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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婷 房子换来一棵“树”

2016年03月14日 来源:三月风

刘婷 “80后”,现居青岛。曾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后转入心理学研究领域,卖掉住房创办“生命树”公益组织,为精神病患及其家属提供服务。

文_本刊记者 张西蒙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所房子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住处,更像是一个安居之所,某种层面上象征了“家”的意义。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无非为了自己的一个“窝”。

刘婷和她的团队,虽没有工资,但四人都秉着“快乐公益”的信念服务精神病患,人手不
够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刘婷(右一)常需要放下手上的事务为病人作测试,与其交流。

新的自主治疗模式的出现,让非重症精神病人能够遵从自己的意愿在家进行疗养,
但这样一来,病人缺少了系统的康复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家属的负担。刘婷创办
“生命树”的目的就是为这样的患者提供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摄影 张立洁)

而刘婷却反其道行之。为了帮助一群素未谋面的精神疾病患者,她不仅放弃了高薪的外企工作,还瞒着父母卖掉了自己价值百万元的房子,成立了一个专门救助精神分裂患者的公益组织——“生命树”。

为了精神病患,偷偷卖掉百万房产

2005年到2012年期间,刘婷一直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80后的她既踏实肯干,又思维敏捷,没多久就做到了管理者的位置。但是高薪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导致刘婷一周有三四天彻夜难眠。抱着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失眠的心态,刘婷开始关注心理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对心理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甚至辞去工作,打算申请美国的学校深造。

2014年初,刘婷作为青岛一个项目的志愿者,对16到41岁不就学不就业的边缘青少年进行精神筛查,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半数以上都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我遇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父亲是精神分裂患者,母亲曾经被侵害,刚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她连拥抱都不会,自我防卫意识非常强。”随着类似的情况见得越来越多,刘婷发现她遇到的一个个案例似乎更像是社会现状:普通民众中每10人里就有1人有精神问题,而100个人里就有1个是重症患者。

“精神疾病人士需要服务;精神病人家属需要服务;公众需要被服务。”怀着这样的想法,刘婷最终打消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决定留在青岛。

起初刘婷想以项目的方式吸引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的关注,从而在青岛推广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康复服务,但公益事业最大的难点便是资金来源。为此,刘婷考虑将前些年攒下的一套房子变卖掉。一般情况下,父母很难理解子女卖掉房子、辞去工作转而和一群精神病人打交道,于是刘婷瞒着所有人,将房子卖了出去。

“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把房子挂到网上开始卖了。”庞钧是刘婷的同事之一,后来成了刘婷的男朋友。一开始庞钧也劝阻刘婷,后来他见刘婷坚持,笑道:“卖吧,没房子怕什么,我有。”

让精神病人按时“上班”

临近的社区有多少精神病患家庭,患者是否就诊,家庭成员是否稳定,“生命树”都登记在案,这源自于大量的外出走访。走访病人家庭被刘婷称为“外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家庭都不堪重负,有的病人父母都六七十了岁,养老都是难题。”刘婷曾不止一次听老人说最大的愿望是孩子“走”在前面,这样才能了无牵挂。这些话语让刘婷更坚定了组建机构救助精神病人的决心。

“精神疾病一定要看医生,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比较避讳。”刘婷说,对于没有就诊经验的患者,她会先做一个初诊。因为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执照,刘婷能初步判定是需要立刻就诊还是可以通过稳定吃药来康复。“不管病情是否严重,只要是来过我们这里的人都会有个案的记录。”刘婷和同事会及时回访病人病情的进展,“有没有看医生?如果没去是什么原因?心里都要有数。”

不仅如此,刘婷还为精神疾病人士提供托管服务,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精神病患者家属的难题。“出院后的病人最终需要回到社会,但是这条路很难,需要过渡。”刘婷让患者们上午9点来报道,下午4点回家,期间可以聊天、看书、做手工,养成一套日常工作的作息。“不能总让他们闲着,会造成社会功能退缩。”

有一名患者一开始由于氯氮平药物的副作用,只能早上“上班”,下午需要回家睡觉,后来慢慢变成了全天工作。“这个伙伴以前社交困难,电话都不敢接,来这里半个月后就能接电话了。”三个月之后,该患者主动提出到机构旁边的修车行看修车,为以后找工作做打算,让刘婷特别欣慰。

“我觉得他们都是人。为什么在街上看见两个正常人打架很正常,一旦说其中一个有精神问题,马上就成了新闻头条?”刘婷说自己在和这些患者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害怕或是避讳过。

没有工资的员工

刘婷的同事王超群负责家属联络这一块,时常到精神病患者家庭中去,告诉他们如何照料患者,协助申请低保。他平时工作,周六日开专车贴补家用。“经常遇到不被理解的情况,以为我们是骗钱的。”曾有一个患者只来了一次就对母亲说不想再来,为此王超群三番五次和对方交涉,但都没能成功。“这种情况很普遍,他们很矛盾,既想让病人康复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2014年7月,刘婷的项目正式启动,至今已经搭进去十多万元的卖房款,这还不包括人员工资,与她共事的三名“小伙伴”,都是没有工资的。“起初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就打游击战。”刘婷说,他们四人先是在一个门头房开会订计划,然后分头行动。还“征用”了一个朋友父亲的手工加工厂,让患者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那段时间每天两头跑,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坚持了三个月。”

“熬过来就不觉得苦了。”刘婷说,她一直提倡的就是“快乐公益”的概念,有时四个人吃着街边摊谈着当天的工作心得,反而是一种快乐,“我们常说自己是‘穷开心’。”

“其实比起我们,精神病医院的作用更大,医生们遇到的才是又打又骂的。我们这儿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要有就诊经历的,所以我们全力支持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刘婷说,他们的存在是补充公共卫生而非取代。

除了精神病患者,刘婷还在闲暇时间志愿为盲人和听障人士做心理咨询。每当被问起后不后悔卖掉房子做这件事,刘婷的回答很干脆:“从来没后悔过,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有一套房子很重要,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但一考虑到能帮助这么多的精神病患,就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婷用自己的房子换来一棵“树”,像是理想,更甚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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