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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作家:陕西文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2010年08月13日 来源:

作为文学大省,与之相称的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容纳与品位,在于全面创造一种活跃的创作群体,这其中也包括残疾人作家。这些背负不幸命运的作家,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奇迹的同时,也用自己最执着的努力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贺绪林:
不要把生命轻易交给命运之神,即使遭遇不幸也要有一副硬铮铮的脊梁,也要坚守复活的希望。

他的《关中匪事》激荡着一股阳刚之气,仿佛激昂悲壮的秦腔吼动三秦土地上千古凛凛之气。当人们慨叹《关中匪事》素朴和宏阔的叙事驾驭;官事、民事、匪事等多重事象的交错纠结,国仇、家仇、情仇的爱恨纠结。很难想象这样壮阔而恢宏的具有史诗品格的小说竟出自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手笔。

贺绪林,《关中匪事》的创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杨凌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了“关中匪事”系列长篇——《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

尽管现在是知名作家,但贺绪林的创作经历并非一帆风顺。贺绪林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受伤致残时父亲已经去世,当时他17岁。4年后他受伤致残,与母亲相依为命。7年后母亲撒手人寰,和他同住一个院子的堂嫂康桂芳主动担负起照料贺绪林生活的责任,1981年到2001年,整整20个年头。

痛苦不堪的他,写作是惟一的精神寄托,在文学世界中他发现并找到了自己……从1978年开始创作的贺绪林,磨秃了十来支笔,虚度3年却一事无成,他心里急得慌,而堂嫂虽然比他还急,却一次次安慰他说:“你不一定要成名成家,但要活得踏实有意义,这也不枉到世上活一回人啊。”1982年处女作《琴声》的发表,令他欣喜若狂,哥嫂也喜上眉梢,嫂子还专门做了臊子面为他庆贺。

1995年以前,尽管发表百万字作品,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关中匪事》的诞生。贺绪林说,由于腿部残疾所限,大多时候呆在家里,经常有乡亲们来屋里谝闲传,特别是老人,一开口就说的是过去的事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打算写成小说。1995年下半年开始动笔,陆陆续续就有了“关中匪事”系列长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关中匪事》三部曲,是以描写关中土匪为内容的三部长篇小说,书名均以土匪的巢穴为名,分别叫《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三部各自独立成书。其中第一部《兔儿岭》由华人影视改编成30集电视剧《关中匪事》并搬上荧屏,在全国20多个省市电视台热播。

“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应该说我是被命运逼上梁山的。”贺绪林这样认为。在文学之路上一路走来,其中的艰辛、坎坷和不易是局外人无法感知的。贺绪林说,人活着要有一种精神和追求,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和追求,不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活着也是白活。

沙铁成:
美国的作家花钱买苦难来体验残酷的现实,我也同样能够怀有体验生活的心态抵御外来的挫折。

他很深沉,一部《大门大院》道尽了老辈人的爱恨情仇;他很浪漫,四十多岁写起了青春小说,一部《红颜无泪》让多少少男少女迷恋其中;他很坚强,伤残的双腿不能阻止他在文学事业中开辟天地。

沙铁成,1961年生于吉林,长于西安。对自己身体上的残疾,他并不忌讳,“我的腿是1979年在消防队工作时摔伤的,到现在都不大方便。但身体的缺陷不能阻止我写作”。

16岁的沙铁成就有了一个作家的梦。一部《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灵。他也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当作家,当一个能写诗、而且像曹雪芹那样能写古体诗的作家。

18岁,沙铁成完成了他的处女作——25万字长篇小说《青春的光华》。虽然这本书并未出版,然而它却成了沙铁成对苦难岁月的一种缅怀、对人生道路的一种鞭策。

真正的创作,在沙铁成伤残之后。因为伤残,沙铁成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外伤性神经痛,三天一大疼,两天一小疼。这种痛总是发作在半夜,痛的时候他就哭,就喊,哭喊得老母亲一夜夜地为他揉伤脚,而且一揉揉到大天亮。在日复一日的疼痛中,憔悴的母亲叹息说,孩子,总这样也不是事,疼的时候你能不能做点事,分散一下注意力?就是从那阵儿开始,每当疼痛发作的时候,沙铁成就起床写自己的书。沙铁成在身体的痛魔中写诗,写散文和小说。然而命运个并未给予他更多的照顾。他寄出的稿子一本本地被退回。退稿就像残疾伴随身体似的伴随他的创作。

似乎每个作家都有失败的经历,只有执着的人才会最后成功。一次母亲偶尔讲了“老院子”一位太奶的故事,因为望门寡嫁到他们家,也因为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而含恨自杀。

