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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供应链的黑白灰

2015年07月30日 来源:《三月风》

摘要:依靠共享与分配系统、协调机构以及有移植资质的定点医院,中国的器官捐赠体系初步建立了起来,但并非所有的器官移植都在体系之中。无论地上地下的器官渠道,都印证了器官的巨大刚需,以及完善正规捐献体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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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昆明80后青年武警战士李杰脑死亡捐献人体器官,这些信息随即被
上传至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接受公平的自动分配。(图 CFP)

文 _本刊记者 曲 辉

2015年1月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的一个节点。

2014年的最后一天,名人洪晃正好撰文一篇,对坊间关于其母章含之昔日换肾的传言做出公开回应。她称自己不久前在开车参加一个活动的途中,有位记者打来求证电话,问当年是否使用了1995年被控奸杀女性而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的器官。而聂案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相类似,是近年来为司法界与坊间高度关注的疑似冤案之一。

洪晃称自己当时“浑身顿时木了”,“所有人像当年除四害、打麻雀一样冲到我的微博上,敲锣打鼓地高喊:‘肾哪?’

死囚供体之惑

洪晃澄清道,“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妈妈换肾所采用的器官与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无关”,她提出的证据之一,是其母两次换肾分别在1996年和2003年,而聂被执行死刑是在1995年,时间上就对不上。

然后她谨慎补充道,“两个医院都没有透露肾源”,“我们为什么不参与、不打听,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想知道,可能很恐怖⋯⋯我不能肯定她的肾移植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无关。我们都得了选择性道德麻木症。”

接受过器官移植的名人不少。曾在大银幕红极一时的喜剧演员傅彪患肝癌,八个月内就在武警医院换了两次肝。按《金陵晚报》的报道,2004年他第一次手术用的肝脏花了30万,来自山东一名20多岁的年轻死囚。

国家地理频道曾做过一个名为《器官交易内幕》的纪录片,片中一位套上了纸壳面具的中国医生,陈述自己曾在刑场边待命的情形:“他们(死刑犯)被打枪之后就都倒在地上,我们顾不了那些,运到车上以后,在后背肾脏的部位倒上消毒用碘消毒后,切开并取出肾脏⋯⋯我认为取走器官这件事,肯定没有通知他们。”

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回忆自己1994年唯一一次参与死囚器官的移植手术时,目睹了“供体组”的摘取过程。他没有对场景进行描述,但声称自己自那次起,决定“再也不涉足供体的事情”。当时与黄洁夫同在手术室协作的一位同事总结自己感受是:“没有医生的尊严。”

在法规中,“死囚自愿捐献器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据可依,验配和执行也需经过必要的程序。1984年发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写道,除了死刑犯及其家属自愿捐献,无人收敛或者家属拒绝收敛的,负责执行的法院亦可自行决定利用其器官。

现实中,媒体关于死刑犯自愿捐献的报道也不少,一些死刑犯因捐献未果而留下最后“遗憾”。但有资深人士也坦承,不排除有死刑犯器官被“巧取”、“强取”的个案。

人民网曾报道,2000年5月,江西农民付信荣因故意杀人罪被枪决,刑场被临时更改,现场有6部小车停在那里等候。行刑后尸体迅速被拉走,偷偷拉往南昌某医院提取肾脏移植,而在此前罪犯本人及亲属均没有委托过捐献事宜。得知尸体被变卖后付家遭受极大打击,付父自杀,付的姐姐聘请了律师,将涉事法院告上了法庭。

据《兰州晨报》报道,2003年4月,甘肃的杨自荣因故意杀人罪被处决后器官被移植,家属收尸的要求遭到拒绝,看守所拿不出任何书面材料,声称杨自荣“口头提出了(器官捐赠)申请”。后当地法院对此事作出判决,看守所竟只向家属赔偿2000元了事。

