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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济华 我对残疾人事业的点滴回顾

2018年07月24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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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济华,1986年部队转业,先后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和中国残联工作。

1992年~1998年任中国残联宣文部主任、中国残联新闻发言人;

1998年~2002年任中国残联理事、宣文部主任、新闻发言人。

我1986年从部队转业,先后在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联工作,直到2003年退休。在我经历的残疾人事业过程中,有几件事、几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6年7月,我随邓朴方同志到云南慰问伤残战士,《人民日报》记者罗同松随同采访。记得在采访即将结束时,罗同松询问朴方:“可以问您纯属我个人的一个疑惑吗?”朴方点点头。“您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致残,十分令人惋惜,现在,您完全有理由,也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康复,做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譬如读书啊,上电脑啊,打桥牌什么的,可您为什么还要出来做这个很难很难、甚至一时还不被人理解的残疾人工作呢?”邓朴方用手略微挪动了一下早已失去知觉的双腿,然后缓缓地说:“过去多年来,残疾人的事情基本上淹没在茫茫人海中,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也没觉得怎样,现在我专门把残疾人问题提出来,政府有些人可能不理解;我把问题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由于目前的国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残疾人朋友对我也不一定满意。可如果不是我提出来,也总会有别人要提出来。我是个共产党员,应该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只能硬着头皮去碰啊。”这句话让我们在场的同志触动很大。在后来的残疾人工作中确实遇到很多困难,也有很多误解,但邓朴方始终高举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地为发展残疾人事业而努力。

随着人道主义思想逐渐被国人认识,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80年代涌现了一批自立自强的残疾人,张海迪就是其中一位。80年代初,张海迪的事迹轰动全国,她成了那个时代全国青年的楷模。在她的故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她残疾人的身份,看到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爽朗地笑、对生命充满乐观精神的女性形象。她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感染了社会上一大批人。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残疾人的活动和表彰,这些不仅仅是社会被残疾人群体感动,也激发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让人们认识到与残疾人同行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不仅使残疾人得益于社会,也让残疾人看到了自身的发展。

北京有个残疾人叫孙恂,她患有重症肌无力,当时她成立了一个叫“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的残疾人组织。当时社会上还把残疾人称为“残废人”,他们没叫“残废人”,而是叫了“病残人”。在我的记忆中,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是早期残疾人民间组织中比较完善的,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我随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她家去采访,看到屋子里有根绳子,从卧室接到卫生间,她说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就是拽着这根绳子才能到厕所去,这是我的一大发明。我们都很震惊。就是这样的孙大姐,组织起了病残青年俱乐部。当时俱乐部囊括了北京市许多优秀的残疾青年,后来这些人也成了残疾人组织的骨干。他们不仅写文章,刻蜡板出快报,互相激励,还讨论要为社会做哪些事情。这是我到残联工作后,第一次走近民间组织,让我感悟到生命的厚重。不只是北京,在那个年代,残疾人的情况有了初步好转,这样的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开始发展。比如大连成立了大连残疾人青年协会,也成为当时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残疾人组织,他们提出了“废字与我们无缘,强音是我们的主旋”的口号,一直用到现在。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残疾人组织都逐渐活跃起来,这些民间的呼声和当时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中国残联的成立,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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