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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莹 黄卫平 向死而生的奇妙旅程

2017年11月29日 来源:《三月风》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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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8日,台湾仁德医护专科学校首创的死亡体验课程举办观摩发表会,学生实际模拟写遗嘱、入棺、封棺、被掩埋等死亡历程,对于生死有了不同解读。

“在我国不管是临终关怀还是生死教育,未来要走的路都还很长。”在生死为大的环境里,过多地探讨公众不愿直观面对的问题或许有些格格不入,就如黄卫平所说,“人家都是节假日门庭若市,我这里只有清明节特别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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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三月风》记者 张西蒙

在大家的默默注视下,一名男子“走向死亡”,进入无尽长夜。他在“无常之门”前留下遗言,门后是一条长长的甬道,通向“彼岸”。甬道是悬空的,用绳索编织的网铺成,底下是蓝莹莹的光。随后他通过传送带被送往炉膛。在密闭黑暗的空间里,四周的“火焰”慢慢升腾,皮肤感受到逐渐升高的温度。随即光华四射,灵魂获得重生。他在模拟的全息子宫影像里,逐渐恢复意识,向着有光亮的出口爬去。最后在纯白柔软的空间里醒来,完成死亡和降生。

黄卫平认为通过这样的体验人们能理解死亡。“醒来”是上海的一家生命体验馆,焚化炉、子宫、亲验死亡……这些听起来噱头十足的项目是他们经过五年的设计改进才得以成功呈现给体验者的。生死,一辈子的头等大事,但矛盾的是,人们却很少谈论死亡本身。

“醒来”死亡体验馆 从死亡中醒来

2008年四川大地震,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专业先后有四批志愿团队共60人赶赴四川。黄卫平和同学王莹作为心理咨询师志愿团的成员加入到了灾后援助的工作中,直到奥运期间才返回上海。在直面了无数生死瞬间后,他们决定把心理咨询和临终关怀结合,在生死教育领域“做点文章”。几经周转下,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成立了。

黄卫平做了五年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在上海市肿瘤医院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病人。他记得一个姓陈的父亲,癌症末期,一个人在医院里等死,妻子不肯来,说自己的父亲也是癌症去世,一进医院就拼命呕吐。她也不许即将高考的女儿来,怕她分心。陈爸爸只能一边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边积累着怨恨。黄卫平有心帮助他,却无能为力。这时候连劝慰都是多余的。

弥留的最后一星期,陈爸爸已经不能吃东西。但他每天都捧着一个苹果,某天,他把苹果交给黄卫平:“我把这辈子能说的最好的祝福,都说给苹果听了,麻烦你把它交给我的女儿,看着她吃下去吧。”黄卫平去了,拍了一段录像回来。但陈爸爸看也不看,也不理人,三天后他走了。临终前,陈爸爸只说了一句:我不恨了。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什么安慰,什么技巧,统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毫无成就感的过程,黄卫平觉得无力:哪怕服务做得再及时、陪伴再温情,没有人能扛得住生死,连对死的恐惧也少有抗衡的余地。

“为什么不能让人真的去‘死’一回?”2011年底开始,黄卫平开始设计“醒来”死亡体验馆,经过五年的努力,2016年4月,正式开馆,并从“手牵手”的内部项目中分离出来,作为一家社会企业独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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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平(左)和工作人员对“醒来”死亡体验馆里的整场游戏流程进行把控,他们要在监控器前连续工作三小时,这样的游戏每天两场。 

“我的初衷是想做生死教育,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教育大纲里有生命教育却没有死亡教育,我们注重的不是理论,更多的是提供一种体验的方式。”整个体验过程相当于一场游戏,时长三个小时。来参加体验的顾客,被要求放下一切社会身份,每轮12个人,通过答题和相互投票决定生死,“死”了的人还可以“回炉”——体验一把在焚化炉里被火化的感觉。不管是“死”的人还是“活”到最后的人,最终都会有主持人给他们做更深一步的解读,并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关键词,“相当于一把自我探索的钥匙。”

