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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者的路途:从收容院到社区

2014年11月26日 来源:《三月风》

世界通行的驱魔风潮

文_本刊记者   曲 辉

       既然找出了“病因”,那么对于神鬼,则无外乎祈祷或驱赶。后者自法国一件约两万年前的岩雕图案上已能瞧出端倪:一名巫师戴着一副巨大的鹿角面具作法,意图吓走病人体内的魔鬼。

      考古还发现许多古代头骨上钻有不止一个圆洞,这种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接受者存活率堪忧的“环钻术”曾在亚欧广泛流传,被认为可以打通一条头脑与外界的通道,好把邪灵沿路赶跑。

      更多精神病人被施以这样的“治疗”:十字架临头,象征性吹气,噪音干扰,喝有“魔法”的液体。后来渐渐升级,最常用的方式是迫使精神病人坐在椅子上,把他的头扳向在旁边燃烧着的硫黄进行熏蒸,并灌下混有复杂成分的葡萄酒。至于挨饿、被浸水笼、被鞭笞都成了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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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娱疗区,病人可以在遵医嘱的条件下进行音乐治疗,护士会按照医嘱
和病人意愿选择适合他们的音乐。

      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驱魔”更极端化与运动化,甚至波及遥远的新大陆。1692年,在当时的英属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一些女孩因为食用了有毒食物而出现精神病症状,被当作“巫婆”批量搜捕,进而揭发连坐,最后约有20人被处死。捕杀巫婆的风潮在欧洲15世纪至17世纪盛极一时,据估计约有十万人因此被处死,而许多精神病人被牵连其中。

      这些悲惨遭遇甚至连大人物也不能完全逃脱。英王乔治三世精神崩溃后,历史学家约翰·克拉克这样描述他的遭遇:“治疗主要是训斥、威吓、穿拘束衣。假如国王拒不吃饭或吵闹不休,就把他的两腿绑在床上,再用一个箍带沿着周身捆扎起来。后来,又用一种特殊的铁椅子限制他的行动⋯⋯要把一种斑蝥和芥末敷料涂遍国王全身,这样,引起的水泡苦痛难熬,就会把国王身上的‘坏体液’吸引出来。”

 

“愚人船”与早期疯人院

      相对人道一点的处理方式,则是将作为异类的精神病患者们驱逐出日常生活的视野。这里不能不提及因福柯反复引用而闻名的古典意象“愚人船”——它的直接来源是德国诗人布兰特的同名长诗,描写了一条载满疯人的船只驶往“疯人岛”的离奇故事。

      而在历史上确有事实与之相映:一些档案材料表明,15世纪德国一些地方的确把精神病人驱逐出境,有些甚至租来一艘船,把他们交给海员处理了事,详细的地点和数字历历在目。如果再被抓住,精神病人就要遭受更严重的鞭笞等体罚。

      另一种“清洁市容”的方式,恐怕就是设立疯人院。在精神病医学尚未发展的时段,这样的场所更多的功能是强制收容。

      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疯人院莫过于伦敦的贝特莱姆。17世纪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贝特莱姆:“任何人能在这里康复都是奇怪的。这里尖叫声、咆哮声、撞击声、诅咒声、抱怨声、嘲笑声响成一片,骇人听闻。这里不是帮助没有理智的人或失去理智的人康复和重新神志清醒。相反,足以让一个有理智的人失去理智。”

      当时的英格兰除了七所公立机构外,还有众多的私立疯人院,后者的条件自然更差。连贝特莱姆的一位医师谈论起私立疯人院的景象时都感到痛苦:在那里,他看到妇女们被院方生生地凿碎上下颌的门齿,以便强行灌食。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则创建了两所分收男女的大型收容院,以无限期地装下妨碍他统治洁癖的精神病人、流浪者和罪犯。这个臭名昭著的时期在法国历史上又被称为“大禁闭时期”。

      他的疯人院系统不啻一座监狱。这是一个不受法院与警察管束的地方。在男收容院,患者的全部家具只有草垫,“躺下时,头、脚和身子都贴着墙。石缝里滴出的水浸透全身”;在女收容院,小囚室变成了大批老鼠的避难所,入夜就袭击能咬到的任何人。

      另外,疯人院开放游览并收费的传统也是从这里发扬光大的:天气好时,每天可以多至两千人前来参观这座“动物园”,有专门的导游带领他们观看精神病患者的舞蹈和杂技。

 

精神病学发轫与道德治疗运动

      1563年,德国医生威尔发表了一篇论文,开始为这些无辜的精神病人谋求科学解释。去神秘化、去邪恶化的认识在缓慢的普及中。第一位主张隔离治疗的医师威廉·巴蒂认为,“疯病像其他许多疾病一样是可以对付得了的⋯⋯如此不幸而古怪的人们不应遭到遗弃,更何况是被当作社会的犯人或恶人那样关进可憎的监狱”。正是从巴蒂那里,精神病学得以萌芽。

      18世纪后期,巴黎一家大医院的院长普辛发起了“不治疗”病房运动——他制止员工殴打病人,还把戴了数年枷锁的病人解放出来,允许他们可以到底楼呼吸新鲜空气。在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宽容和自由之后,很多人反而更加服从管教了。