根据母亲的故事,沙铁成创作了小说《大门大院》,而那位太奶就是主人公月娥的原型。《大门大院》荣获了方正科技杯网络征文大赛月度擂台赛亚军殊荣。

除去创作,对于沙铁成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与妻子的相知相守。四十多岁的他回忆起与妻子的相识还是一脸温情。“我们相识的时候,她才是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女孩性格内向,彼此很少进行长篇大论的语言交流。就像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她开始并不把我放在眼中。有一天,她突然就到我家里。她看到了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就是从那天开始,她不知疲倦地读我那些无法出版的文学作品。读得完全陶醉时,我能看到她清秀的脸儿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她说,‘你能当作家,你绝对能当作家,你的书比书店里卖的书要好看千百倍。’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对于沙铁成来说,残疾是硬伤。由于残疾的束缚,他的作家梦整整晚实现了20年。“没能力走南闯北,宣传和运作我的文学作品。说句不客气的话,虽然我发表文学作品400万字,也获得过不少国家及省一级的文学创作奖项,可我连个梦寐以求的作品研讨会都办不了。原因很简单,我没钱,发表作品的稿费少得可怜,贴补生活尚为紧张,如何能办得起开支甚厚的作品研讨会?”面对现实沙铁成有自己的忧虑。

残疾人见到的“光明”有限,一旦获得些许“光明”,内心所拥有的除了激动,就是感动。沙铁成说,“我忘不了启蒙编辑高为先生,忘记不了雷涛书记给予的支持,忘记不了李凤杰主席给予的帮助,同样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领导和同事。”

对于残疾,沙铁成这样说:“残疾也是我的资本,就像困扰我30年的外伤性神经痛一样,时刻提醒着我,要努力奋争,顽强拼搏。在拼搏中,我看到了生命如梦的瑰丽色彩。在拼搏中,我体验到了苦尽甘来的成就感。同样的,在拼搏中,我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憎恨我身体里的痛。因为30年来的痛是激励我在生命长河中顽强拼搏的座右铭!”

梁家林:
一个残疾人失之于无所依仗,也得之于无所依仗。

一个人在床上度过了10年光阴,当现实世界向他关上了大门,他却自己一字一句的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童话世界。由于一部翻译作品《被追捕的孩子》,有人评价他是被厄运追捕的孩子,他却用自己的坚持最终逃离了厄运,迎来奇迹。

他履历是这样介绍他的:梁家林,山西崞县人。中学时因病致腿残,曾10年卧床不起,其间开始读书自修。后师从马秉恭教授,自学完成大学英语课程。1975年参加工作,任西安外国语学院资料室资料员、副译审、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刊物《译苑》编委。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英语国家儿童文学的译介。迄今出版译作10余种、近200万字。译著有美国童话作家洛夫廷全集《杜里特的故事》等。译作曾获陕西省译协文学类一等奖。

生活犹如一条长长的流水。而对于梁家林,生命之河流淌到17岁时,出现了一个急转弯。一场骨病,使他双下肢失去了活动能力,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一下子变成了卧床不起的瘫痪病人。对于这样的晴天霹雳,放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一开始梁家林只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没想到,这一躺下,就躺了10年。

1975年,因为自己的外语专长并带着要有所作为的想法,梁家林选择了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在此时,中国的外文译作还不多,好多人对海外的事情并不了解。所以梁家林产生了要翻译一些外文书籍的想法。

梁家林是一个行动派,他立刻很努力地去做了这件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翻译的《被追捕的孩子》出版了。这部作品给他带来的激动和喜悦无法形容。梁家林觉得,用自己的知识和劳动,把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为孩子们提供了精美的精神食粮,而自己求发展、求自立的一个高层次的追求也实现了。梁家林被鼓舞了,他产生了要把翻译外文书籍这项工作做大的强烈愿望。

《怪人杜里特》是梁家林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它的产生出自一次偶然的交谈。一次梁家林偶然遇到了即将回国的外教,他们在交谈中梁家林说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名外教在回国后寄来了一本欧美小孩爱看的、外教评价特别好的书,这就是《杜里特的故事》。

“杜里特”神奇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梁家林,同时他也谋划着要将这欧美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介绍给中国的孩子。于是“杜里特”成为他20年来精神和事业的伙伴。

“杜里特”也为梁家林赢得了事业的高峰。《怪人杜里特》获晋冀鲁豫图书奖,《杜里特航海记》获陕西省译协十年翻译优秀奖,四本盒装套书《美国童话·杜里特的故事》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对外宣传办公室、省作协、省译协四家颁发的文学翻译优秀奖。他的译作也得到了我国中科院的樊发稼研究员和浙江师范大学的韦苇教授的重视,南北两位儿童文学专家都给了他高度的肯定。

