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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银峰 自己带娃,就是痛并快乐着

2016年06月28日 来源:《三月风》

赵银峰,33岁,北京市延庆区人,自幼患有脊柱侧凸,曾做过客服工作,2012年生下一个男孩,目前和丈夫、儿子及公公婆婆居住在北京房山区。

文_本刊记者

摄影_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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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从幼儿园接儿子回家是赵银峰最盼望的时间,为了能照顾孩子,她宁愿辞掉工作,即使再找也只瞄准附近的。

黄昏时,在幼儿园门口等待儿子的过程中,赵银锋的脸上总有笑意。

身材矮小的她在门外的人群里尽力翘首企望。时间到了,孩子们喧嚷着挤到门口,儿子今天排在最后面,远远地看到她和丈夫,喊着妈妈就冲进怀抱,欢乐得像一只鸟。

从幼儿园到家要走十分钟,她紧紧攥住儿子的手,告诫他不要乱跑。“这一路上拐弯好多,万一被车碰上了怎么办?”她以前还看过一个“抢小孩”的电视剧片段,特意把这段视频放给儿子看,儿子总算听话一些了。

我不是那种娇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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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银峰和丈夫虽然经济不宽裕,仍努力给儿子营造一个欢乐的童年。

谈起孩子,她有唠不完的照顾细节。可提到自己,有好几回,赵银峰都说起同一句话,“我不是那种娇气的人”。

上学时,光这个名字就总被陌生人当成是男孩。她性格也像男孩,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从不柔柔弱弱。

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本来自己不在父母的计划里——1982年正搞计划生育,怀她之后,母亲想要做手术,可家在北京延庆,地里农活儿多,抽个身去医院不容易。第一回去,“说医院停电了”,第二回去,“说机器坏了”,再去,“月份大了,就做不了了”。

而父亲其实蛮看得开,“管他男孩女孩,男孩给我养老,闺女给我打酒喝。”

六七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抱她去地里干活,把她就放在地头的玉米秆堆。长大一些了,她就跟着大人学干活。

发现脊柱不对劲是在七八岁,医院告诉家里人可以做手术,大概得十万。“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女的,脑瘤手术没做好,碰到神经后半身不遂了。”母亲就开始担心,“碰着神经就不好了,还不如就这样。”

赵银峰后来也发现,在认识的残疾人圈子里,脊柱侧弯手术成功的很少,好多都有后遗症。“手术后脊柱里会有钛合金的钢板,活动就没有这样自如。”小时候有人预言她活不了多大,如今赵银峰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我平时身体还是挺好的,走多远路都没问题。”坐公交时,她还经常给老头老太太让座。

长大后遇见意中人,是在2011年北京的一个残疾人联谊聚会上,“我那会是志愿者,帮助干点活、倒点水,他哥们当男嘉宾,他跟着去玩。”不是嘉宾的两人就这么在聚会上偶然结识,聊了聊发现还挺有缘分,“比如吃的方面,他不爱吃饺子,我也不爱吃饺子。”

交往了一年左右,两人去领了证。“残疾人没有其他的想法,都是奔着结婚的目的去谈的。”

怀孕后赵银峰心里也忐忑:自己脊柱有问题,丈夫的眼睛和脚也有残疾,“因为自身有缺陷嘛,肯定会担心宝宝”,“尤其是筛畸形的时候,心里特别打鼓。”好在筛查结果出来,孩子一切正常。

怀孕到七个月时她才休息,之前一直上班做客服,上下班挺着大肚子坐公交车。医院大夫给她建议,“你这种情况到时候就剖吧”。临产前,晚上八点钟到医院,十点钟儿子就生了下来,“大夫说,你要痛就摁止痛泵,我都没有摁。”

天黑你就回来

儿子足月,四斤八两重。四个半月产假一完,她就又回昌平区的公司上班了。“那会母乳少,孩子两三个月就吃奶粉了”。孩子主要放在房山区爷爷奶奶这带,等儿子到了三岁,赵银峰决定辞职回来专门带娃。

她觉得老人带和自己带毕竟不同。孩子刚上幼儿园时,老师跟她反映,儿子“不太合群,别的小孩都在一起玩,他自己在一边玩,还爱自言自语”,好像有点“自闭”倾向,“可能就是因为三岁之前没有父母的陪伴。”

