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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照亮眼睛

2020年05月18日 来源:盲人月刊

本社记者 张西蒙

“老肖,你来啦。”

“快来快来,给你留了第一排的位子!”

盲人肖焕意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慢慢走进北京鼓楼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 门口的牌匾上有四个红色的大字——“心目影院”,落款是“红丹丹”。还没落座,他便循着声音认出了正在说话的老友。这里的影迷都是盲人,尽管他们看不到,但来的次数多了,凭动静就能分辨出进门的是谁。

心目影院,一颗种子发了芽

《和你在一起》是先天失明的肖焕意“看”的人生中第一场无障碍电影。“刘小春在车站为父亲刘成奏响小提琴。”那天是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丫担任讲解员,当她娓娓道出影片结尾的那一刻,肖焕意潸然泪下,一方面,影片中克服各种困难学习小提琴的少年让他想起自己曾经被迫放弃的唱歌梦想。另一方面,看电影给一个盲人带来的感触,实在过于震撼。

每逢周六日,心目影院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挤满了听电影的盲人。在场的还有志愿者和讲解员,偶有来访的媒体和公益人士。一台电视,一部DVD机,二十几张椅子,是这家“影院”的主要构成。

电影放映过程中,讲解员手拿着话筒坐在中间,在对白将要出现之前,提示是哪个角色说的;对白的间隙,就用语言描述当前播出的画面,串联起整部影片。

作为心目影院的创始人,十多年来,王伟力迎来送往,见证了荧屏上的悲欢人生,也见证了一群盲人观众的情感故事。来心目影院的盲人,无论老幼,都称王伟力为“大伟老师”。王伟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地球所做科技摄影,辞职后和爱人郑晓洁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工作,他的妹妹是一名残疾人,因此夫妻俩对这个群体多了一份关注。

2000年伊始,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凭借《我的梦》系列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王伟力和郑晓洁凭着媒体人敏锐的直觉,第一时间找到艺术团以及社会各界残疾人,拍摄了一部记录残疾群体生活状况的纪录片,作为一档电视节目播出,取名《生命在线》,一经播出,收视率便一路飙升。

遗憾的是,因为“拉不到广告”,节目播出一段时间后不得不停播。王伟力回忆,他找过许多厂商,即使是很低的广告费,对方也不愿投入。厂商给出的原因是“因为是残疾人的节目,有损我们的企业形象”。话虽不好听,却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残疾群体的认知,尚处于很浅陋的阶段。

王伟力更坚信对于残疾人的关注势在必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创办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用声音解说技术为视障群体提供无障碍文化产品服务,促成了第一个由视障人士参与编播制作的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

节目完成后没多久,一位盲人朋友来王伟力家中做客,后者正准备用新买的先锋音响看电影,于是便邀请盲人朋友一同“观看”,即兴来了“中国第一场视障版的电影讲述”。这样的 “野路子”给了王伟力莫大的信心,他筹款租下了一间四合院,开始给盲人放电影,并给项目取名“心目影院”。作为国内首家无障碍影院,打破了“盲人不能看电影”的桎梏。

十多年间,尽管心目影院已经形成非常专业的体系和团队,但王伟力和郑晓洁仍会时常面对质疑,从最初的“盲人看电影,岂非笑话?”到后来的“办这事不就是为了图名图利”。外界不知道的是,夫妻俩为了维持心目影院,一度押上全部身家,甚至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搭了进去。

2006年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晚间的新闻联播出现了关于红丹丹和心目影院的报道,持续了一分多钟。得到国家最权威的官方媒体认可,王伟力和郑晓洁看似熬出了头,其实还有无数个困难的节点在等着他们。比起“国内首家无障碍影院”的称号,她觉得心目影院更像是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很快就开枝散叶,国家广电总局与中国盲文图书馆于2012年7月共同启动“口述影像,文化助盲”行动,对100部电影资料进行无障碍制作;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高晓虹教授牵头创办的“光明影院”项目,也印证着学界开始对无障碍电影的关注。

2018年6月,心目影院搬离了四合院,走进电影院线,位于前门的保利影城成了盲人影迷的新“据点”。他们可以坐在电影厅里看上如《流浪地球》等大热的影片。

从北京胡同到上海弄堂

2019年3月两会期间,导演贾樟柯作为人大代表的一条提案,使得无数盲人为之雀跃。他说,近年来中国生产电影每年达1000多部,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国内有1700多万盲人,理应享受这种发展带来的成果,建议国家为无障碍电影立法并完善无障碍电影技术标准。

已经75岁的王世杰在电影频道看到关于贾樟柯的采访时,思绪一下被拉回到2007年,他撰稿并解说的上海第一部无障碍电影,就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12年过去,王世杰拿出已经被翻得泛黄的稿件,回忆起影片中韩三明与前妻见面的情节,动情道:“这段戏夹杂着长时间没有台词的大段留白,实在太棒了,我当时撰稿的时候边写边流泪。”

