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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契“遇到”保尔·柯察金

2014年06月15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文 摄影_本刊记者 白 帆

“钢铁精神”是过去的飞地,而非与当下连接的桥梁,俄罗斯人对这些往昔的空壳渐渐习以为常。迎来送往来此观赏的中国人,汉语的声音填满了故居的每一处细缝,这只不过是一块远方的化石,跟街边用中文写就的“保尔·柯察金路”路牌一样缺乏意义。

2014年,当冬奥会的火炬照耀在俄罗斯索契上空的时候,一位躺在历史名簿中的作家,渐渐被那束光照得愈发光亮起来。

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海滨城市,奥斯特洛夫斯基前前后后待过八年,并完成了影响后世的那部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29年,因病折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消瘦了不少。当时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身边,有妻子和母亲照顾他一直到离世。

融入新中国血液的“钢铁精神”

三月正是索契梅雨开始的时节,偏偏两次来到位于市区中央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艺术馆时,都是阴雨霏霏的天气,空气里的水蒸气混着海水的咸味儿,纪念馆的大厅里充斥着一股岁月洗练过的安详。这座艺术馆建于1956年 ,即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两年后落成,一座他曾居住过的两层阁楼,外加一座展馆,摆放与他相关的物品。

冬奥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曾说,对于索契这座城市,第一印象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俄罗斯文学,习近平还提到了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已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艺术馆工作20多年的专职研究员塔季扬娜发现,最近来参观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从厚厚的那本留言簿也能一窥究竟,他们从远方前来吊唁这位在中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大人物,潦草的汉字笔迹下袒露着难掩的真诚:“他是我们的榜样,激励着我的人生”“伟大的一生,文学上的巅峰”“有信仰、有灵魂、有精神。彼岸的人,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尊重!谨向奥斯特洛夫斯基致敬”。粗粗翻阅,大开本的留言簿上,汉字已占去了1/4的部分。上一拨来这边参观的同胞正是中国残奥委会的官员们。

12岁开始当童工、15岁上战场杀敌、16岁身受重伤、25岁全身瘫痪、32岁溘然长逝。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命运与保尔一样跌宕起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更像他口述的自传体。战争给了他丰富的写作素材和养料,喷薄得自然而然。

“不管中国还是俄罗斯,世界都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塔季扬娜兴奋地说。这位50多岁的老妈妈可能想象不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中国的影响力曾是那么的巨大。他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被许多人记入笔记本,挂在床头,贴在墙上,当作人生的座右铭,成为时代的语录之一。从《战争与和平》、《初恋》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安娜•卡列尼娜到保尔•柯察金,这些拗口的名字和孙悟空、贾宝玉和鲁智深一道让人倍感亲切。

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其实《钢铁》本身的瑕疵并不少,“作品的若干段落章节,例如在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政策某些侧面的描写上,不无偏颇之处。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印迹。”1994年中文版的译者黄树南这样指出。但这并不妨碍国人对钢铁精神的向往,哪怕再多的硬伤。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种精神的激励作用完全可以抵得过千军万马。

对于《钢铁》的热爱,反映在影视剧的热播。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在2000年的时候曾来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界处,邀请当地的演员,拍摄了同名电视剧,一段时间内,《新闻联播》的尾音刚刚落下,保尔戴着军帽清瘦坚毅的脸紧随其后。在掀起一轮收视狂潮的同时,帮那些拥有苏联情怀的观众重新怀了一把时代的旧。

在艺术馆中拾阶而上,转过一个弯之后,迎面而立一座低头的半身石像,瘦削的脸颊上挂满黑色的阴影,额头鼓鼓的,下巴却向后收得很厉害。“啪”,左右两边的灯被点亮了,两扇对称的玻璃书柜夹道而立。细细一看,架上摆满了上百本书,密密麻麻,插满各国国旗。世上出版过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一应俱全。三种中文版赫然在列,有一本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精装本,来自一位中国老人的捐赠。1953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华绍曾,被选送到苏联的列宁格勒船舶学院学习。在索契参观了艺术馆后,他特意让家人从国内寄一本中文版的书籍过来,静静躺在玻璃书柜后面的那本书,寄托了这位80岁高龄老先生及其一代人的思念。“当时国内很多学校都有保尔班,在学校时,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还给我们做过报告,让我们对保尔更加充满感情。”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我国曾多次再版。

