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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助残犟妈”的心声希望多一些企业站出来帮助残疾人就业

2014年07月07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导语:

1990年12月28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48条规定:“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助残日的设立旨在培育社会扶残助残风尚、提高全民助残意识。但是如何对待残疾人,如何扶残助残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课题。在今年助残日来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湖北省武汉市的“助残犟妈”易勤,通过她的讲述,让我们走近那群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可爱的人,倾听他们的心声与渴望,学习尊重与包容。

易勤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是工人们在一次慈善活动表演后的合影。工人们合唱的《感恩的心》唱出了许多人的眼泪。这是易勤为他们选的,因为每一句歌词讲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兴业路9号的东方红食品厂主要生产米糕和酸梅膏等武汉传统小吃。食品厂的规模不大,只有12名生产员工,年龄最大的42岁,最小的20岁,智力等级在三级或四级,智商只相当于三到五岁的孩子。47岁的女老板易勤像妈妈一样,带着这批工人已经坚守了8年多,熟悉她的人都亲切地喊她“犟妈”。2013年5月,媒体的报道让许多人认识了这位“助残犟妈”,但是易勤却希望关注的焦点能够更多地集中在这些智残工人身上。近日,“犟妈”易勤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与困扰:在大家的帮助下,东方红活过来了,这12个智残工人不会失业,但是还有更多的智残工人,谁来收留他们,谁来保护他们的尊严与就业权利?

不分左右的工人,却是最严格的食品生产者

回忆与智残工人结缘,易勤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因为“私心”。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企业按一定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厂里招两个残疾工人,帮助了残疾人就业,食品厂一年能因此少交近两万元的税。”但是这一“私心”,后来却变成了易勤放不下的责任。2005年,厂里的正常工人不愿意与智残工人共事,纷纷辞职,到最后只剩下了十几名智残工人。易勤仍然坚持带着这十来个残疾工人把生产进行下去。

食品厂里的生产工作主要是易勤在做,每天清晨5点,易勤就开始在厂房里忙活,她要在工人们上班前,把一天用的原配料准备好。工人们负责包装食品:将盒子粘好、食品装袋、封装,这样看似简单的操作,智残工人学习最快的需要半年,慢的一两年都不一定能学会。现在12个工人里,有一半的人能做包装工作,包得最好的,一天能装六七箱,这只是普通工人每日工作量的1/5,但也足以让易勤感到骄傲。毕竟他们刚进厂时,有的连最简单的左右都无法区分,在车间行走总是会莫名撞在一起,原地打转、不知所措。

有一次,工人郑峰在搬运成品时跑得太快,在案板前摔倒,额头磕上了案板一角,缝了6针。易勤后来发现,事故发生时,郑峰看到迎面来的另一名工人,不知道如何闪躲才撞上了案板。

“走路要贴着右手边的墙走,右手就是大家吃饭用的那只手。”易勤每天都要带着工人们在厂里列队,靠右贴墙进入车间,让大家学会靠右行走。

智残员工记忆力差,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规矩要根植到他们的大脑中,往往需要重复成百上千遍。每天工作时,易勤还得手把手重新再做一遍。从区分左右到洗手消毒、拖地、封装,这些最简单的工作,易勤要喊着“一二三四”,配合肢体语言手舞足蹈地进行示范。就这样,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易勤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一天的说话量是常人的10倍。时间久了,嗓子吃不消,易勤平常工作都背着一套扩音器。

8年下来,易勤说,自己烦心过、恼心过,但没刺心过。工人们虽然学习慢,但是对于车间的生产规定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执行:包装盒的切割线要毫厘不差,封装口要严丝合缝,在生产线上发现一粒小黑点都会立即举手报告……“这些工人有时比健全人还可爱,是非分明,正义感强,没有杂念,心思很单纯。”工厂里,一份份质检合格报告书,一块块食品安全示范企业牌匾,易勤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没错的。

对待智力残疾人,社会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对于易勤而言,智残工人帮助她坚守着生产食品的良心与准则,对于12名智残工人来说,易勤给了他们渴望的温暖和关怀。在到东方红食品厂之前,与正常人一起工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段灰暗的记忆。

