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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慈善 大道其中

2014年04月15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文_冯欢

如果一个基金会拥有20万专兼职服务人员的支持,依托于覆盖到村、街道一级的服务网络,可以为捐赠者量身定制符合其意愿的捐赠项目,自其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丑闻,最重要的是她惠及中国8500万残疾人,涉及2.6亿家庭,即五分之一的中国家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正如其领导人邓朴方在联合国人权奖颁奖仪式上所言,“这个奖并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而创造了这个奇迹的,就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大会在京开幕,理事长邓朴方作工作报告,这句话让全场掌声雷动。

“这个春天风大、寒冷,但这句话在这样的日子里反复温暖着人心”,“过去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把‘残疾人’从人民中单拎出来以示重视”,两位亲历上世纪80年代的残疾人这样评价。这个评价并未夸张——从温饱到小康,到今天让残疾人平等参与和全面融入社会生活,这句话语既是宗旨又是使命,早已被符号化,代表着一代又一代基金会人开创事业的努力。

建一个基金会或许容易,做一项事业绝不简单。从“取之于社会,用之于残疾人事业”到“集善天下,助无助者”,三十年来,这个与当代意义的残疾人事业同步诞生的基金会,不断进化与更新,服务于残疾人外在的自由与内在的尊严,与挑剔的善客们共同成长。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十分注重让残疾人在物质之外能够收获更多的情感体验及价值,着眼于文化助残从而改变整个社会认知。

一切以残疾人为中心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以残疾人为服务对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全世界微观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新闻窗口。它始于北京,又延至全国。

1981年,中国首家慈善公益组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彼时的中国,正是第一代公益组织绸缪之际,现代慈善事业起步之时,在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它们建立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至今还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基本规范。之后三十年间,它们强力登上中国慈善事业第一线,展示着中国公益之路的文明成果。

“官办慈善的号召力和权威性是任何民间组织都不可替代的”,志愿服务研究专家谭建光感言,“就像办奥运那样,他们擅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截至2013年12月,基金会累计筹集款物总价值53亿元人民币,倡导、推行了多个旨在帮助残疾人走向新生活的公益项目,使上千万残疾人受益。

它有广度。遍布全国各省市区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串联起各个城市的有生力量,构建一张立体化的有效网络,继而覆盖到村、街道一级,成为一架由20万专兼职服务人员组成的精密的服务机器。由此惠及到中国8500万残疾人,占中国人口的6.34%,涉及2.6亿家庭,即五分之一的中国家庭,其中70%均分布在农村。

它有速度。汶川地震致残群体助行行动、玉树残疾人康复站建设、集善雅安紧急救援行动、捐助西藏那曲儿童福利院、救助车祸重伤男童王乐、救治脑瘫三胞胎、助学“带着母亲上大学”的山西女孩孟佩杰、为“倒立男孩”颜玉宏送去电动轮椅⋯⋯它关注大事件,呵护普通人,到处都有它的身影,都是第一时间。

它更有力度。量身定制细致周到的捐赠项目,依托助行、助听、助困、助学、启明等七大工程,下设公益项目百余个,涉及康复、教育、就业、宣传、文化体育、维权、政策研究、国际交流、组织建设等各个领域,提供足够多元的服务和平台,满足各类残疾人差异化的需求。

关于人道主义的中国脚步,基金会既是践行者,又是记录者。残疾人事业的发源,各种观念、各种思路、各色故事都能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三十年里找到对应。

输血+造血+启蒙

慈善分救济式和开发式两种模式,前者是输血式的,后者则是造血式的。

基金会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又随着社会转型而成长,是新时期残疾人工作从社会救济型向开发式转变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基金会的第一个十年,从“输血”起步,着力于贫困残疾人的三项抢救性康复,开展小儿麻痹矫治手术(助行行动)、白内障复明手术(启明行动)以及聋儿听力语言训练康复(助听行动);第二个十年,“输血”同时探索“造血”,启动“春雨行动”扶贫助学、“视觉第一行动”培养眼科医生;第三个十年,“输血”与“造血”并重,打造一批公众知晓度颇高的品牌项目:“阳光伴我行”“我送盲童一本书”“大学生暑期助盲行动”“集善爱之光”“集善毅行者”等,更专业更多元,将公益项目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

但这还不够。

关于慈善,央视记者柴静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诘问,“慈善,当然做比不做好,有做的压力比没有强。但是,只谈扶贫济困,不谈怎么给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监督强者的权利,与强者享受同等机会的权利⋯⋯就像往一只空杯子里倒水,社会公正是这个杯子的底。如果这个杯子没有底,要倒多少水进去?”

