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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恩元 三项康复让基金会扎根到最基层

2014年05月05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人物简介
薛恩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长。

文_记者李樱

1983年4月22日,薛恩元清楚地记得这天。彼时,薛恩元是民政部城市社会福利司三处处长,主抓残疾人用品用具的行业管理。这天,北京市残疾人俱乐部的三位青年拄着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到二楼,找到薛恩元反映残疾人的要求。看他们那么不适地下台阶,“要加强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薛恩元第一次有了强烈的亲身感受。

同在这一天,民政部通知薛恩元,协助邓朴方、王鲁光,参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筹建。当天,他跟着民政部律政司司长李正来到王鲁光家,邓朴方已在那等候,这次重要的“四人会议”上,邓朴方告诉大家,他想建立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康复中心,建康复中心需要筹钱,就得先成立基金会。王鲁光拿出一张台湾复康医院的图纸给大家看,但在大陆是叫复康还是康复?大家最终商量还是叫康复,延续习惯叫法。

旧观念不打破,解决不了残疾人工作的根本问题

自4月22日后,“四人会议”固定每个礼拜二召开一次,地点都在王鲁光家,一直持续到当年8月,搬到富建胡同1号四合院为止。

那时邓朴方既抓大政方针,也抓组织管理,薛恩元负责跑前跑后。邓朴方撰写了上报给国务院的成立报告,找薛恩元商量报告里写多少经费请求批复合适。薛恩元算算建设费、设备费、医护费、人员经费等,估算实际需求3000万都打不住,但当时副总理最大批复权限是3000万,多了批不了,得再往上批。大家怕批不下来又耽误时间,薛恩元报了2800万。等到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成立,实际拨款又减了200万,拨款2600万作为费用。

基金会成立之初,最大困难是思想障碍。“那时残疾军人叫作残废军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到中国叫‘中国国际残废人年’。”1984年10月,邓朴方召集基金会全体人员开会,宣读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传提纲》,第一次提到“人道主义是我们的旗帜”,“残疾人不是废人,只要社会给他一个条件,一个帮助,他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包袱”。后来文章引起社会争议。邓朴方就提出办本杂志《三月风》,作为宣传阵地,并提出基金会的宗旨就是“人道廉洁”,说基金会募集资金必须要廉洁,不要在这方面出问题。

答谢演出到一半,邓朴方上台了

1985年初,基金会从四合院搬到白广路民政干校内办公。募捐仍是第一要务,薛恩元第一站去了深圳,募集到50多万,另一位同事在广州募集到100多万,两地加起来200万多,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基金会特请来东方歌舞团做答谢演出。

薛恩元觉得答谢分量不够,他给邓朴方打了电话,希望他能亲自来一趟。第二天演出在即,时间太匆忙,邓朴方说考虑考虑,让他两个小时后再来电话。两个小时后,回复“定了,去。”第二天一早飞广州,连广州市都没有进,邓朴方直接下了飞机坐汽车往深圳走。

晚上演出到一半,邓朴方还没有到,薛恩元急坏了。演出前,他已跟观众说了邓朴方会来当面致谢,大家哗哗哗地一阵鼓掌了。那时没电话,“是不是路上出事了,还是来不了了?”薛恩元想着怎么跟大家交代。中场休息时,突然有人说,“邓朴方来了。”歇都没歇,一口水都顾上喝,邓朴方直接就上了台。后来才知道,广州到深圳陆路拥堵,为了赶时间就走了水路。河上不通车,车都要通过船运到对面。

三项康复为基金会打开声誉

1983年9月,康复国际会主席方心让拜访邓朴方,宣传现代康复理念,介绍说康复应该包括残疾的“预防、康复、平等参与社会”三方面。“从预防开始,减少残疾人数量”,第一项就是预防儿麻,“那时每年都有总理亲自给儿童喂糖丸”,这跟基金会在做大量小儿麻痹症康复工作有关。

邓朴方去山西大同调研,有一个儿麻患者坐在地上,问邓朴方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治病,帮他站起来。邓朴方让薛恩元着手调查数据,全国有多少儿麻患者,能康复的又有多少。1987年7月,薛恩元组织召开部分省市康复座谈会,向各个医院各科主任征求意见,商定展开康复工作,服务对象和数量如何定。

薛恩元想囊括精神病在内的五项康复,“数量定大了完不成,小了影响太小”,最终确定开展30万例儿麻矫正、50万例白内障复明、3万例聋儿语训。

此后,基金会组织了十几批北京各大医院骨科主任参与的医疗队,没有报酬,去了一个多月,奔赴各地专门实施儿麻矫正手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到厦门做了一例儿麻患者脊柱矫正的手术,将患者弯的脊柱竖起来了,当地一下轰动了。那时的社会影响很大,有些患者恢复了站立,有些能走路了,这为成立不久的基金会打开了声誉,“因为与老百姓打交道,所以三项康复一直深入到最基层”,“从儿麻矫正手术后,大家都知道有个残疾人的基金会”。

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将三项康复任务列入《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经国务院批准下发到全国各地执行,各省市都分配有任务。“这督促各地政府成立残联,不然各个村的儿麻患者上哪找去,一级一级就把残疾人的组织建立起来了。”

中美假肢合作从基金会起步

1987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两次见到邓小平,其中谈到残疾人时,邓小平提到“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这引起了卡特的注意。卡特临时起意,提出签订一份美方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意向书。意向书签订的那天,薛恩元也在现场。随后,他被任命为中方项目主任。

卡特回国后,又派了两名工作人员来北京,商议如何贯彻意向书。基金会国际部的张楠向薛恩元提议,可以将中美双方的合作放在残疾人用品上。当时北京假肢厂技术落后,“零部件生产都靠打铁,烧红了再打”,薛恩元便向美方阐述,中国肢体残疾人有几百万,但只有20%安装了假肢,剩下的残疾人没有假肢连路都走不了。

美方考察北京假肢厂,拍照片回去汇报,很快美方卡特基金会认可了中方的合作建议。1988年4月,薛恩元任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带队赴美谈判,项目基金最后商定为150多万美元,“那时这个数是天数”。

1991年4月,北京假肢厂顺利完成改建,卡特参加落成典礼回美后,满意的他特意给薛恩元写了封感谢信。自此,我国最先进的假肢零部件生产线、一座假肢装配中心和检测中心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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