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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失的生命线

2018年06月01日 来源:《三月风》

文_本刊记者 白 帆   图_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举国同哀。地震第二天,中国残联党组、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传达邓朴方主席的指示精神,并成立了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残联系统抗震救灾工作。

一场挽救生命的连线开始了。在中国残联的领导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由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组成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医疗分队,共6批35人次的医护工作者陆续从北京出发直奔地震灾区,开始了近三个月的紧急康复医疗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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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欢送医护人员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4人先遣医疗队:拧成一股绳的生命运输线

2008年5月15日上午,在北京西站即将登上火车的高磊,心中却一片迷茫,“去哪儿都不知道。说是先去康定,后来火车过不去,又说改到北川,再后来才到了成都。”5月12日之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急诊科大夫高磊迅速响应了中心组织的医护人员前往震区救援的报名工作,并荣幸被选中。作为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第二批急救医疗队中的一员,他的心早就飞到震区了。事实证明,高磊的担心是正确的。因地震,宝成铁路上的油罐车爆炸阻断交通,列车不得不改道绕行重庆,经过30多个小时的奔波,5月17日凌晨,列车在绕行了1000多公里、晚点10个小时之后终于抵达四川省成都市。

同高磊一起来的,还有急诊科的护士李娟和两名司机,一辆装满了心电图机、吸痰器、氧气瓶、外伤包、夹板等救治物资、药品及生活用品的救护车,也跟着他们从医院一起带上了火车、运到了成都。“我没经历过地震,成都的街上到处都是帐篷,里面住满了伤员。”李娟发现,这里的情况要比想象更坏、伤员更多,就连当地医院的采血管都消耗殆尽了。

他们接到的任务是现场救治和转运伤员。一名当地的医生迎上来握着高磊的手说:“太好了,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这下这批伤员有救了!”高磊说相比成都,广元、汶川、北川和绵阳的灾情比较严重,当地医院不是震塌了就是床位已经饱和了。他们负责把伤员运到成都后,再运送到其他地区的医院或是交通枢纽。没想到,第一天执行任务就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人不停车也不停,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外加两名司机,乘着救护车驰骋在省内的高速路上,“当时余震不断,一路上还要随时提防盆地地区最可怕的山体滑坡和坠石”,高磊说,“路边的落下的大石头能有半间房子大。”

车内,担架上躺着脊髓损伤的伤员,两边坐着骨折或脑外伤的伤员,满满当当一路从灾区赶往希望之地。高磊要时刻不停地关注着伤员的生理指标,“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会引起我的警觉,都要进行仔细分析。”

4个人拧成一股绳子,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往往刚放下盒饭,就乘上车消失在夜色中。他们到了交通枢纽就成了搬运工,“火车的窗户都被卸下来了,我们和部队官兵一起把伤员往上抬。飞机的座椅都被拆了,伤员用绑带固定住,被送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院。”李娟说,他们遭遇着没完没了的余震,每天生活在路上,就算回到驻地也只能望着墙上的裂缝和衣而睡,“我们放在屋里的矿泉水瓶子,每天回来都是倒的。”高磊笑着说,“每次晚上被震醒了就翻个身继续睡,实在是太累了。”

在灾区的28天里,他们每天凌晨三四点从驻地出发,共行驶了3400多公里,辗转成都、重庆、德阳、绵阳、江油、南充、广元等地,转送颅脑损伤、胸外伤、肢体骨折、脊柱脊髓损伤等各类伤员50人。其中最大的78岁,最小的年仅5岁。在转运过程中,伤员的病情无一发生恶化,全部安全地送达目的地。

十年中,李娟的爱人曾到过四川九寨沟,然后驱车取道都江堰再前往成都,“他将我曾经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一次”。高磊则在回忆录中写道:“天灾无情,血浓于水,再小的爱乘以13亿都能变成爱的海洋,再大的困难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中国残联首支国家康复医疗队:将康复团队的工作模式带到地方