荣耀背后是辛勤的付出。在翻译《怪人杜里特》的时候梁家林已经有了温柔的妻子,本来就不大的老式房子里面还挤着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住在只有一间的屋子里。不但住房拥挤,生活压力也很大,负担很重。因此,他的翻译工作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那时梁家林的妻子晚上还要用老式打字机打字贴补家用,所以不大的房间更加紧张。梁家林只好带女儿出去散步。只有等他们离开了,这位勤劳的妻子才能在家里唯一的空地上把她要用的打字机摆开工作,结束后还要把机器折起来塞在床底下。在结束了现实世界的一切家务后,梁家林方可在妻子刚支完打字机的空地上摆桌子翻译着那个童话。“那块地和现在的多功能厅一样。”梁家林笑着说。

梁家林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得很艰难,那他更有理由要好好地生活下去,这样,他的人生才不至于绝望。他认为翻译作品是件有作为的事情,所以虽然辛苦,可他乐在其中。这是一项可以实现他为社会能有所作为的理想工作,他不会放弃。

李彬:
文学是一面镜子,我用它折射光明和真诚;精神放飞,快意恩仇!

李彬,出生在周至楼观,一个有着灵根慧性的地方。他通过阅读感知文学,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放飞的年代,爱好文学是许多人的青春梦想。他从文学中找到了精神源泉和心灵归宿,从事文学便自觉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选择。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他也属于其间的幸福者。妻子贤慧,儿子聪颖,他们都很支持李彬的创作。他的9部书、数百万字的稿件都出自于妻子默默无闻的编排打印,尽管她是学外语的。儿子经常自豪地给小朋友说,我们家书多,我爸是作家。在这个文学边缘化、作家很清苦的年代,亲人的理解让他感动。

迄今为止,李彬较为满意的是10年前出版的杂文随笔集《风中的灯有多美》。时值而立,意气风发,笔下喷涌的是对民生疾苦的悲悯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怀,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在昆明书市三上排行榜,被与会的编辑出版家孙见喜先生誉为“土豆有时长得比红苕还大”。全国有阎纲、何西来、李炳银、白烨、京夫、晓雷、赵熙等30多位作家学者写过评论文章。最为可贵的是阎纲先生,年高德劭,整整12小时未下电脑,写出了“又多了一个傻子“的长篇评论,全文刊载于《中国文化报》。其间的“李彬血气方刚,嫉恶如仇,文笔辛锐,敢怒、敢爱、敢恨、敢骂、咄咄逼人。精沟子睡冰炕,陕西楞娃一个。需要浸洇,需要滋润,需要迂回,需要幽默,甚至需要戏说。”“至今言犹在耳,如聆纶音,烛照着我的为人为文。永远感念先生”,李彬说。

有人说“残疾是老天对聪明人的惩罚”,但残疾人是敏感的,他们关注世人社会对他的看法态度。这种感受对于创作来说是有利的。但也正因为过分敏感,他们的心易受伤害。如果不能健康地排解,就会走向极端,或自暴自弃,或心底幽暗,这对创作是大不利的。李彬似乎没有这种心理,肢有微残,精神饱满,他的作品都是对世界的爱和激情。

文学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生活得愉悦幸福。他认为这是老天的惠顾并且要把它更多地惠及他人,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李彬说:“残疾人写作不易,出版更难,让人评述难上加难。最好能设立创作基金,让作家安心创作。如有可能,我愿多做贡献。其次我也希望残疾人作家,不要只盯着自己的不幸,不要放大自己的痛苦。严峻的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只是观照的角度不同而已。”

作协、残联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残疾人不能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任何支持,那怕是一个眼神、一丝微笑、一句问候都会使残疾人心中有暖意涌动。幸运的是,李彬有许多志趣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使他生活得优雅愉快。他更希望这种感情视域更高、范围更大,与更多的人和谐相处、互帮互助。

近年来他沉缅于国学研究,读了不少书,治学的心更沉静了。相继出版的《美乡醉梦人——茹桂艺术评传》、《天容海色——雷珍民艺术评传》及《最后那片竹林——吴三大艺术评传》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解读。从他们的艺术境界和心路历程中可以折射出当代艺术的文化含量以及在现实中流变的审美价值,也可以观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映衬和精神状态及所缺乏的玄心洞见、妙赏高情。(本报记者  沙  莎  实习生  黄博洋  袁  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