这些个案的发酵,引起了民间以及国际对中国器官捐献的普遍恐慌。今年1月底,贵州少年黄淼世在酒吧外被人捅伤致死,家人得知消息后在附近一处山坡上看到了尸体,发现头部和腹部都有解剖痕迹,因此怀疑死者器官被警方摘除。此事在网络掀起了轩然大波,最终才发现是当地警方因无专门尸检设施,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尸体运至山坡解剖,二次尸检证实器官并无丢失。

而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共同撰文,号召整个医学界抵制来自中国的相关研究成果,“除非他证明器官来源并非死刑犯。这诚然十分困难,但国际医学界必须团结起来改变现状:从死刑犯获取器官的野蛮实践。”

2005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在现场,他不得不直面其他国家的追问,“你们的器官哪儿来的?”

“如果不承认用死囚,你一年9000个器官移植,器官哪儿来的?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掩耳盗铃。”他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只要有公民的自愿捐献体系,医生是绝不会采用(死囚器官)的。”

在高层支持下,器官移植体系本身的“手术”也进入了快车道。2007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颁布,规定了器官捐献的“自愿”、“无偿”,以及捐献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原则。

而中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了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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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刘杰导演电影《透析》剧照,展现了刑场准备死刑后摘取器官的场景。
这种场景如今已成为历史。

捐献纳入系统

1995年11月2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多个部委机构与专家、病患都有代表出席。但十几年下来,基金会的工作几无进展,到2012年甚至被民政部认定为不合格基金会。原来800万的注册基金,账面上只剩了1000元。

2013年下半年,该基金会重新启动。当年9月,卫计委出台一份新规定,强制要求使用捐献的器官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每当有供体器官出现,捐献者信息被录入进网络,系统就会根据自己的算法,判断谁最有资格获得这份生命的礼物。

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医生霍枫在2013年1月的一天突然收到短信通知:来自广州一名十七岁男孩因溺水去世。亲属同意后,信息上传至系统,经计算后,列出了五名可以接受器官移植的对象,而霍枫的一名患者正在其中,且排位靠前。

只用了三四分钟确认情况,霍枫在电脑上点击了接收,他随即得到一份该器官艾滋检测报告,显示这是一个健康的肝脏。霍枫再次按下确认,至此其他4位等待患者的请求自动被拒绝。一颗肝脏确定新的归宿,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外界以为是信息系统在分配器官,实际上是国家政策在分配器官,分配系统只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说。

系统的“核心政策”包括一系列筛选规定和优先原则。比如为缩短器官获取后的冷缺血时间,确保器官质量,区域优先始终是第一原则。

其次是病人的危重程度。系统会对病人的一系列病情数据进行分析,程度越厉害,意味着他的优先度越高。而这样的分析,每隔七天便会更新一次,也就是说,这是一条流动的队列。

当然起作用的也还有别的参数。如2013年8月,上海一名姓黄的老人与需要肾移植的儿子血型不合,离世后器官捐给了符合条件的另外三名病人,从而成了上海首例器官捐献者。因为父亲捐献器官的义举,等待肾源两年之久的小黄得到了加分,排在了等待队列的前面,在9月份获得了另一名捐献者的肾脏移植。

系统的每一次分配都将被永久地保留在数据库中,如果察觉到出现异常修改,系统会立刻自动报警。此外卫计委拥有监督账户,可随时登录系统查看。有时卫计委还会进行“突袭检查”——到医院调取原始病历,与系统数据作比,作假者会被取消移植资质。

2014年的3月,OPO联盟(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成立,它负责对接捐献者及其亲属与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监督,与家属签订合法文件,以保证整个过程的完整与透明。

2010年自愿捐献试点时,全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仅有50人,随后队伍逐渐壮大,目前规模已达1154人。这个职业往往要在日常情景中或捐献者家属最为悲痛的时刻与他们讨论“身后事”,肩负重要责任与较大压力。