作为“上海无障碍电影第一人”,王世杰并不高产,他撰写的无障碍电影解说稿只有十几部:《三峡好人》,32页,14032字;《辛亥革命》,50页,32995字⋯⋯他的速度也并不快,做一部电影大约要花费月余时间。

2006年,退休后的王世杰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新闻,播放的正是北京有家心目影院,专门给盲人讲电影,到现在他仍记忆犹新:电影的镜头一切,是一个盲人,听得津津有味,最后的特写是手里攥紧了盲杖。从播音员的嘴里王世杰得知,干这事的人,名叫王伟力。

王世杰当即给上海市残联打电话,得知目前市内还没有这样的活动,立刻表示自己想试试。在上海市残联和上海市盲协的帮助下,一个多月后,《三峡好人》无障碍版本在上海闵行区放映,整间屋子里坐得满满当当,有些盲人甚至站到了走廊上。王世杰讲完,一群盲人围着他激动地问这问那,有个小盲童抱着他不撒手:“爷爷,我还想听”。

“从这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找王世杰的人多了起来。“宝钢的播音员来了,退休工人来了,大学生来了,就连香港的志愿者都来了。”

盲人走进电影院

2019年7月25日,上海市淮海路的国泰影院门前排起了长队,排队的大多是戴着墨镜、拄着盲杖的盲人,队伍当中还有两三条导盲犬。烈日下的盲人们等待进场观看无障碍电影《别岁》。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上海范围内17家影院同时上演着这样的情景。

黄鸣牵着她的导盲犬江权,站在队伍中,气定神闲。优雅的笑容和黑亮的双眸让人无法看出她是一名已经年过六十的盲人女性。

黄鸣是上海盲人圈子里的明星级人物,朋友们对她的评价是“导盲犬主人中的老大姐,性子很刚强”。她曾率着一众盲人和他们的导盲犬出行,“哪些场所不让导盲犬进,我是一定要去的。”黄鸣柔弱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

在上海,盲人可以携导盲犬进入影院,也是黄鸣积极争取来的。从2012年开始,上海市无障碍电影从社区放映走进电影院,那时起,黄鸣就带着江权,从江苏太仓市浏河镇的家中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赶到国泰影院观影,如无意外,从不间断。

上海的盲人可以进入影院观影,蒋鸿源功不可没。年过80的蒋鸿源视力只有0.02,属于二级盲残。和电影打了50年交道的他,制作了上海第一部数字化无障碍电影《非诚勿扰》。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蒋鸿源在上海电影公司做了几十年的发行策划,见证了国内影史的起起伏伏。2009年,蒋鸿源连同三个盲人一起制作的《非诚勿扰》被刻成光碟在浦东图书馆和徐家汇街道社区中心播放。看完电影的盲人给蒋鸿源反馈:“原来这就是电影,好看!”

有了成功的样本后,向残联申请到几万元经费的蒋鸿源召集了29名配音志愿者,他的原单位上影集团提供了几十部有单独版权的老国产电影。一年时间过后,蒋鸿源将其中的11部做成了无障碍电影,每部发行了3000张光盘,由上海市残联和上海市图书馆分发到各区县残联、盲协和图书馆,给周围的盲人播放。

盲人满足之余又有了新需求:“我们想和普通观众一样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下难住了蒋鸿源,他找到许多好友,过去和他来往频繁的导演和发行,都不敢冒着被盗版的风险把片源给他。

蒋鸿源不甘心,又找到在国泰影院任业务经理的老友,解释了一通无障碍电影,恰逢建党90周年,电影院答应为盲人免费放一场《建党伟业》。有了这个开端,由残联出面协调,陆续和上海市各影院达成合作,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挑出一天专门为盲人放电影。到现在,上海各区共计17家影院都在开展无障碍电影放映活动。

至此,上海市的盲人在电影院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场。

让无障碍电影成为生活常态

仅在北京一地,心目影院已放映电影835场,涉及各类题材,服务人次3万多。王伟力一直觉得,电影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博物馆,通过电影,盲人能更好地感知世界。在北京心目影院的启发和支持下,江苏徐州、甘肃酒泉相继于2008年、2018年成立了心目影院,为当地的盲人带去了福利。

2008年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各类无障碍影院,广东、深圳、天津、山东、湖南⋯⋯超过20个省市开始为盲人定期播放无障碍电影。

鉴于上海无障碍电影的成功模式,2018年起,江苏南京、苏州,浙江杭州等地与上海形成联动,同期播放无障碍电影。

2019年6月,心目影院在全国11座城市同时放映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超过1200名视障观众观看,创造了“最多观众的人声解说式电影放映”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90%以上的盲人有观影意愿,25%以上的盲人有过完整或不完整的观影经验。电影,慢慢成为盲人一种常见的娱乐方式。尽管各地无障碍影院的发展,使得盲人有了更丰富的文化生活,但庞大的需求量和有限的承载力仍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很多置身于为盲人观影服务的人都有着共同的企盼:希望国家为无障碍电影立法,使其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给盲人影像,也给他们想象