保尔竟是“两面派”

从故居的卧室往外走,是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方形客厅,在室内一片黑棕色调的包围下,墙上的窗帘稍稍被拉开半边,透进来不到两尺的幽暗光线,玻璃上映衬出一棵翠绿色的、长满青苔的树干。1930年的每个下午,轮椅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妻子或母亲帮助下坐在这里,面对窗外的这幅景象。

那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正决心写小说,妻子成为他最好的助手,他每次将写好字的稿纸交给她,她再用打印机打出来。但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干扰到创作,甚至除了手之外,他的其他部位全部僵硬,多关节硬化症在发展,整个机体内部的发炎过程仍在继续。妻子只好制作了一种镂空的横格纸板,放在他的手边,让他按照格子的位置继续写,直到连笔都握不住了,妻子又拿来录音机,让他口述内容,再根据录音打印。直到今天,这些录音仍旧被完好地保存,每当有游客提出要求,这些声音依旧会响彻整栋房间地被一次次播放,拗口的俄语连在一起掷地有声。

奥斯特洛夫斯基可谓是一名出色的宣传员。他善于借讲故事来谈自己的一切,在这一点上他有过人的才能。他常常使整个心神都沉浸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们这些热心的听众,能够连续几小时津津有味地讲述,面颊因激动而变得绯红。每当病痛剧烈地折磨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时候,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自己所喜爱的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的诗篇。“在我们家,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唱《我仰望着天空》和《如果我死去,请你将我埋葬》这两首优美的抒情歌曲。” 他的妻子拉•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这样回忆丈夫。 “至于他的生活,则整个服从于一个目的——为争取新社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而奋斗。这一点时时刻刻,在每一次谈话中,甚至在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直接感觉到。” 奥斯特洛夫斯基让保尔替他重新走了一次人生路,并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全部扔给了虚构的人物,让他在文学海洋里去完成、去抗争并且伟大。

尽管如此,他身上的争议从未像今天这样尖刻。中国如此热爱他,之于俄罗斯来说,却有一丝难言的尴尬。很多学者在研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时,第一个陷入的就是“国籍”的争论。出生地显示,他其实是乌克兰人,而小说中的反派比得留拉现在已经是乌克兰人心中抗击俄国人统治的民族英雄;即便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小说中的另一些反派如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现在也成了一些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英雄,恰恰是苏联解体成为沧海变桑田的分割线,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如今竟成为尴尬的“两面派”,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不停摇摆迂回,多少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红色作家的处境同样令人唏嘘,创立于1934年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总书记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国家部长级,享有相当的荣誉,高尔基、斯塔夫斯基、法捷耶夫、卡尔波夫等先后任该职。协会里的作家也拥有极高的待遇,有房子、车子,还可以去黑海旅游度假,吃住全免费。他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版新书,有惊人的稿费收入。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解散了协会,使其成为民间组织,由于作家协会无法争取到政府经费,为生存所迫,协会把一些房地产对外出租,靠租金来维持运转。很多作家停止了创作,纷纷改行,从事经商、大学谋职等活动。

这股改朝换代般的变动,必然决定了人们回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眼神和评判尺度,“他真诚地相信革命的理想,于是他把这种信念以一种非同寻常的真实写入自己的书中。他的小说是那个时代的纪念碑,是那个时代人们思想和意识的产物。”政局变了,《钢铁》的封面从红色到白色,火红年代的晚霞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历史定位问题也重新提到了台面上。

纪念,在忘记以后

自从冬奥会后,一些国内的旅行社接到了不少客户咨询关于去索契旅游的电话。一些嗅觉灵敏的旅行社最快将在今年夏季的俄罗斯游线中推出莫斯科、圣彼得堡、索契三地同游,更多的中国人将从千里之外来到这片疗养胜地,寻找记忆中的红色影子。

