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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雨 我的十年

2018年06月01日 来源:《三月风》

口述_黄思雨

文_摄影 本刊记者 王雨萌

断腿自救女孩,这样的标签在2008年的那个特殊时段给了我固定的人设:勇敢坚强、理智冷静的小学生。12岁的我自然意识不到命运的悄然改变。我的经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的吧,我觉得挺自豪的。

我当时读的映秀小学在地震中失去了近一半的学生和老师,我是真的从他们身上爬出来的。我们班活了11个人,还是两个班活了11个人,我已经记不清了。今年清明节时,我和曾经的初中同学提前约好去公墓看一看,毕竟那里有我的同学、老师,还有我的一条腿。

关爱填补了左腿

5月14日,第一架直升机在下着雨的映秀艰难降落。当时拉了很多人上去,我被被子盖得太好,脸上只有一点点血,没人注意到我,直升机要走的时候,风特别大,把被子掀开了,看到我没有腿,才送我上了飞机。那架直升机上,我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挤着人,颠簸的飞机和晃动的伤员,牵扯着伤口,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清楚地记得我还大喊了一句“还有多久啊!”

当时,我的妈妈在家里听着广播里映秀小学伤亡惨重的消息,精神崩溃地要去跳崖,外婆拦住了她,“万一你的两个女儿都活着,你得先出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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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雨:1996年出生,现在是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大二的一名学生。2008年,就读于汶川县映秀小学的思雨在地震中失去了左小腿。2008年7月,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帮助下,她来到北京博爱医院接受治疗,并成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嘉年华”慈善项目的首批受助人——免费安装更换假肢。十年,思雨一如既往地乐观坚强,始终是“断腿自救”故事女主角该有的模样。

我在医院里被记录成了孤儿,手术前的生死合同都是自己签的,实在无法写字了,就按手印。我压根儿不知道那个手印下去,意味着什么,只是在清醒的时候,完成要干的事,从来没想过也许不能活。

我现在每年都需要换假肢,生长发育阶段,更是一年两次。但在2008年受伤初期,假肢的费用,是我们家完全无法承受的。庞大的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原本承诺援助的企业的预计,他们婉言建议我爸妈申请其他援助。两个多月的日子基本都处于很绝望的状态。直到辗转到北京博爱医院接受治疗,我成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嘉年华”慈善项目的首批受助人,并免费给我安装更换假肢,直到长大成人。

我和几个被送到北京治疗的孩子一起度过了震后的第一个春节,赶在9月份开学的日子,回到了都江堰。当时我的故事在满布阴霾的中国成了典范,各种方式的关爱涌了进来。这其中,包括在北京读书的机会。地震前的映秀小学距离我家有10公里,是镇与村的关系。对我来说,能到都江堰市区读书已经很好了。北京是好,但一出门就是陌生人,医院里每天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关心,但他们不可能天天围着我转。归根结底,我就是不想跟爸妈分开而已。

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援建的残健融合的无障碍学校“都江堰友爱学校”在地震后落成于都江堰市区,由小学部和初中部构成。这里汇集了来自四川各地的因地震致残的学生。我很开心能去到市区读书了。在友爱学校,完备的设施和来自校内外最真切及时的关心慰问冲淡了我心中的阴影。他们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我们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只要有问题,立马解决。来自香港的“站起来” 公益组织更是直接在友爱学校设置了扶助点,帮助我们这些佩戴假肢的学生并资助至今。

高中三年,是我最焦虑也最不愿意回想的阶段。友爱学校里有100多个和我身体情况一样的,现在的高中只有我比较特别,上楼也不方便,还会有人议论。那段时间,我的腿也常出问题,往家里不停地打电话,爸妈不放心只能来陪读。远离了友爱学校式的舒适区,青春期和高考压力让我着实煎熬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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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雨的假肢更换频率已经基本固定为一年一次,长期负责思雨假肢更换和矫正的假肢矫形师邹有策早就成了她的大哥哥,每一次见面,寒暄和玩笑总会打破医院固有的严肃氛围。

少女本色

大学专业的选择缘于我从干妈那了解到的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前景,干妈是地震后一直在医院照顾我的志愿者,直到现在,我们依然保持着很亲密的联系。因为我想学医美,就偷偷把爸妈要我报的学校挪到了第三个,自己想读的放在了第一,最后,只收到了这个学校的通知书。

大学生活比预期进展得顺利很多,曾经在友爱学校读书时认识的好朋友也报考了这里,她没了右腿,我俩当时就特别好,一双拖鞋,一人一只。舍友们听说宿舍有两个残疾人,都不太愿意进来,她们怕我们“玻璃心”,怕说错话。残疾成了我和其他室友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直到一次寝室卧谈。“什么时候谈恋爱呀,”好朋友问我,我当时就说“不敢谈,如果我爸知道了,会把我另一条腿也打断的”。室友听到我这么说吃了一惊,才知道原来我是这么聊天的。“嘿,瘸子”“就是啦,怎么滴吧。”后来他们就常跟我开玩笑了,我也不介意。

到了快换假肢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在没课的时候去医院,需要好几次,做各种测量、准备。打车、坐地铁、步行,从学校到医院的路接近一个小时。

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邹医生负责我的假肢检查、更换,他早就成了我的大哥哥。邹医生每次替我拆假肢的时候,总说我胖了,老要拿出在残端做的模型比划比划,我最不愿意听到这些话了,女生嘛。

曾经我们一起在北京治疗的小伙伴都长大成年了,偶尔也会聚聚,时常在群里聊天,像亲人一样。聚会时我们没有人再提起那场灾难,不是刻意回避,只是都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没有必要。

2018年,十年了,最近常常会接到媒体的电话,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关注和关心。其实,这十年,一直都未曾间断。某电视台要拍一个科普类的节目,类似于经历了大的灾难性事件后,对人心理的影响。编导硬塞给了我一根黑色的笔,“开拍的时候,你就用黑色笔画。”我当时就照做了,节目播出时,解说词吓了我一跳,“她仍没有走出那场灾难,别的小孩都选择了彩笔,只有她用了黑的颜色”。这并不是最莫名其妙的一次,还有一位要出书的阿姨直接杀到了我的学校,之前没有和我有任何联系,硬是通过学校去到我宿舍拍,我的室友们都拉起了帘子。我不想让身边的人觉得我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一直在做的努力。

如果没有那场地震,我已经在老家结婚了吧,可能是隔壁村的。在灾难面前,逝去和得到,都更直接地关于人,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情义。和那场地震有关的一切,我现在可以轻描淡写地告诉你们了,因为那场灾难结识的人却彻底地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

2018年,我22岁了,正在以一种理想的方式迈入人生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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