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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军:多干能打粮食的事

2015年06月05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

 档案

陈学军,男,杭州人。25年来,他走过了两个省两个市的7个单位。第一份工作在富阳县(现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干了一年多去了新成立的县残联。后考到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广州,先后在政府的综合部门、职能部门工作过,最后又回到残联。2012年12月,任广州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情境

陈学军是我见过的“位置坐得最高”的残联理事长。广州市残联的办公大楼一共19层,他在最高层。他随意地坐在沙发上,为了方便采访,让我坐在对面。从最初在北京打电话联系采访,直到坐在他的办公室,我们每一次对话的开头陈理都那么谦和。言谈中他把广州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归功于前几任打下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残疾人事业面临新境遇,陈理也有他对残疾人工作的理解和看法。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位置最高”的理事长说出了最接地气的话:残联就是要多干能让残疾人打粮食的事。陈理怕我听不懂他带有浓郁杭州“风味”的普通话,再三解释。其实我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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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军理事长(右三)视察第五届广州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赛场。

采访_禹玲玲

残联工作的精髓是“实”

记者:您很早就接触残疾人事业,也在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过,您觉得残联部门的工作应该怎样定位?

陈学军:我走过两个省两个市的7个单位。我是杭州人, 1990年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杭州市富阳县民政局工作,不久县残联成立我就去了残联,从那时候开始接触残疾人工作。后来考研究生来到广州,毕业后就留在这里,先后在广州市政府的综合部门、职能部门和大型活动的组委会工作过,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残联。正因为工作过的部门多,我觉得残联工作和其他部门不一样,总体来说有三个原则。其一,要干一些能够让残疾人打粮食的工作,我接触到一些西北人,常说农民一年忙到头,得打粮食啊。我们残联工作也一样,干了一年得让残疾人打到粮食,也就是让残疾人真正受益;其二,要干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的部门去干;其三,要干一些别人不干、残疾人又希望的活。

基于这三个原则,残联的工作也应该分三个层次。首先,残联要为残疾人争取普通市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一个城市市民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残疾人全都应该享受。这一部分工作,有政府职能部门来管,残联要做的是维权,是协调政府职能部门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给予残疾人应有的保障。其次,一个城市困难群众享有的,残疾人也应该享有。这项工作的主体是民政部门,残联是参与者。我们关注民政部门出台的所有政策,有没有把残疾人加进去。甚至可以把残联开展的一些项目也纳入民政部门的大保障、大救济中。去年,我们把广州已开展10多年的残疾人慢性病救助保险,加入到民政部门的困难群众医疗保险和商业补充保险。原来,我们这个政策只有5000多人受益,合并后有8.9万残疾人人受益,不仅受益面拓宽,而且个人救助最高额度也从原来的2万提高到20万。第三,是做残疾人应该享有的特殊照顾政策,就是针对残疾人额外增加的特殊补贴,这类事由我们残联主导做。例如,我们资助残疾人购买基本养老保险。有的人认为,资助残疾人购买基本养老保险,对其他困难群体不公平。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我穿鞋,两只鞋子的磨损是不一样的,永远是一只还好好的,另一只就磨得不成样子。普通人一双鞋子可以穿一年,我可能穿八九个月就烂了,我的生活成本就比一般人高。残联就要为残疾人补这一块。

不管是三个原则也好,三个层次也好,总之残联的工作都要围绕一个“实”字展开,“实”是残联工作的精髓,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忙的结果是要让残疾人能够“打到粮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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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自闭症康复研究中心:这个学校是国内最早,也是目前来说规模最大的针对
自闭症的康复学校,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专职的科研人员。经过10年的沉淀,走
过了当初的迷茫期,这个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图_钟盛)

