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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赠法 一场医学与伦理的拉锯战

2015年07月30日 来源:《三月风》

摘要:归根结底,全世界器官移植法的完善和发展,都是一场场医学与伦理的拉锯战,核心是人类对肉体和精神、自己和他人、个体与集体的认知和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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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患有严重囊肿性纤维化的小女孩莎拉·默纳罕
成功接受成人肺器官移植手术后康复出院。作为排序靠后的儿童患者,她这次移
植来之不易。(图 IC)

文 _本刊记者 刘一恒

年龄越小越优先?

2012年3月24日,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时年71岁的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完成了心脏移植。为了这颗心脏,切尼在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OS)的系统中排队等待了20个月。

这件事引发了道德争议,因为有更多比他年轻、可能更需要器官移植的病患都苦等而不得心脏。对此,医疗单位否认切尼有特殊待遇。据悉,美国现行法律规定,需要器官移植的病患,除了在名单上等候的时间以外,医疗的迫切性以及病患居住地点,都有可能影响获赠机率,而病患的年纪并不在考虑之列。

2009年日本的《脏器移植法》修正案,取消了之前法律禁止15岁以下的人接受或捐献器官的规定,为患病儿童接受器官移植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在病情与地域都相同的情况下,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会遵循年龄优先的原则,即儿童比成年人更享有器官移植的优先权。

有钱人更有机会?

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OS)将美国划分为十一个地理区域,每个区域包含的州病人数量和器官捐献数量都不等。因为各州的器官捐献者资料库不联网,且病人可以在医院多次登记,于是,很多迫切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开始在不同的州、不同的医院登记排队。

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曾在2009年3月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一开始他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医院进行了登记,但排队的人太多,手术遥遥无期。他的医生为此研究了器官分配政策,建议他在排队比较快的几个州和医院做了登记。最终,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一家医院为乔布斯提供了合适的肝脏。

田纳西州商业日报转述一份调研报告称,有钱人获得器官移植的几率可高出74%,除了支付跨州移植产生的交通费用,他们还要为临时住宿买单,这还不包括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路费、住宿费及工资损失。细细算来,这笔花费将高达50万美元。

从世界范围来说,因为各地器官移植资源的不同,产生了一种名为“器官移植旅游”的现象,就是指等待器官时间较长的国家公民,前往器官等待时间相对较短、手术费用相对较低的国家接受器官移植。这种与支付能力较弱的国家病人争夺器官资源的行为,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伦理准则和国际惯例。

大约在2000年左右,因为中国器官移植规模的快速发展,且器官供应量大、手术费用相对较低,迅速吸引了韩国、中东一些国家、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地的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2007年7月,卫生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行做法,要求各医院停止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在中国公民的移植需求尚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应将器官移植给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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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驾校、医院、租车公司等到处都有器官移植的宣传册,宣传册后面附有
一张空白的捐献声明,填好了带在身边即可,无须注册。

默认捐?还是默认不捐?

对于生前并未对器官捐献问题表态的人,死后是默认他/她捐献还是不捐献器官呢?这一点世界各国法律各不相同,但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让民众自由选择同意(称为Opt-in law),中国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均采用这种原则,也就是默认不捐,生前表态捐献才捐;另外一类是规定公民死亡后,身上的器官依法可以成为器官移植的来源,除非该公民于生前签立拒绝器官捐献书(称为Opt-out law),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瑞典、新加坡等国。

但在这个默认捐献或者不捐献问题的具体操作上,各国也有不同。在中国,如果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日本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类似。

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在“默认捐献”制度基础上,执行“柔性”捐献原则,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对是否捐献器官有最终发言权,即使死者生前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捐献的声明,其亲属仍有权拒绝有关机构取走死者器官。

采取“默认捐献”制度的国家,器官捐献率远高出采取“默认不捐”制度的国家,西班牙是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于1999年拍摄了一部现实主义的女性作品《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就讲述了一位在器官捐献中心做护士的中年女性曼埃拉的故事。

“脑死亡”中的伦理

“脑死亡”概念首先产生于法国。这个概念在全世界各国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中有重要意义。从1966年开始法国即确定了“脑死亡”为死亡标志。脑死亡的定义是“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和永久的丧失”,只要认定了脑死亡,就可以进行器官摘除。

主流观点认为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病人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但是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在现有医疗水平下,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最终发展为心脏死亡。因此,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显得更为科学标准更可靠。

但是也有不少反对者,反对者认为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在器官摘取过程中捐献者的感觉,或者是否有感觉。

归根结底,全世界器官移植法的完善和发展,都是一场场医学与伦理的拉锯战,核心是人类对肉体和精神、自己和他人、个体与集体的认知和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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