方式、实现合理便利终极价值的权利。但同样需要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组织者已然做出的改变与付出的努力,我们应抱以最大的善意与感激,并在此基础上与之沟通。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往往是在反复沟通与多方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我需要一根盲杖,你给我一支手电筒固然无用,但倘若你现在只能给我一根拖把棒,我们至少也应给与一个善意的微笑,然后用这根拖把棒走向出售盲杖的商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能力与权利是两回事,考试组织者需要做的仅仅只是保障视障者顺利参加考试,置于能否通过司考、通过司考后能否从事法律职业,从事法律职业后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均不是司考组织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声波帮帮盲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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