黄卫平起初想做极致性的体验,他走访了上海几乎全部与“死”相关的地方,殡仪馆、火葬场、墓园,还一度是龙华殡仪馆太平间的常客。“为了这个我甚至真的去殡仪馆的火化炉里躺了躺”,他发现每个人的感官和意识不一样,想做到极致“要是用真的火,估计得把人吓哭。”于是弱化了体验的部分,保留了一部分仪式感。

“有一个老公刚去世的40岁左右的女性,非常厌世,孩子也没法转移她的注意力。”她想来体验一下“上刀山下油锅”,感受一下老公的感觉,让黄卫平哭笑不得,“她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想要通过某种刺激来摆脱生活中不好的状态。”

开馆一周年的时候黄卫平做了统计,一共接待了3540人,年龄在25到45岁之间,其中60%是女性。“来体验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特别无所谓的,当成‘鬼屋’玩;有一类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一个医生来之前就把遗嘱立好了,把这当作死亡的预演;还有一部分是刚离婚或是离职,感觉是向过去告别,做一个新的决定。”

有一次一对夫妻让体验馆所有工作人员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为他们的勇敢致敬。因为一轮只会“死”一个人,“女的先被淘汰了,男的一定要陪她去。”两人在“轮回”的传送带上泣不成声,已经影响到了游戏的正常进行,黄卫平过去一问才知道,由于妻子是癌症晚期,丈夫一定要陪她走完这一段,先提前演练一遍。“这对夫妻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体验者,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觉得自己的工作真的意义重大。”

“有人说为什么不按照佛教的理论把轮回做出来,还有人说怎么‘死了’也没个天堂的感觉。”各种各样根据自己想象的奇怪问题,黄卫平都认真记录下来,“不管人们把‘醒来’当成一个鬼屋,追求新鲜刺激;还是强调它的心理学意义、哲学意义;或者仅是因为清明节期间需要一个与死亡相关的题材……”他其实并不介意被误读,或许每一个误读的碎片汇总起来,就是真正完整的意义。“韩国、日本有‘棺材体验馆’,台湾地区这几年也开设了。”然而像“醒来”死亡体验馆这样的机构,在大陆是首创。

曾有一位化名“金生”的癌症患者在“醒来”网站后台留言:“多谢。对于我这样的癌末患者来说,早一天认识死亡也许就是早一点获得平静,哪怕也许最后还是恐惧和无法面对,也有意义,所以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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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15日,美籍华人黄天中博士与天津医学院院长吴咸中教授以及崔以泰副院长合作,共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机构——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 

“手牵手” 帮助活着的人

“起初我们从老年人的生活健康着手,因为老年人患慢性病的很多,还有不少癌症病人,在生命末期的时候是很难入院的。”王莹回忆,她最早合作的医院是上海市肿瘤医院。“当时全上海能收临终病人的床位只有60张,但每年有28000到30000名癌症病人去世。”这些临终病人所在的科室叫呼吸治疗科,基本都剩不到一个半月的寿命。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已经不再适合手术、放疗或者化疗了。但是不做这些,医院就没有经济收入。”这个直白的理由,使得大多数医院囿于病床周转率、使用率、死亡率,而不得不拒绝时日无多的病人。

“手牵手”的服务以生命末期的病人为主,分为医院和社区两大板块。从2012年的18家到现在的76家,越来越多的社区医院可以接收癌症临终病人,王莹和黄卫平在起初的几年几乎是泡在了医院里。“北京从今年开始也有13家医院,像是协和医院、海淀医院,通过几个病房实验,也逐步接收临终的病人,北京肿瘤医院为此还开设了疗护中心。”王莹每天关注着临终病人的点点滴滴,对全国的医疗资源了如指掌。

目前“手牵手”每年服务的临终家庭是3000多户,癌症患者8000多户,人次几万到十几万不等。“别看现在逐渐成形,但最早就是靠我们自己,一条街道一条街道,一家一户去敲门,才让更多的癌症病患或是临终病人知道他们也可以被服务。”

患者们知晓“手牵手”的存在后,“就开始帮助他们设计适合自己的方案,年轻的患者经过治疗后大多返回工作岗位,年长的因为对电脑、手机不太了解,他们对社区的理解局限于菜市场、居委会、物业……”王莹说,他们所要做的,是帮助病人们梳理各类资源,比如医疗资源、经济上的救助、法律援助等。