在这个空杯之中,残疾人无疑是底中之底。除了看到“我们”在帮“他们”,如何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听到他们的声音?怎么唱?唱什么?

基金会甫一成立,便深知残疾人福利事业并非只是扶贫济困,或是拾遗补缺,而是承载着一个特殊群体的社会担当。它尝试并创造性地发展出第三种慈善模式——启蒙式,这是一种着眼文化助残从而改变整个社会认知的慈善模式,是换血式的。

依托于残疾人自身的内在潜力与丰富资源,基金会助力残奥会,让“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主办“特奥夏令营”,让智障人士在运动中生机勃勃;赞助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让“我的梦”为世界瞩目;资助“盲人励志书系”公益出版项目、举办“盲童光影”摄影展、推行“信息无障碍”,让盲人以非视觉达成视觉之事;支持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人道温暖我们”艺术展,让残疾人展现天赋的异禀⋯⋯

当自闭症儿童的画作惊艳亮相时,画家陈丹青惊诧不已,“有自闭症儿童,没有自闭症儿童作品。他们的作品可以脱离‘自闭症’本身,平等地放入艺术的行列。”当来自法国的民间陶艺家丹尼尔看到西安美院特教艺术学院聋哑学生的陶艺作品时,激动地说:“他们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灵感,他们对美的感知比健全人更强,残疾没有阻挡他们对美的追求。”

凡此种种,拒绝眼泪,摒弃悲情,却更动人心魄。简而言之,是春风化雨,是残疾人被看见,是越边缘越大声。它让残疾人在物质之外能够收获更多的情感体验及价值,令他们的精神需求有了最为熨帖的回响;也赋予健全人另一种见解,另一种价值观:残疾人除了自强不息,除了自力更生,他们同样快乐,理想高远;又更似一场启蒙,文而化之,残健共融:

他们与我们一样,深嵌在同一个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是旁观者。


基金会投身慈善事业转轨浪潮,积极“打造社会化”,以“人人参与、快乐公益”为理念,聚合每一个微小的个体。

“微公益”的变革

基金会过去大多数的募捐形式,都是向特定企业进行定向募款,项目做得扎实也很传统,直至2010年11月的一次香港之行。他们在中环街边被“香港公益金”组织(The Community Chest)的义工拦住,一对母子拿着旗袋劝募,他们将钱放入旗袋,衣服被贴上LOGO。虽然早有耳闻,众人还是被港人的公益热情震惊,从街角看过去,几乎大街上每个人的衣服上都贴了一个标。这促成了后来“助残日大型公众募款”在2011年5月上演,以后每年一次。

或许因为残疾人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助残日大型公众募款”从一开始就触动了普通人的共同情感。当年,单笔捐款最高额度为一万元,来自一位退休老人,钱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上面还用纸条打着结。

2011年6月12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布了《2011-2025年战略规划》,其中写到“基金会数量日益增多,分流部分慈善资源,各个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加剧”,力争“到2020年,实现社会化募款占总筹款数量的50%以上”。在此前两年,基金会的公众捐款额不到总额的1%。事实上,国内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都在“傍大款”,个人捐款的数额都很少。

无论对于公众还是公益界,这种公募方式从技术角度而言都很原始,跟那些大“金主”相比,十元二十元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它所体现出来的人人参与性,仍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价值。同样的观点,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也表达过:“中国更需要致力于社会常态下的慈善救助,让所有公民都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慈善家庭和一股合力。”

从1984年成立,到将“打造社会化”写入战略规划,这家“老字号”公募基金会开启了新一轮的公募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种方便快捷、没有门槛的集善方式,同时带来的还有集善理念的转变,一个个微项目从这里孵化、酝酿、叫响。

每到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等重大节日,基金会的紫色旗袋在街头飘舞;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是“集善乐购日”,基金会人在乐购门店爱心义卖;细心的北京市民开始留意到市内32条公交线路的200辆公交车身与9个地铁站13个出口的扶梯上赫然印着“集善工程”和“我送盲童一本书”的公益广告;一些门户网站的首页也突然增设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广告条,甚至在开心网等SNS社交网站上都有了它的公共主页,几个月的传播推广,聚合了每一个微小的个体,仅“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公众募款达1099.08万元。