“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看着就明显内向。爷爷奶奶之前带的时候,不带他到广场和小朋友一块玩,只带到犄角旮旯玩去,导致他不知道怎么和小朋友相处。”现在她鼓励孩子路上见了认识的人都勇敢懂礼貌打招呼,“以前到跟前才说,声特别小,最近我发现他变了,大老远的就叫,声音很响亮。”

他们申请了公租房,孩子更愿意住到那边去,把那里叫“马桶屋”,老撒娇说“妈妈,回马桶屋吧”——因为爷爷奶奶住处的卫生间是蹲式的。

六十平的房子租金每月一千八,孩子幼儿园一个月全勤一千多,而丈夫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到手就没了”。靠着小两口以前攒的一点钱,他们从没和父母张过嘴。

“压力太大了。去年一开始公公住院,后来我妈脑出血做了一个手术,花了十六万,现在恢复期间。公公前几天又因为肠梗阻住院了,需要做个小手术。”养儿和养老的压力一起袭来,赵银峰打算就近再去找个工作。

今年春节之前,她曾在房山区一家私企上过两三个月班,也是当客服,“不给上保险,到现在二月份工资还没给我。”为了自己的劳动所得,她还得跑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近是近,她那个单位不正规,当时找的时候我就不太同意,哪怕远一点,往城里跑一跑,最起码工作收入是个保证。先保证物质生活,再考虑孩子怎么培养。咱们现在得让他吃饱饭对不对?”丈夫在这一点上持有不同看法。

“我就想着能天天回家照顾孩子,哪怕下班回来晚点。”赵银峰仍然坚持道。一次她跟撒娇的孩子说,“你不让妈妈上班就没钱花,没钱就没法给你买东西啊。”儿子告诉她,“那你上班去,天黑你就回来。”去年冬天她还上班那会儿,到了下班的点,儿子就问爷爷奶奶,“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等我来到楼下了,儿子穿着薄薄的衣服就跑到楼道里去接我。”

丈夫则记得,自己有一次下班出地铁口,“娘俩来接我,隔了老远,孩子就跑过来,冲我大声叫:爸爸!旁边好多人都看我,那时候我觉得特别高兴,特别暖和。”

赵银峰记得有时告诉儿子自己不舒服,“他说,妈妈你吃点药吧。有时候我说妈妈好累了,他说,妈妈,我给你捶一捶、捏一捏。”

我比老师们做得都好

儿子也有淘的时候,新买的等离子电视,他一岁半时就拿鞋刷敲坏了,“屏幕跟蜘蛛网似的”。一次带着在外面买家具时淘气,丈夫气不过给儿子屁股上来了一下,结果儿子“哭得都喘不上来气”。还有一回,赵银峰正上着班,丈夫跟她说起家里,传给她一张孩子屁股上留下了手指印的照片。遇到这种情况,她都埋怨丈夫“下手太重”。

虽然有时控制不住,会发发脾气吼孩子,可“不愿意别人说”,“有时候他说孩子一句我都不愿意听。他说,‘你说行,我就不能说?’我说你就不能说,你平时都很少跟他玩,没资格说他。”

“自从结婚后,我就没有朋友和闺蜜了。他玩游戏,弹吉他,老说我:你怎么一点爱好都没有啊?我说我没时间爱好,有点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大冬天时,孩子起得早,她就五六点钟起就陪着孩子玩,“哪怕他坐那摆积木,我也坐在那儿看着他。我不那么胖,可能跟睡眠少有关。”

幼儿园有时会布置作业,比如让家长给做一个成长相册,“我就想给他做得特别精致。照片洗出来后,我给他画啊、手工贴啊,送过去后老师都说了,比老师们做得都好。”

“自己带,就是痛并快乐着,虽然有时累,但看他那种贴心的感觉,又挺欣慰的。”现在儿子已经四岁,赵银峰和丈夫还打算生二胎,给儿子“生个伴”,“毕竟我们两口子身体条件不好,也是将来给儿子分担负担。两个人赡养老人,和一个人养,毕竟不一样。”就像家里渐渐好转的经济状况一样,他们简单的生活里有种上扬的基调:一切都会在未来的路上井井有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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