      英国人威廉·突克原本只是一名茶叶商和虔诚教徒。1796年,他把一群精神病人带到了乡下的一处田园,并命名之为“约克居所”,在那里人们聊天、祈祷、工作和休息,并不时田间漫步。

      法国大革命中,年轻医生皮内尔接管了路易十四留下的男收容院。他认为精神病人也是普通人,只是因为健康问题失去了理智。1793年,他冒着被罗伯斯庇尔政府砍头的危险,解开了一部分精神病患者的锁链,废除了放血和烫水泡等错误疗法。他关于收容院可具治疗功能的论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他退休后,其学生爱斯基罗尔提出了保护精神疾病患者权利和“精神疾病患者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论,在法国各地兴建了10所精神病院,用以推广皮内尔和普辛的“道德治疗”方法,该疗法认为精神病人只是出了问题的普通人,而宽松舒适的空间和有意义的工作可以恢复他们的“道德感”。这一运动在18世纪与19世纪得到了欧美精神病学界的广泛响应。

      有记录显示,在19世纪前半叶,欧洲和美国提供道德治疗的精神病院,有七成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改善。但随着病人数量递增,人力与物力配备逐渐不堪重负,随着医学模式的兴起,政府主导的精神病院系统渐渐出现了。

 

生物精神病学与退化理论

      精神病学开始呈现出各有偏重的两派——一派强调神经科学,他们的关键词是化学、解剖、手术和药物;另一派强调心理社会层面,把社会原因与个人压力作为分析切入口。

      医生基亚鲁吉认定神经系统无疑是精神疾病的根源。他对自己的许多患者尸体进行了解剖,从中发现了大脑的某些异常。美国的“精神病学之父”本杰明·拉什坚信“疯病的原因位于大脑血管”。赖尔则炮制出了一整套包括热敷、敲击、热熨和芥子膏涂抹等手段在内的身体疗法。

      精神卫生领域逐渐成了一份试验田。医学界形成共识,主张采用药物、脑刺激和外科手术等方式干预大脑。19世纪中叶时,医生们开始扎堆前往精神病院,为自己的理论寻找试验机会,其中不乏奇葩——比如一种叫“转椅”的装置,发明者希望把患者绑在上面高速旋转,借助离心力和惊恐感就能“重置”大脑。

      在19世纪,精神疾病发病率显著上升,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原因就是被称为“世纪之病”的神经性梅毒,几乎泛滥到惊人的地步。比如有一位著名的法兰克福教授在演讲中就突然发病暂停,讲起了市井八卦,而此前一天他还一口气买了10台汽车和100块手表。

      同时,这也是个“豪饮的黄金时代”,酒精中毒和梅毒共同导致了19世纪收容院人数的暴涨。有人形容一幢距离曼哈顿不远处的收容院像一个巨大的“蜂箱”,机械性拘束重新开始大行其道。

      而“退化”这一概念,则极为强调精神疾病的遗传因素。1857年,法国精神病学家莫雷尔将该理论引到了灾难性的道路上。他宣称这些邪恶的特性能够进入人的精液中,经由遗传在每一代中恶化。而陷入屈辱与愤怒之中的一战后德国,正好对精神病人、犹太人在内的“异类”感到了十足的“退化”威胁,将其纳入了纳粹的意识形态。

      1933年,德国通过法律允许强制人工结扎精神病人,到1939年,德国有近40万“退化”者被纳粹政权阉割。1941年,在德国的哈达玛精神病医院里,精神病医生与护士举行了一项庆祝仪式,庆祝毒杀与火葬第一万名精神病人,而这里只是纳粹的四个处置精神病人的机构之一。

      二战之后的文件揭秘,共有七万多位精神病人被处死。纳粹认为处死他们不是杀戮,而是有益的行为。文件还煞有其事地计算了病人死亡所节省下的物质:面包4781339.72公斤、人造奶油174719.23公斤、马铃薯19754325.27公斤等。在这场大屠杀中,德国精神病学界完全站在了纳粹一边,对悲剧负有沉重的责任。

 

反精神病学运动与去机构化

      退化理论的实施是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的一个极端。事实上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精神病患者主要被集中收容在医院中,被提供整套照顾、教育、训练措施,完全与社会隔离的“机构化”模式都被认为是经典的精神病治疗模式。

      直到20世纪50年代,精神病院的各种严重疏忽和虐待案例屡被公众曝光,“机构化”治疗模式才开始面对质疑——它缺乏自由与尊严、侵犯隐私、同社会相脱节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极易被利用以迫害个体。

      20世纪70年代,肯·凯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及其同名电影,无情揭露了医疗机构化下压制人性和束缚自由的精神病治疗,加剧了公众对精神病学的不信任感。