这对塔基杨娜和她的同事来说应该算个好事。现在艺术馆二楼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对外租赁,承接社会各类美术展,为此艺术馆大门外的宣传广告显得尤其扎眼。艺术馆扩建的任务已经提到日常上,但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相关、寥寥的展品是否能撑起庞大的“身躯”,成为耐人寻味的事情。

他和杜甫一样,曾在深夜幻想“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激情澎湃,满心的革命壮志如同索契春天慢吞吞的雨水,雨打风吹去了。在几十年之后,还要对抗那无休止经济大潮的来袭。

塔基杨娜会随着人流的多少,感受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文学界地位的变迁。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界对苏维埃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描写革命者的苏联文学作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是一部神话,保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所以,在苏联解体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再也没有再版。在拥有诸多文学巨匠的俄罗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命短暂,著作有限,所以他的地位并不靠上。而随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段从俄罗斯文学教科书中被删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影响在俄罗斯人民、特别是俄罗斯青年中,不复往昔。“谁会喜欢一个只在作品里描写阴郁情绪的作家?”这不仅是年轻一代俄罗斯人的困惑,也是世界青年读者对早期苏联文学的集体质疑。而中国的出版市场一样冷酷,就算是当代名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很难出版,更何况是已经远去的“老古董”。

随着冬奥会结束,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民众激情,也在时光转去的背影里渐渐哑然。年轻人已经对这个曾经的共和国英雄不感兴趣,很少再踏入这座空荡荡的故居,高大的房子里埋藏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内心的愤怒和心酸,寂静然而撕心裂肺。“钢铁精神”是过去的飞地,而非与当下连接的桥梁,俄罗斯人对这些往昔的空壳渐渐习以为常。迎来送往来此观赏的中国人,汉语的声音填满了故居的每一处细缝,这只不过是一块远方的化石,跟街边用中文写就的“保尔•柯察金路”路牌一样缺乏意义。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灵魂已然安详,从战争年代的传唱者,变成了如今记忆中的丰碑,“钢铁精神”曾经穿过国境的羁绊,高昂独立,而今在自己国家却乏人问津。平时只有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的人来到索契,才会来拜访奥斯特洛夫斯基艺术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已经上了年纪,“或许是他的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是即便如此,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于俄罗斯文学界的贡献,不可磨灭。”

“是谁传下这精神,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句改编自诗人郑愁予《来自黄昏的来客》的诗句,在钢铁精神处于低谷的今天,无论这盏灯是亮在细雨笼罩的艺术馆,还是温暖静谧的书案卷头,抑或想象中的夜半摩天轮里,只要传承者的灯火不灭,属于每个人的红色钢铁情怀之梦仍会传下去。

那些被称为中国保尔的人

 
    张海迪(1955- )
    5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张海迪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还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近20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翻译出版《海边诊所》《丽贝在新学校》《小米勒旅行记》《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等作品。著有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还写作出版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等,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200万字。

 

朱彦夫(1933- )
    朱彦夫14岁参军,在朝鲜战场失去了四肢和左眼,重残之下却以惊人的毅力,实现了生活自理,主动放弃荣军院的特护待遇,回到家乡参加生产建设。担任村支书,带领村民治山种树,打井修渠,架电办学,一干就是25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当时全乡的先进村。离职后,又以重残多病之躯,创作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

 

王进喜(1923-1970)
    1950年春,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8年9月,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1970年11月15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7岁。

 

吴运铎(1917-1991)
    1941年,为抢修一批炮弹,吴运铎挖取旧炸弹的雷管时发生爆炸,左手炸掉四个手指,右眼炸瞎,脸部、脚部严重受伤。1947年在一次炮弹爆炸实验中,吴运铎左手腕和右腿被炸断,右眼崩进一粒铁砂。之后在病床上撰写了兵工论文,并通过一间小型实验室研制出一种新型高级炸药。1953年,他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印数达10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俄、英、日等多种文字,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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