深圳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几年前在深圳车管所做器官捐献宣传,把大展板铺开,号召领驾照的人们填写捐献申请,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我还没领驾照,你就咒我撞死?晦气不晦气!”2014年,在某基层医院的动员会上,一位医生气愤地表示:“现在医患矛盾这么尖锐,人救不活,家属不找事就不错了,你还要我劝他们捐献器官,信不信家属分分钟就能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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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们被“圈养”在黑中介租来的简陋宿舍里,由专人24小时看守,
体检初筛后,每周日有人上门来抽血配型,配型一旦成功,“供体”便被
定下了手术时间。(来源:腾讯新闻 山姆哥)

收紧的“旅游移植”

依靠计算机系统、协调员与有移植资质的定点医院,中国的器官捐赠体系初步建立了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器官移植都在体系之中。各国关于脏器移植的不同状况和经济差距,让跨国脏器移植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52岁的艾瑞克·里昂是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包工头,医生诊断他患有末期肝癌和C型肝炎,最多还有9个月生命。但在美国的移植捐赠系统中,他的排位十分靠后,这意味着很可能等不到合适的肝脏便会死亡。

但在网络上,他联系到一家中国的医院,接洽了两周就完成了行程安排——从机票到住宿,“我们抵达时有统筹人员接待,他带我们住进医院附近的旅馆,他说‘这里有电话’,‘如果接到电话,就表示有合适的捐赠者’,他要我们不要离开医院太远。”

两周上海游之后,他等来了自己的手术。手术很顺利,他自述对别的一无所知。待艾瑞克返回旧金山的时候,却蓦然发现自己成了老家报纸的头条。原来他上海行的消息被捅了出去,他成了充满争议的“旅游移植”的一员。

2007年前,全国可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一度超过600家,连广东的一个镇医院都敢做肝移植。国外等待移植的富人纷纷嗅到了生机涌往我国。如一个美国人去中东做手术,需交35万美金,平均等待500天,而来中国的费用却在20万美金以内,等待时间不超过一周。当时天津某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住院部俨然变成了国际俱乐部,沙特、以色列、韩国⋯⋯比例超过一半。

2007年起中国原则上禁止向外国人移植脏器,但“旅游移植”仍处于灰色地带。2009年,日本共同社自爆家丑,报道一家日本机构安排了至少17名日本病人组团来中国,在广州一家医院接受了肾脏、肝脏移植手术。为了不让事情暴露,还有日本患者应中国医院方面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每例的团费约合七十万元人民币,里面手术、交通和住宿费用一揽子全包。手术完后,他们还向每个主刀医生支付了约合人民币15万元的“感谢费”。

“旅游移植”其本质上是地下器官交易的体现一种。这条链条依附于中介人之间的网络,由年轻的器官出售者、医院承包商、逐利的医护人员和有需求的境外人士组成。而将其前期接洽方式、终端接受者稍稍改换,就接近了庞大的内陆地下器官交易链模式。

庞大的地下黑市

 2007年最高法执行死刑复核后,死刑犯器官减少三分之二。国内病人自愿逝世后捐献的数量在2003年的时候仍为零。2011年,因为肺脏短缺,全北京没有进行一例肺移植手术。器官供应奇缺,捐献率极低的现状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稍微有一些起色,但仍极大落后于现实的需求。

一般来说,器官质量分为三等:一等是活体器官,二等是死刑犯器官,捐献器官最次。地下器官交易,一般都是活体移植。有医疗专家认为,“死刑犯器官是器官移植界的毒品,而活体器官则是冰毒,一旦上了瘾,难以戒除。”

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监管的松懈,使得随便打一个办证电话,伪造一下证件,陌生人就眨眼变为亲属。

地下器官交易一度十分猖獗,“网上招募——封闭管理——寻找受体——体检配型——非法移植”成为基本模式。在网上随意搜索“卖肾”“器官”“移植”等信息,很容易发现许多相关QQ号、群组或手机等联系方式,而这便是器官出售者、需求者与黑中介接洽的基本平台。