      1979年末,中国曾出版过一本叫作《谁是疯子?》的内参小册子,作者是来自苏联的若列斯兄弟,作者因为政治倾向被送入过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拘禁。很多人开始怀疑精神病学,指责精神病学在科学名义下的滥用,并对精神病学的理论假设和治疗手段在根本上进行质疑与批评。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成千上万的病人被迫接受了前额脑叶切除术——由葡萄牙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发明,内容是将工具插入大脑前叶,反手旋转后以破坏特定部位的大脑组织。术后患者攻击行为明显减少,但基本人格改变,往往成为植物人或者死亡。直至20世纪50年代,镇静药物吩噻嗪的引入,才使得这种手术被逐渐废除。但莫尼兹当年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全美第一名接受这一手术的患者名为罗丝玛丽·肯尼迪,患有智能发育障碍,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1941年,家人因惧怕23岁的罗丝玛丽在偷跑出去玩耍时遭强奸怀孕,与院方联系对其实施了该手术。手术之后,她智力大幅下降,无法与常人进行交流,只能被送进特殊机构进行照顾,直至离世。

      而罗丝玛丽·肯尼迪的哥哥,即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当选后,痛感亲人的悲剧,开始着手修订针对精神病患的国家政策,以致力于精神病患者能够融入社会。1961年,肯尼迪颁布法案,授权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主导全国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 希望能提供现代精神医疗,使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区中得到治疗和康复生活。

      反精神病学运动与同性恋权益运动、女性主义、环保运动等社会运动彼此呼应,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运动。英国精神病学家莱因、库珀,美国精神病学家萨斯,法国哲学家福柯等知识分子在其中功不可没。其中福柯的表述最为著名,“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此后,反精神病学运动演变成了精神健康行业中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还促成了很多重大的国际精神健康改革,例如,联合国大会采用了保护精神病患者和精神健康护理原则;联合国秘书长每年在大会上报告人权进展必须包括与精神病患者有关的内容。

      吩噻嗪类药物的引入,使得重症精神病人似乎不需住院即可镇静。住院治疗本身也是一份沉重的财政负担。1963年,肯尼迪政府决定, 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转移至社区,大量拨款,推动“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法案”。这便是美国“去机构化”运动的开始。

      而在此前的1960年, 法国政府将巴黎的精神病人按地理位置分区划给各病院管理,进行“分区化”试验。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纷纷跟进。许多住院已经几十年的病人也离开医院,1990年的一份数字显示,住院病人数量仅为1955年的一小部分。

      尽管许多病人不在医院中治疗,但仍需要照顾。美国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为在家精神病人服务的精神卫生机构。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提供各种服务,其中之一即是心理咨询,一些中心也提供24小时急救。另外住院病人可采取白天住院(早九点到晚五点)与晚上住院(白天可工作)的方式。同时政府为那些不需要住院但又需要调整的病人居住,在那里,人们可以共同生活,一起探讨回归社会的技巧。

 

预防运动与“三合一”模式

      但也有一些病人遇到了“旋转门障碍”——因为医院之外的服务覆盖面有限,他们面临着一出院就又住院的问题。事实上,将精神病人大量从医院移到社区,在美国很多地方被称为“倾倒”。全美的百万流浪者中,约有四分之一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而一半有过药物滥用史。社区服务人员和空间的缺乏,使得落实到长期病人头上的福利常常只有简单的检查和镇静剂的发放。更糟糕的是许多人没有地方住,从一个小区流浪到另一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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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被称为现代精神病医学之父的法国人菲利浦·皮内尔在巴黎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要求移除精
神病人身上的镣铐。该画作由法国画家托尼·罗伯特·弗勒里绘于1795年。

      BBC一部讲英国精神病院历史的纪录片中讲到,20世纪90年代有一股关闭精神病院的潮流,有个镜头是病人们在七手八脚地收拾行李,有个患者提着个比门宽的箱子,怎么也出不了门,只好扔在地上,等工作人员帮他提出去。这时旁白不无讽刺地注解道:“自由是项政府的政策。”

      1991年,作家斯维多斯描写了他家境不错的兄弟如何得了精神分裂症后流浪街头的过程:大学因病退学住院,而结束了长期的住院治疗后,他的自杀冲动越来越强烈,在一次地铁自杀中右手右脚粉碎性骨折。之后他独自住在纽约的贫民区,拒绝家人和朋友的帮助,甚至当别人来看他时拒绝开门。当被发现死在陋所之中时,他才46岁。

      1963年,美国国会的《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法案》提高了一级预防的地位,但事实上,强调营造社会大环境的二级预防更应该值得重视。前者认为精神疾病是纯粹的个人缺陷所致,后者则更关注病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成长与发展。

      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了生物医学技术的不断革新,疾病变成了一大堆数据的集合。遗憾的是,这种纯生物医学模式没有给疾病的社会心理方面留下太多的余地。作为疾病的载体──人的本身被忽视了。为此,有识之士提出了医学模式应该向“生物—心理—社会”三合一的模式转变。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精神病学除精神疾病之外,也应关注更宽泛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有人更提出“精神病学”也许替换为“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或“精神医学”更为恰当,以使其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与深远。

      正如精神病学与哲学泰斗雅斯贝斯说的,研究极端是理解常态的钥匙。所以,从研究与探索精神病人的医疗与服务模式起步,从关怀特殊个体的处境开始,寄望于更人性化的体察与悲悯,也将是这一科学能最终利益大众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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