40岁的陈雷,曾经在餐馆做过传菜员,工作中经常被同事欺负、辱骂。

36岁的黄佳玮,曾在一家小快餐店打工。有一次在工作中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脾脏摔破了。餐馆老板没有任何赔偿,反而扣发了当月工钱直接把黄佳玮开除了。黄佳玮的父亲带着他上门说理,餐馆老板叫了一伙人将父子俩打成重伤。

27岁的马宁,一场大病后落下了智力残疾,父母好不容易给他找了份工作,可只干了三天,领导就不让他再去了。“他是个傻子,我们怎么能收留呢?”拒收马宁的单位领导说,“我们又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听到儿子被单位经理辱骂,马宁的父亲一气之下,竟拿刀砍了对方,因此被判了3年刑期。

年纪最小的阮世杰,今年20岁,阮世杰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东方红食品厂的报道后,请求易勤能够让孩子到厂里工作。由于年纪小,阮世杰难免有不听话、乱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只要父亲一句“如果再不听话,就把你和正常人放在一起”,他就会收敛脾气,认真工作。在阮世杰的世界观里,和正常人在一起意味着可能会被骂、被打,是他最害怕的。

“阮世杰的父亲曾经写信恳请我留下世杰在厂里工作,他说希望能够给孩子找个快乐的地方生活下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说起这封信,易勤眼眶里仍然有泪水在打转,她说,虽然国家给了智障人政策上的保障,但他们在社会上还是很受歧视,对家庭来说也像一个沉重的包袱,生活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

“收留一个智残工人,拯救的是一个家庭。”易勤像对自己的孩子般对待工人们,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他们并不傻,只是需要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而已。”

易勤向记者一一细说着自己的“孩子们”:陈雷很体贴,马宁活做得最好,入库记录做得比我还细,年纪最小的阮世杰乖巧、责任感强……

政策扶持有限,福利企业“咬牙”支撑

易勤的爱心与责任帮助了12个残疾工人,但是却无力挽救东方红因为生产效率不高,转盈为亏的命运。

东方红食品厂年销售额90万元左右,原料成本、房租水电等各项开支也在90万元左右,而智残员工月工资加上社保每人2000元,这项支出每年要20多万元。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10人以上、残疾人占员工总数25%以上,可享受国家政策退税。但是像东方红这样超额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情况,没有更多的政策福利。依据现有的福利企业退税政策,东方红每年能拿回9万多元的退税,但这么算下来,每年还要添补20万元左右的缺口。

2005年,易勤卖掉30平方米的老房,换了6万元补贴厂里。2007年,夫妻俩又把第二套房子抵押了20万元。没了房子,一家人住进厂房一个9.8平方米的小屋里。

易勤曾经尝试过向银行贷款,但是她没有可抵押的资产,食品厂处于亏损中,加上银行贷款没有针对福利企业的优惠,易勤只申请到了10万元无抵押贷款。这仅够支付工人半年的工资。易勤说,东方红生产的食品销路很好,只要能上两条机械化生产线提高效率,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但是没有资金,这只能是美好的设想。两年前,易勤把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拉进厂里帮忙。易勤知道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她曾经对员工和家属承诺过,“只要还有一口气,绝不会让大家没有饭吃。”因此拉着丈夫、女儿,倾全家之力,她也要咬牙撑下去。

去年5月,家长们担心食品厂倒闭,拨通了武汉市一家报社的电话,希望能够帮帮东方红食品厂。媒体报道后,东方红食品厂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助残犟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地政府给予了东方红一部分资助,银行也同意给东方红食品厂400万元无抵押贷款。

易勤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新的设备将投入生产,产量上去了,东方红效益好了,还能接纳更多的残疾工人。易勤的食品厂被媒体报道后,不断有残疾孩子的家长打电话给她,希望能够把孩子送到厂里工作,联系电话记录了厚厚的一本。“残疾人尤其是智力残疾人找工作困难、受歧视,父母也承担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帮助一个残疾人就业其实拯救的是一个家庭。”易勤一直记挂着这些从未见过面的孩子,努力让东方红给更多的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易勤也表示,一个东方红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多一些激励政策,多一些企业站出来帮助残疾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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