2010年11月,浙江农民吕卿为了还掉两万元赌债决定卖肾。他照着网上搜来的信息拨打电话,很快与中介“王哥”接上了头,谈好卖掉得钱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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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尿毒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钱去登记换肾,甚至不能正常透析。2009年,10名
尿毒症患者因负担不起高昂透析费,在北京通州区自建透析室被取缔事件轰动
全国。(图 CFP)

器官交易中介大体可分三种。一类能独立组织移植手术,二类是专门养供体管理供体的,三类是帮助二类联系找供体、受体。吕卿遇到的就是第二类。

来到湖南长沙后,中介“王哥”将其带到卖肾者的宿舍集中管理——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套间中,不得随意外出。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中介会将售卖者带去医院做各项体检,再把配型数据等发布网上,与寻找配型的买家或中介接洽。

这一过程本身也会存在种种诈骗风险。陕西一名男子陈某跑去北京卖肾,结果被人以收取体检费为名义骗了5000多元,回到家中,他也模仿此骗局申请了9个QQ号钓人上钩,以化名与来者接触,套取钱财然后逃之夭夭。

吕卿的手术是在数据发布的第三天做的。他被蒙上眼睛带到长沙的一处社区医院,在核对了资料之后,便在简陋的手术室中躺了下来,接受了麻醉。当醒来时,发现已空无一人,而自己左腹部留下一条十几厘米长的弧形伤口,三万块钱两天后才汇入了他的账户。

身为一名卖肾者,吕卿也从中悟到了门道和利润空间。还完债后,他又陷入困境当中,便也如法炮制,找到了当初卖肾时同住在一起的“肾友”。他在网上一边和发布卖肾意愿者联系,用“手术后3天即可下床,10天可蹦跳”这样的谎言督促对方下定决心,把对方拉到杭州来,一边到杭州各大医院透析室转悠,当发现有换肾需求的患者或家属,就立即上前搭讪,并不时在医院的角落张贴小广告。

如此咬定两头,并配型吻合之后,吕卿还要寻找一位医生。他花钱求助于之前的“王哥”,最终请来了一个来自云南的医生,飞到杭州进行手术。如此下来,线上线下,逐渐驾轻就熟。要不是被一位装扮成卖肾者的调查者卧底后报了警,想必他的器官发财梦还会这么继续做下去。

即便供体和受体异地也难不倒犯罪团伙。据报道,江西南昌掀开的一条黑市交易链,专门进行异地空运移植。短短五个月他们就圈养了供体40人,而过机场安检时,每次都谎称冷冰箱中装的是海鲜,竟然全都顺利过关。

 而震惊全国的北京颐和山庄“卖肾基地”案,则是地下器官黑市链条的极端个案之一。其共交易51颗活体肾脏、8颗死囚肾脏,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组织者、中介、掮客、医护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环环相扣,共同编织入全国联系的大网之中。

他们的手术实施场所不再是隐秘的小诊所或社区医院,而是北京一家具备肾脏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主刀者是该院的泌尿科主任;团伙组织者郑伟甚至对外宣称是医院工作人员,以医院名义招聘护士和杂工,而手下所有流通的器官,都经过精心的程序与文件伪造,载入器官移植手术的正式记录。与该案线索相印证,28个器官黑中介团伙被先后打掉,而其中类似的窝点就有13处。

器官的地下交易链被一再掘出,但剩下的也会转入更加地下和隐蔽的状态。它们的顽固存在,都离不开中国器官移植的巨大刚需。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多方面管控以外,提升公众器官捐献意愿成为迫在眉睫的举措。而氛围的培养,最终离不开对于中国器官捐献体系的信任——是否它能保证一份饱含生命力的爱意,能够真正及时、准确、无私地传递到真正需要者的身体?

这份命题作文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答完。但有数字显示,今年1月初至3月初,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字已经比2014年同期增加了1倍。也许正如日拱一卒的推动者黄洁夫所判断的那样,“这证明公民的捐献是阳光的、透明的,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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