“微公益”开启传播力,也促成行动力。在网络2.0时代,基金会还利用网友链,不断推动公益精神普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集善启辰光明行秒杀”活动中,中国队每获得一块金牌,东风日产启辰轿车提供一辆进行秒杀,每位秒杀者自愿支付1元钱汇入基金会账户。最终,27000余人,27015元人民币,为吉林省伊春市的28名贫困白内障盲人施行了复明手术,助其重见光明。

在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爱心人士可以自主选择长期公益项目进行捐款,也有针对短期项目的乐捐。“51Give我要给予”在线捐赠平台无需支付任何费用。生长在网络上,以信任为基础,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大问题,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比他们想象的更大。2013年12月9日,基金会在国内发起首届“体验饥饿——牵手残疾儿童和残疾家庭子女”活动,短短一天内,支持人数达7580人次,累计在线捐款50多万元。

基金会的成长因此而提速,它不强求公益项目有多大,而是着意它的参与度,它不勉强少数人做很多,而是寄望于每个人力所能及,以润物无声、聚沙成塔的姿态,使公益围观者进而成为公益参与者。这被认为是基金会公益的未来核心。


2013年12月9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国内发起首届“体验饥饿——牵手残疾儿童和残疾家庭子女”活动,线上募捐线下义演有机互动,短短一天内,支持人数达7580人次,累计在线捐款50多万元。

透明是最基本的,更重要的是规范

很长一段时间,慈善在中国似乎是一枚暧昧的词。

在一个行政色彩浓厚的环境里,慈善被想象成一桩买卖,或是一场交易,或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中国的慈善事业好比鲁迅笔下那个密闭的黑屋子,资金的运作和管理近乎暗箱操作,若是有人提议开一扇窗,总是会被训斥说万万使不得。而郭美美、卢美美等事件引发的公众愤怒,足以掀开屋顶。

与一般慈善机构相比,人们对国字号基金会的道德期望值更高,眼光也更苛刻,甚至“吹毛求疵”。从国际惯例上讲,要求基金会的口袋是玻璃做的,所有的钱谁放进去,谁拿了,公众都能看到。几年前的这场风波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经受住了考验,逆势上扬,非常不容易。”基金会会长邓朴方感慨道。早在2001年,邓朴方便提出“二次创业”的要求,要把基金会建设成“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世界一流基金会”,这是目前基金会的主要战略发展规划之一。在透明管理方面,基金会走得更远,一直坚持着“阳光”发展。

在基金会官网上,捐赠人只要输入自己的名字,每一笔善款的来源和去向都可查到,并可查看项目执行进度,查询审计报告、捐赠途径等其他关键信息。对于普遍关注的善款使用方面,基金会依照年份及项目名称一一标出捐赠项目的数量及项目使用金额,并附上原始单据的扫描件。这个平台回答了三个问题:钱是怎么来的?钱是怎么花的?钱花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同时,我们还发现一直以来在工作中更重视募款,对于善款使用的监督做得还不够。”自2011年始,基金会就定期组织媒体及志愿者代表一起前往贫困地区,对项目的进展及现状进行回访,以加强对贫困地区资金捐助使用情况的监督,以便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杜绝贪污腐败的不法行为。

为了让每一分钱都在公众眼皮底下,2008年1月28日,《华夏时报》整版刊登“2006-2007年度捐赠者名单”,201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整版公告,印有2010年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的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名字;2012年5月8日,基金会赫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晒账单⋯⋯

中国慈善界的领袖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要比国外的领袖更为艰巨,因为这里面不简简单单是透明,透明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规范,最重要的是推动制度和法律。“虽然我们跟各地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大家都叫‘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何一家出了问题,我们都脱不了干系。”汤小泉理事长说,“因此,在2011年我们提出了管理指导意见,即《残疾疾人福利基金会行为规范》,要求大家都自律。”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爱心大使濮存昕曾说过,“一条公益广告就好比一盏灯,灯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公益广告如此,慈善机构更是如此。2008年,在民政部首次对基金会的评估考核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被评为5A级基金会,这是公募基金会的最高评级;2011年7月15日,在第六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工程•启明行动”被评为“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2012年再度获评5A级基金会;2013年荣获“年度信息披露情况抽样调查卓越组织——慈善透明榜样”称号,“阳光伴我行”项目被评为“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