密忠祥说,地震当天他和同事正在香港学习,他第一时间就申请回北京,准备参与抗震救灾。密忠祥时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心理康复方面的专家。当时,中国残联已经决定组成国家首批康复医疗队前往灾区,由副理事长程凯任总队长,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上海、辽宁、广东残联所属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共抽调50多名临床经验丰富、思想作风过硬、年富力强的康复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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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发生后,作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急诊科的医生,高磊果断报了名。
在28天的时间里,转送各类伤员50余人。(摄影_白 帆)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分队由骨科、脊柱脊髓外科、泌尿外科、内科、急诊科等20位医护人员组成,已经做好了赴震区的准备。队伍既有经验丰富的老专家、老教授,又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李建军亲自担任队长,密忠祥担任副队长。

5月13日下午3点,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紧急召开了抗震救灾动员大会,强调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性。20日晚上,密忠祥和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尤红火速赶到成都。“我们通过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和当地医疗单位进行接洽,为医疗队展开救援工作进行前期安排。”他们发现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伤员最多、病情最重,立即决定让医疗队直接进驻这里,“当时救助场面非常繁忙,医院4层楼里里外外都是伤员。”

5月22日清晨,携带着2吨69种救灾物资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分队乘飞机从北京出发。他们按不同专业方向将医疗队分为“脊柱脊髓康复专业组”“骨科假肢康复专业组”“神经康复专业组”“神经泌尿及其他康复专业组”和“心理干预组”5个康复医疗小组,作为中国现代康复医学最专业的医疗机构,他们采取的也是康复团队的标准工作模式。

专家们赶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看到熙熙攘攘的环境,第一个感受都是“太像战地医院了”。医疗队不敢耽搁,立刻按照团队康复学科的模式工作,开始着手查房、训练、护理等内容,密忠祥说,当时每天下午3点医疗队都要开评价会,全体医生要把每个伤员的情况都“过”一遍,并集中讨论对策。据另一位心理康复专家刘松怀回忆,到了成都的前两天,医疗队就诊治了300多名伤员,“我们的工作效果很好,比如软组织损伤的伤员,经过鼓励当场就可以下地,有些骨折的伤员,则经过几天的康复训练就可以坐上轮椅走出病房了。”

因为医护人员短缺,当时有一批伤员在结束手术之后,除了躺在病床上之外,得不到更多的康复护理,康复医疗队的出现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空白。伤员需要的不仅是外科手术的帮助,还有心理的支持,“地震会对每个人带来心理阴影,有的伤员表现出胆怯的心态。这时候支持和关心就非常重要了。”刘怀松每天跟着其他医生一起查房,觉得某个伤员心态有问题,就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伤员普遍表现出抑郁、对未来迷茫和自我认知价值过低。焦虑的也很常见,不停地恐惧、失眠、自我封闭、否认现实、出现行为依赖等等。”再加上当地余震不断,“经常伴随着一阵阵晃动,就听到楼内一阵阵啸声从身边呼啸而过。”余震频繁到医疗队的成员到最后“已经分不清是余震还是幻觉了”。

当省人民医院得知康复医疗队中有心理专家时,主动请求包括刘怀松在内的专家,为当地医护人员举办了心理疏导讲座,“我们没想到还要做这项工作。5月27日那天,报告厅坐满了人”,刘怀松发现,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一点不少,“他们将近两周没休息了,因为不能回家,看不到家人让他们压力非常大,有的人快要哭出来了。”

5月25日,医疗队的康复专家在队长李建军的带领下,专门为正在省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住院的截肢伤员郭婷婷进行了现场康复评价,当时只有14岁的郭婷婷是都江堰聚源中学初二的学生,在学校坍塌的4层楼废墟中,和同学手牵手唱起《团结就是力量》,被全国人民称为“唱歌女孩”。震后,郭婷婷的左小腿被截肢,温家宝总理还来到医院看望过她。

戴上临时性假肢的郭婷婷,在医疗队医生的帮助下从床上站了起来,并迈出了地震伤残后的第一步!她兴奋地在病房里走了好几个来回,她的站立与行走可以减少各种并发症,促进功能恢复和全面康复。

郭婷婷也是地震受伤截肢后数千名伤员中第一个站起来的。震后一直躺在病床上的她,一度存在比较严重的心理创伤应激反应,“她个人很努力地配合治疗,心态非常阳光。要活下去,不是仅仅有个假肢就可以了,当时需要这样一个榜样,我们就是要让全国人民看到,这就是康复对伤员的意义!”密忠祥说。