在我国,通常情况下病情的告知都是由家属承担,“很多时候医生直接告诉家属,家属也不知道怎么和病人交流,多数选择不说,但是身体还是病人自己的。”王莹举例,照顾方面的一些问题、病人的问题该怎么回答、找一些什么样的医疗资源等,他们会先和病人聊天做评估,根据不同的状况进行帮助。

“最近遇到几个‘90后’的子女来求助,父母都很年轻。他们这个年龄,面对父母当中一个要去世的时候,完全不知所措。”王莹说,这就是生死教育最大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准备,大多数年轻人对怎么照顾病患、心情如何抚慰、甚至后事的殡仪,都没什么经验。

“‘90后’其实很用心想为父母做一些事情。”然而叔叔阿姨辈的观点对他们造成的压力较大,甚至父母和他们的观点都不太一样,“比如要不要告诉病情,要不要火化,这些最简单的问题,有时都会激化成矛盾。”往往这个时候,需要一起开家庭会议,让家里的成员达成共识。

有时候病人会跟家属说“你不要和我讲任何事情,你和医生做主就好了”。看似非常合理,事实上随着病情的严重,选择会越来越困难,压力一股脑抛给了家属,“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帮助患者,事实上更多是在帮助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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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刘毅为死亡艺术节创作的作品《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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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杨振中的作品《我会死的》在死亡艺术节中被展出。他通过一部摄像机,记录了不同种族、年龄、身份在说出“我会死的”刹那间的神情。

死亡艺术节 让“死亡”具象化

死亡,在我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教育过程中老师不会和你谈论死亡,周围的人也不会谈。除非家里有人去世,或者看到重大事故中多人罹难的新闻。”人平平安安到老然后自然死亡,在现代社会几率很小,疾病占了七八成,剩下的是各种各样的意外或是自杀。以至于死亡真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往往措手不及。“人在自己健康的时候就考虑起来,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怎么做决定,如果那天即将到来该做什么事。”王莹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西方国家的人很早就会想好墓志铭该写些什么。

“有一位叫刘毅的艺术家,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他专门设计了一个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的结合体,叫作‘休息一会儿’。”王莹最喜欢的这项艺术,是一个倒走的钟,当钟响起的时候,行为表演者用各种方式倒在地上,周围参观的人有一种“生命仓促”的体验感。

“后来甚至有参观者也加入进来,跟着一起倒在地上,躺20分钟。”死亡的抽象概念,通过这种尝试让每个人有了自己的解释。由“手牵手”和“醒来死亡体验馆”以及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共同联合主办的首届死亡艺术节于2016年10月28日在上海黄浦区公益新天地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展览,展出了1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为首届死亡艺术节特别创作的作品,其中既有传统的架上作品和行为艺术表演,也有交互功能的影像和公共艺术项目。

这次死亡艺术节中展出了中国当代影像代表性艺术家杨振中的作品《我会死的》,他通过一部摄像机,记录了不同种族、年龄、身份在说出“我会死的”刹那间的神情。从2000年至今,杨振中游历了十多个国家,拍摄了5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种族的人,用11种不同语言说出:“我会死的。”“大多数人面对镜子时通常会给自己鼓气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去往好的地方想,可是,谁又愿意承认死亡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最大的真相。”杨振中用摄影机定格每个人面部的那两秒,记录了人们或沉默,或自嘲,或错愕的神情下掩藏着的微妙情绪。

关于死亡题材的艺术或是展览国外早有涉猎,澳大利亚博物馆2003年举办的“死亡:最后的禁忌”(Death:The Last Taboo)展览,让观众尽量真实地体验死亡;英国布里斯托尔博物馆(Bristol Museum)2015年举办以死亡为主题的展览“死亡:常人体验”(Death:The Human Experience),也受到观众热烈追捧。

“在我国不管是临终关怀还是生死教育,未来要走的路都还很长。”在生死为大的环境里,过多地探讨公众不愿直观面对的问题或许有些格格不入,就如黄卫平所说,“人家都是节假日门庭若市,我这里只有清明节特别火爆。”然而死亡永远不是固守模式下对生命的终止与定义,而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诸多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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