韩颖和王伟力对于电影讲述的理解有所不同。作为上海光影之声无障碍影视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韩颖和她的团队至今为盲人带来了180多部无障碍电影的解说词。“数字化”和“标准化”一直是她在探索无障碍电影时的目标。

“在讲述时要力求客观描述,避免带进撰稿人的主观感受与议论。”韩颖举例:比如在描述一个老人时,不建议用“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等词汇,而代之以“满头白发,身形佝偻”等直观描述。她认为“无障碍电影应该真实还原画面,补充视障观众缺失的信息,而不是代替其作思考。”韩颖说:“一百个观众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且盲人失去的是视力,不是思维能力。”

出生于1980年的韩颖24岁时因视网膜脱落彻底失明。用了3年时间接受自己失明的事实后,她接触的第一场电影,是在2008年的国际盲人节,上海市盲协为盲人放映电影《开国大典》。对于电影本身,韩颖印象里是“非常正统,也很震撼”,但这依旧比不上“还有人惦记着盲人看电影”这件事给她带来的冲击强烈。2014年10月15日,上海 “无障碍电影日”,电视台直播上海“阳光院线”社区无障碍影院的启动仪式,韩颖作为盲人观众的代表,上台一起按下了启动按钮。

无障碍影院进入社区,解说词的需求相应上升。2015年,上海市残联招募无障碍电影解说词撰稿人,韩颖报了名。她尝试的第一部电影是《可可西里》。第二年,在上海市残联的帮助下,韩颖创办了公益机构“上海光影之声无障碍影视文化发展中心”,撰写解说词、审稿、定稿成了她的日常。

每周出品一部无障碍电影作品,全年出品50部是韩颖团队的“硬任务”。从撰稿到录制到合成,工作压力着实不轻。拿深受盲人观众喜爱的《一条狗的使命2》来说,108分钟的电影做成解说词,多达24873字,A4纸要用73页。每一部解说词,韩颖都要借助读屏软件,就文字节奏、语义精准、逻辑严谨等方面逐字逐句把关审改;而每一次的录制,韩颖必到现场监制。

2018年美国音频描述协会LLC主席乔尔•斯奈德(Joel Snyder)博士应韩颖之邀来到上海,参加光影之声第三届无障碍电影研讨会,这位被国际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音频描述者”带来美国口述影像经验的同时,更为上海无障碍电影的快速发展惊叹。韩颖认为无障碍电影的发展也应与国际接轨。她回忆起在美国圣地亚哥的一次观影体验,进场、挑选影片、买票,在入场之前,工作人员给她配发了一个类似于耳机的设备,戴在一侧的耳朵上,电影放映时,里面会同步播放解说词。

韩颖意识到,这才是无障碍电影的最终形态,盲人可以自由选片,自由入座,没有专门的“无障碍专场”,和健全人一样,进入影院看电影,成为生活常态。事实上这样的最终形态也并非易事,在欧美国家也是经过了一个坎坷的发展过程,最终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韩颖自信地说:“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残疾人事业发展迅速,完全的无障碍时代指日可待。”

2019年2月,由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被制成无障碍版在影院放映时,韩颖就坐在导演韩寒的旁边,解说词是由光影之声制作,韩颖亲自审稿的。

电影放罢,韩寒和台下的盲人观众互动,告诉他们电影是怎么拍的,沈腾是怎么演的,并现场许诺,以后自己的作品都会同步制作无障碍版本,造福更多的盲人群体。

《飞驰人生》定档之初,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曲大鹏向韩寒发出邀请时,原本以为对方不会轻易给出片源,没想到“他连保密协议都没签,直接把拷贝版给了我们团队”。

作为上海最早一批无障碍电影的志愿解说员,他带领的公益解说团队在2019年被评为“全国助残先进集体”。上海的无障碍电影解说员,大多是他的同事或是朋友,至今380多人的解说团队,“有的人轮一年都轮不到一次。”

从最开始的亲自上阵解说,到现在四处奔走攻克片源,曲大鹏说:“每个月有几十部影片上映,我们的策略是挨个去谈,只要适合做无障碍电影,谈妥一部算一部。”

2019年8月,伴随着盛夏最后一点燥热,肖焕意来到北京前门保利影院,熟稔地和一众老友打着招呼,准备去看《哪吒:魔童降世》;千里之外的上海,黄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坐在国泰影院的座位上,银幕上放映着最新的大片《上海堡垒》。

光影洒向他们的面庞,两人的神情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笑意出奇地相似,在国内某个不知名的影院里,或许也有着相同的笑脸,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视听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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