残疾人工作的敢为天下先

记者:广州一直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残疾人工作的“先”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学军:我们现在不说领先,因为全国各地残疾人事业发展都很好。只能说广州残疾人工作经过历届市委、市政府重视和历届残联理事会的努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拿社会保障来说,广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了很多先河。要说领先,那时候是真的领先,其他地方还没有起步的事,广州就先干了。例如残疾人专项补贴,现在叫两项补贴,即贫困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际上1999年广州就开始搞这个,当时其他省市根本想都不敢想。再如,广州残疾人社会服务项目开展得比较早,主要是离港澳比较近,他们的社会服务起步更早,而且也更为规范。我们在80年代就开始借鉴他们的社会服务组织、理念和模式。另外,广州的扶残助残氛围启发比较早,也很浓厚。1992年第三届全国残运会在广州召开。我听说,当时市领导亲自上阵,形成的品牌叫“爱心满花城”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全社会和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传统也一直深深植入广州的城市文化中。那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一直生根发芽,我们受益于这颗种子的开花结果。包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这栋19层大楼,就是用第三届残运会的节余资金兴建的。另外,广州残联的社会服务机构比较齐全。现在我们有11个事业单位,本来是12个,机构改革把就业中心和培训中心合并了。残疾人所有的服务项目都有,我们总的编制是735个,加上聘用的有1000多人,这样规模的一支队伍,在广州市来说也算是一个大单位了。

今年,我们将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资助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残疾人,以前是政府资助重度和精神三、四级残疾人,每人每月资助10块钱,我们准备把这个提高到110块钱,由残联补这100块,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所有持证的残疾人。第二类是曾经购买过职工养老保险的残疾人。这个问题在全国都凸显,很多残疾人在就业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他们到退休的时候交不够15年。之前,政府为这部分人开了一个口子,可以延缴到65岁,65岁后还不够15年,可以一次性缴足。可对残疾人来说依然困难,过了60岁都不工作了,哪来的钱交养老保险啊?现在我们准备施行的政策是,只要你购买过养老保险的,退休后不够的部分,由政府资助延缴,到65岁后还不够,由政府一次性缴齐。这个文件已经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了,最快到6月底就可以施行。这项政策覆盖面是全体残疾人,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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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通过对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走访调查发现,城镇残疾人家庭最突出的困难主要包括就业难、求学难和行动难
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天河区从2013年开始实行“本区户籍有就业能力和就业需求的适龄残疾人100%就业、
有就读能力和就读需求的适龄残疾儿童100%就读、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100%完成”,两年多过
去了这“三个100%”受到残疾人朋友和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残保金不够花

记者:最近几年各地关于残保金的问题很敏感,去年广州市残联还因为这个事情陷入了舆论旋涡,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陈学军:首先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广州市的残保金不是用不完,而是不够用。过去20多年,市级残保金积压有9个多亿,各方面对我们意见都挺大。我们现在来算一笔账,我上面说的那些社保政策,作为鼓励残疾人就业的一项措施,可以从残保金里出的,第一年需补历史欠帐,需要3个多亿,今后每年还要5000多万。另外,我们广州残联还有一些项目要安排,主要是3个由残联管的特教学校、一个集中就业基地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农疗场,资金压力很大。我们现在每年收上来的是2个多亿,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残保金花不完,而是不够花。市政府也很支持,陈建华市长也表态说,先把残保金安排完,不够的由财政来补贴。有了这话我胆子也大了,反正残保金用在残疾人身上无可厚非,用完再说。

有的部门领导认为,残保金应该发给残疾人个人。我就问他,你觉得发多少合适?每人每月200元钱够不够?他说,太少了。我说我给你算笔账,我们现在领证残疾人有15万多人,每人每月200块钱,一年差不多是4个亿。我们残保金一年才收2个多亿,要倒挂。况且国家又新出台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2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可以免征三年残保金。这对我们广州市残联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因为在广州的大企业很多是中央和省属企业,由省残联负责征收,我们市区两级主要是小微企业。至于影响有多大,现在还在评估中。所以这个钱不能像撒芝麻一样,而应该集中起来办大事。

关于残保金的征收,我觉得我们应该更理直气壮一些。首先,国家应该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规定残保金的征收比例和标准,这个标准应该全国统一。现在各地征收的标准由各省自己定,五花八门,多少不一,虽然说是结合地方实际,但也反映了残保金征收的不严肃性。其次,征收计算标准也需要改革。现在,法定的征收标准是社平工资,但是统计部门已经不公布社平工资,而是公布国企和私企不同的社平工资,你依据哪一个?正是因为这些不明确的规定,我们征收残保金的时候有些羞羞答答。第三,还是要加强宣传,让企业知道,办企业缴纳残保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今年广州市“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也是企业家,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言论,说企业交残保金是做慈善。我当时就想跟他说说这个事情。你说连这些人的想法都是这样,更别提其他人了。还有部分外资企业,在境外的时候老老实实缴残保金,一来到境内就不想缴,为什么?还是一个社会氛围和观念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让他们知道缴纳残保金不是做慈善,而是办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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