任务还在继续。依靠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从“集善嘉年华”活动募集款中拨付100余万元,震区部分儿童得以来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无负担的治疗,“芭蕾女孩”李月、“北川夹缝男孩”廖波和黄思雨等人被接到北京,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又经过7个多月正规、科学、系统、全面的康复治疗和训练,终于穿戴上他们适合的正式假肢,重新迈开双腿,重返校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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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5日,医疗队的康复专家在队长李建军(左)的带领下,
为正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的截肢伤员郭婷婷送来了临时性假肢,
她也成为震后全国第一个站起来的伤员。

康复医学界“里程碑式的贡献”

作为康复医学领域的专家们,都清楚康复着手得越早,伤员康复得越快。“当时伤员早期的病患处理已经结束了,可惜大部分在第一时间没有按照康复医学的规范去处理。”密忠祥提到一点,“比如装假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伤员的残肢没有按照装配假肢理想残端进行处理,有的不得不把患者接到北京再做一遍手术。”

类似情况并不罕见,临床大夫侧重救命,对康复认识不足、不具备康复的理念,“很多伤员手术之后就躺在那,我们去了就鼓励他们翻身,或有条件地坐轮椅,直接推到户外来改善伤员心理状态。有局部骨折的伤员,我们连夜从北京抽调假肢专家赶到医院,为患者制作石膏矫形器,伤员戴上就能下床了。”

当时,省人民医院有自己的康复科,但偏重理疗方向,不具备现代康复医学的软硬件条件。密忠祥说,“有些问题处理不了才想起康复的手段,造成我们的治疗都在做补救工作,如果第一时间将康复纳入到临床中,患者的遗憾就会减少很多。”于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当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了《地震伤残的康复与护理》一书,配合相关使用手册,供给医护人员和患者学习。

“可以说成立这支康复医疗分队既锻炼了队伍,又建立起了医疗应急反应机制,为包括雅安地震、鲁甸地震、玉树地震和天津港大爆炸等事件发生后,迅速展开康复救助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总结时,密忠祥提到了这两点。

在灾区期间,医疗分队的专家们根据实际情况,还提出了在当地建设康复中心的建议,让康复理念直接落地。“在这边建康复医院,一是就近原则,能直接帮助患者;二是为缺乏康复资源的西部地区建设平台;三是进一步培养康复医学人才。”密忠祥说,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全程参与了立项设计、后期论证、人才培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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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下,多名地震伤员来到北京的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进行进一步的康复治疗,并在那里度过了2009年的春节。

在经过中央军委决策、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的援建下,2010年6月,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它也成为西部地区最具现代化的大型综合康复医疗机构之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继续协助人员培训、科室组建和设施配备,甚至派出骨干力量参与管理。在雅安地震之后,八一康复中心的各项应急机制即刻启动,做好了迎接地震伤员的种种准备。

回顾汶川地震的意义,不在于回看那些点燃痛苦的视频与照片,也不是让亲历者重复记忆深处的漩涡。和战争间接促进科技发展一样,地震也为人类医学的跃进提供了独特的土壤。那些在痛苦上痛定思痛的康复专家,为我国康复理念的普及与康复事业的发展埋下了新的火种。

例如,中国残联在地震之后,迅速在四川乃至全国展开了地震伤员的康复工作方案,下发了涉及辅具配套、技术标准救治流程、成立专家队伍等6份文件,并要求全国20个省的医疗队深入地震伤员医院,做好医疗与康复工作的衔接。进而重视地震伤员康复的可持续性,建立起伤员康复治疗的长效机制。灾后重建也进一步加快完善残疾人辅具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举一反三地为残疾人康复事业弥补了空白。

对于包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分队在内的国家康复医疗队,任何称赞都不如带给残疾人实际的帮助令人欣慰。邓朴方曾赞颂这个集体:感谢大家的献身精神和高效精湛的技术服务,你们不但直接为减少残疾、减轻残疾程度和早期康复、减轻伤员痛苦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康复医学的应用与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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