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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生活,向天而歌——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2020.03)

2020年05月11日 来源:盲人月刊

本社记者 王雨萌

2003年8月,音乐理论家田青教授意外听到了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出,回到北京,写下《阿炳还活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在艺术中,我最怕两个字:真实。这两个字其实很难遇到,但这个晚上,在这座残破的古戏台的房山下,我听到了真实的歌声。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他的歌声是真实的,没有被专业音乐教育用“科学”的锉刀打磨掉个性的毛刺。悲是真悲,声是真声。”

丧失了视觉的缺憾,通过发达、细腻的听觉得到补偿,最终沉淀出动人心魄的旋律,与健全人比,盲人和音乐的关系,得到了一种微妙的升华。

诞生于烽火硝烟的年代

1938年抗战爆发,八路军第129师进入山西省辽县(左权县),共产党组织各种抗日力量,盲人宣传队就是其中一种。因为当时各个县城大都被日本人占领,八路军与老百姓想打进敌占区都不太容易,于是就有人想到组织盲人打入敌占区做宣传。从那时起,沿村卖唱为生的“没眼人”组成了盲人宣传队,利用流传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小调,一方面宣传抗日,一方面探听情报,这便是第一代盲宣队的由来。他们这代人年龄参差不齐,大约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所涉及范围不只是左权县。

抗战结束后,盲宣队依然一代代在传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一边用歌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边娱乐民间。

2018年,诞生于1938年的左权盲人宣传队,已经整整80岁了,演出队伍也更替到第六代,但后继无人却成了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从最多时100多人减少到只有十来号人的队伍。近些年,也很少再有盲人加入其中,一是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有视觉障碍的人逐年减少;二是经济条件好了,有视觉障碍的小孩大都有条件上专门的盲校学习知识和技能。

刘红权1995年加入盲宣队,是现在这支10余人队伍的队长,作为领头人,他有些忧虑,也有些恍惚。“我们现在被集中安置在左权县一处由十多间平房组成的院落里,门口的墙壁上喷绘着我们下乡演出的场面,虽然我们看不见。”时光似乎在他们这一代盲艺人身上停滞了,生活方式变了,工资增加了,但表演的内容没有变,组织结构没有变,兄弟情义没有变。

2003年,盲艺人们被田青发现后,开始走出太行山,到各地去演出。他们从没想过,这种近一个世纪的表演方式,竟将最原生态的左权民歌保留了下来。2006年,“左权开花调”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仿佛看到太阳开了花!”在北京演出结束后,听着雷鸣般的掌声, 刘红权激动地说。回到太行山的盲艺人们获得了更多尊重,生活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行走太行山,为老百姓带去欢乐的传统没有变。“他们听惯我们唱了,内容上家长里短,但字字能唱到他们心里。”刘红权说。

吃千家饭睡千家屋

每年立冬前后,刘红权便带着盲艺人们到左权县的200多个行政村演出,演出分为春、秋两季。春演在元宵节后,一走就是半年。以前刘红权下乡全凭步行,现在则有面包车拉他们进村,车费由所在的村来负责。

“走过了一村又一庄,拉起胡琴来(老天呀)整日哩走四方。云为被子山为床,暑去寒来(老天呀)俺走遍了太行。”

一场在村口的黄泥地上的演出在晚上7点准时开始,鼓点打起来,唢呐吹起来,乡亲们从四面八方靠拢过来,老头们抽着旱烟。一首《光棍苦》道尽这群盲人的艰难,台下的大娘眼眶有些湿润。刘红权头高高昂起,脖子涨得通红。“再唱一小段《冯奎卖妻》吧。”一曲罢了,台下的村民开始“点歌”。有人从家里拿来瓷缸子,从暖水瓶里倒了碗水,给刘红权润嗓子。

盲宣队的盲艺人没有固定分工,都要一专多长,笙、板胡、京胡、唢呐,样样都要会才算合格。

这样一场3个小时的演出,队员们大约能有500元收入,至今,宣传队依旧采用老辈留下的按工分配酬金的规矩,将30%左右的收入留给队里那些无力出门演出的年老的盲艺人,算下来,每名队员忙活一晚上大约有50元收入。

经过这些年的创作,盲宣队的歌曲储备已经达到100首。“去农村演出有时要四五个小时,没有上百首歌是撑不下去的。”下村演出,要么住在农民家里,要么住在村小学的教室里。在农民家中,通常是几张板凳拼在一起,上面架床板,十来个人挤一挤。有时农民家中椅子不够,就只好靠在椅子上或睡在地上,好在大家都习惯了。

刘红权说:“我是真爱这份事业,过去盲宣队来了村子就跟过年一样,我很崇拜他们。”而今,当刘红权成了那批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选择太多了,看电视、刷手机、上网……搬个板凳听戏的积极性没过去那么高了,但他还是心怀感恩。“过去,我们唱小曲都是换饭吃,从田青老师那里我们才知道,我们唱的原来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辈们留下来的宝贝。”

相同的命运和爱好让这些盲艺人们聚在一起,成就了一种生活方式,也成就了一种对歌唱的执着。大家都是无师自通,拉出的声儿却很入耳,原汁原味的开花调经由几代盲艺人的口口相传,再加上源于盲人身世的新唱词,让老百姓听着十分欢喜。村民们最爱听《光棍苦》,“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戴……十二月整一年,大小说过年好。有老婆的人家吃饺子,光棍吃的是面条条。”十二个月,十二段光棍的凄凉故事,虽然歌词看着五彩斑斓,但真贴近它,满声都是苍凉。

盲宣队的听众从山里的光棍儿到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听众越来越多,生存空间却越来越萎缩。为了将盲宣队传承下去,2016年,“刘红权民间音乐传习所”在晋中特殊教育学校开班,他们相信,有了接班人,太行山上的“开花调”就会一直唱下去。

除了左权盲人宣传队,中国还有十几支盲宣队在活跃,他们都有各自发展的历程。盲宣队的演出只是众多草根音乐的代表,他们的生态、变化、自由性和多样性是活跃在大众视线以外的,当闪光灯真正给到他们时,旁观者才感受到这种从黄土地滋生出的野蛮而又蓬勃的音乐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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