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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中国没人研究过残疾人的性,也包括我

2015年07月14日 来源:《三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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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性学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师从中国社会学奠
基人费孝通。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摘要:我觉得咱们的文化有时候挺容易歧视人的,只要是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是一个全须全尾的健全人,就要歧视“你”一下,把“你”打下去。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张西蒙

摄影_本刊记者 白 帆


李银河说,她的大部分时间都从容不迫,但有两个梦会不时做起,梦里急得团团转。

 一个是梦见反复回到呆过三年之久的内蒙古兵团。1969年插队时,她记得从北京站出发的火车一开,车厢里的知青就哭成了一片。她没哭,“对大漠生活心向往之”,之前为申请还写了血书。后来一辆破卡车把他们卸在了荒凉的乌兰布和沙漠,下来一看,许多人的心都凉了半截。

恶劣的条件让“体力劳动毫无意义”——辛辛苦苦挖开一条渠,一夜之间就被风沙填平;亩产七十斤粮食,就得下四十斤种子。这让她想到西西弗斯。

更可怕的是,她还遭遇了“文字狱”,和几个爱读书的同学一起被打成了小集团。批判多了,人容易自我分裂,觉得自己“坏”:全连二百来人,有十几个患上了癔病。她给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母亲写信自我批判,“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三年后,家里终于托关系把她调走,可她仍时常梦魇:“不知怎么回事,我没有走成,又回到了那里,心里那个着急,那个痛苦啊,对要面对的生活感到不寒而栗。”

另一个高频梦,是“误飞机”。1982年,她独自搭飞机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那年的9月13日是报到截止期,如果我不能在那天赶到学校,奖学金将会取消。”当时中美间的航班不是每天都有,中途还要在旧金山转机,托两国12小时时差的福,她最终紧张赶到学校——迟到一点点的话,人生轨迹可就真拐弯了。“那次真是急大了,我能不做噩梦吗?”

农村的存在主义

除此之外,她这个1952年出生的水瓶座,自述成长并没有遭遇太多波澜。

她生在立春,是个“精确意义上的春姑娘”。父母是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相识相恋,在1938年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参与创建了《人民日报》。“有一次,她(母亲)和爸爸一起踩着石头过一条河,她走不稳,爸爸去拉她,就在双手接触的那一刻,他们相互爱上了对方。”

父母政治意识敏感。七岁之前,李银河的小名一直叫“三反”(典出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她和三哥随母姓,而大姐和二姐随父姓陈,“完全出自爸妈的平等地位和平等观念:他们不仅是夫妻,还是革命战友和同事。他们的关系是绝对平等的。”多年后她在马来西亚一次做演讲时,讲到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还举了自己的例子,引得下面听众一片钦羡。

母亲当时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后来我搞社会学研究的启蒙可能就是母亲的农村调查研究。”

小时候读一本叫《军队的女儿》的小说,她曾有个梦想,做名勘探队员,往深山大泽、无人区去探测冒险,未料下乡时真的去了内蒙古,当了兵团战士。

三年后她被调回京,又赴山西沁县插队,住在姑姑家里。村里成立了“铁姑娘队”,李银河当过一任队长。“看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挑着两小筐土还被压得晃晃悠悠的样子,我就暗暗好笑:我们在兵团挑的土可要比这重一倍也不止呢。”姑父是个风水先生,周围人婚丧嫁娶,总要来咨询下。“后来我做了社会学,对民俗这一块有相当的兴趣,没准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她见过农民焦急地举行求雨仪式;见过干涸的泉水复涌,十里八乡的人们都跑来拜谒神泉,乞求治病;见过连生五个女儿的亲戚按姑父的建议,把房子拆掉改向重盖,终于求得一子。那时的李银河就隐约感到,中国人是把生育当成了“永生”的途径。

她在日记里这么写道,“他的媳妇是个很好的青年, 但是现在完全让孩子拖住了。 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的事是多么少啊。 我能比她多做一些什么呢? 不由得想到将来。 我一定要打破把孩子而不是把创造当做使自己不朽的办法的习惯势力。”

李银河也目睹过村里文革期间的批斗会:一名女子与村支书私通,扣下了支书的手表想当作信物。村支书便召集大会,批判她“血口喷人,污蔑革命群众”。女子被上过老虎凳,又被当众殴打,最终退了手表,而她的检讨正是李银河帮写的。“什么人权,根本没有这种常识。”

时间长了,“每日单纯的体力劳动使人产生错觉, 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牲口”。她见过有个年轻的妇女队长在休息时失神地望着虚空,流着泪唱起一首悲凉的小调。后者被问起时,反复地说道:人活着没意思呀。

前方一片迷雾,二十岁的李银河在日记下里写下,“我只是茫茫宇宙的一粒微尘。一粒微尘的美好与否有谁会去注意呢?世界照样会美好地存在下去。”“重要的是保持热情,积蓄能力,在一旦有了引爆物的时候,发出更多的光和热。”

第一份社会学问卷

三年后,她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山西大学读书,毕业后被分配至《光明日报》。其间她一篇关于名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文章引用了大量翔实数据资料,发了整整一版。她去外地出差,见许多单位墙上都挂着它。

一年后,她又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当时“民主”“自由”等字眼依然敏感,26岁的她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引得全国各大报转载。她一度成了关心政治的年轻人的偶像,“每天寄来的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著名学者李慎之对此印象深刻:一代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被两个小姑娘说出来了。

1979年,李银河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而费孝通先生担任主持。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

“我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设计了我平生的第一个问卷,还记得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当时也不懂什么随机抽样,就带着一纸单位介绍信,兴致勃勃地跑到一些位于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去散发问卷。”她记得那时的人们认真得有些可爱,有人对“同意”或“不同意”的选项不满意,便在问题旁边批注“这种观点太极端了”。

1982年,整30岁时,李银河决定出国学习社会学。写入学申请时,她请一位美国朋友帮忙自己润色英文,其中在谈到学习动机时,曾令不熟悉中国现实的美国朋友大为迷惑不解。她写道,“我想了解一般人对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样的。”她的三封推荐信分别来自梁漱溟、于光远和黎树,“匹兹堡大学一看推荐信,基本上就没什么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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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北欧发达国家的残疾人所享受的特别服务甚至由政府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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