最近,基金会习得香港政府对官员的要求,提出“要比白色还要白”的口号。它的实践表明,那些缩起脖子的旁观者,始终呆在原地没有动,而选择积极投身中国慈善事业转轨浪潮的团队,则在马不停蹄,一日千里,在这条大道上跑出了好远。


2013年9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参展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与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厦门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慈善公益机构分享“慈善经”

请进来,走出去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显得更加紧密、更加真实,慈善的国际化趋势也更加明显。世界一家的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中有着深刻的根基,他们追求“跨越国界的爱”,正如19世纪英国作家霍布豪斯所言:“从未划定过一条线,越过这条线,人类的责任就告终止。从未有过一个鸿沟,跨过这个鸿沟,人类受苦受难的呼声就听不见,屠杀和酷刑就不再可恶。”

14年前,在北京青年宫里,500名影迷参加了国际影星施瓦辛格电影周开播仪式。施瓦辛格将整个电影周的全部收入,全部捐给中国特奥事业。随后,他又与6名智障运动员一起在居庸关长城上点燃了特奥圣火。5年后,他又以美国加州州长的身份再度开启中国特奥慈善之旅。

在基金会的国际化合作道路上,施瓦辛格或许是众多施善者中最耀眼的一个。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朴实无华的身影,一个个脚踏实地的项目:听障人士免费配戴上了“丹麦瑞声达助听器”“瑞士峰力助听器”“美国AB人工耳蜗”,肢残人士得到了德国奥托博克公司免费提供的轮椅、假肢;宁夏、河南、新疆等18个省市区贫困地区残疾儿童得到美国“如新儿童蜜儿餐”的滋养;“(巴萨)西部助学计划”为西部省区的67所贫困特教学校购置了现代化教学设备;“NBA关怀行动聋人篮球训练营”让聋人中学生与姚明和休斯敦火箭队主力队员们过招、“三星爱之光行动”从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起步,延展至支援视觉、听觉、智力、肢体等全方位的残疾人⋯⋯

与此同时,基金会人盼望着从单纯的受益者、施行者到专业的项目设计者、操盘者之间的身份转换,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残疾人事业的全球背景中去。但是,贫富差距、社会环境与法律制度使得中国慈善事业远未到达西方那样把慈善作为事业干的程度,“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去甚远。”汤小泉表示,要解决8500万残疾人全部奔小康,光靠政府不行,还需要社会、企业特别是社会组织的支持,从而培育出可持续改进残疾人生存环境、生存质量的新体系,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可持续化。2008年之后,基金会进一步调整人员结构,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引进了一批年轻的专业化人才。

近年来,基金会以公益项目、重大活动为载体,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学习了解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沿革及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社会保险体制、社会服务手段及筹款方式等,累计各类培训40余次;开拓了与德国奥托博克健康康复集团“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高级培训项目”,在2009年至2011年组织来自中国残联和各省残联、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残疾人辅具中心的84名残疾人工作管理者赴德国进行每期22天的培训,学习欧洲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同时深入了解辅助器具工业的发展等内容。

另一个方向是打造“筹资资助型基金会”。搭建公众筹资平台,加强对草根NGO的培育, 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和为残疾人服务的水平,以提升整个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认识水平和参与程度。2012年11月,与清华大学及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共同发起了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推动公益项目的实践研究和应用推广。2013年3月,“集善瑞安培训项目”启动,这为人员培训费用严重不足的基金会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公益界不仅仅是一个献爱心的地方,更是一个极具专业化的地方,而专业化是对资源更高的需求。”

商界奉行这么一句话,企业转型不应在快死的时候,而应在它最洋洋得意的时候。基金会似乎深谙此理,在这不可复制的30年里,她将自己化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保守的体制日渐瓦解,以不可逆转的姿态与国际慈善界接轨。它旧,却有新的灵魂;新,却有旧的精髓。它的终极目的,不仅在于捐出了多少款物,更在于困难群体的切实受助,在于国民心灵的净化升华。正如比尔盖茨所言,慈善事业的进程往往是一个不断被增魅和褪魅的过程,人们不断地用自己的行为去涂抹和修饰它,也会不断误解它和理解它,但最终,所有人都会看到慈善事业最核心的价值和最本质的基因——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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