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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科技应用小史

2014年09月03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

文_ 曲 辉

编者按:无论残疾与否,基本的生理机能都本应是人权的一部分。借助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密切关怀,残疾与健全之间曾经的鸿沟势必渐渐被填平、弥合。

 
各种科技应用于残疾人,其本质上是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维护,也是社会公义与价值的体现。

 

科技与工艺应用于残疾人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

在开罗埃及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内各存放着一件古埃及时代的人工脚趾,它们足足把假肢科技的历史前移到了公元前950~710年期间。科学家们严谨地参照原件制作了复制品,召集了数名失去同样部位脚趾的志愿者进行了穿戴测试:每位志愿者走过一条10米长的人行道,步态被10架摄像机摄制下来,脚步的压力值则被电子地垫精确记录。结果令人惊讶地显示,这两件工艺精湛的人工脚趾弯曲度十分理想,压力值也控制在较低范围,“穿戴舒适,且不会导致任何组织损伤”。

中世纪欧洲战争频繁,出现了为骑士制造的精密金属假肢。16世纪法国外科医师巴雷成功地将一个人造关节置于假肢手中,因而被称为“假肢手之父”。

19世纪美国内战留下了约30000例截肢军人,政府拨款推动了橡胶假手的成功研制,相比金属和木头,橡胶弹性好,手指可弯曲,且材质接近人体。二战大批伤残军人的存在,推动假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在1974年,维纳提出了肌电假肢可行性后,假肢的发展从此全面提速。

 
1868年,美国聋校部分老师制造了这种扩音喇叭。

 
1896年,为聋人设计的助听管可贴合地佩戴在耳朵上。

在矫形器方面,公元前4世纪,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便开始借助自己制作的各种支具和夹板来治疗骨折、脱臼和先天畸形;公元前2世纪,希腊著名医师盖仑记载了希波克拉底教学的脊柱矫形器,还对治疗脊柱畸形提出了训练计划。

科技在视障者身上也得到很好的应用。13世纪时意大利的修道士利用石英材料精心制作了第一个半成形的立式放大镜。至今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威尼斯穆拉诺的玻璃工厂,在当时已经开始生产硕大的阅读助视器。200年后,第一副现代眼镜的镜框被制造出来,当时,这还只是土豪的象征。直到20世纪初,框架眼镜才变成现在的外观和解剖学上的完美设计,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助视器。如今的电子助视器摄像后经数码处理放大,在固定或移动屏幕上显像,放大倍数可达几十倍,使得中重度低视力患者都有了重新阅读的可能。

 
20世纪20年代,现代助听器诞生,需要挂着长长的线,佩戴后生活并不方便。

 
4.20世纪60年代,美国聋人发明打字电话,聋人打字传送到中间电话者翻译为声音,健全人打电话传送到中间电话者迅速打字。聋人双方可以直接打字电话。

在盲用科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盲杖是在二战后才出现的。当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胡弗总结了一整套训练盲人行走的技术方案,并发明了手柄处有弯勾的盲杖,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盲杖称之为“胡弗盲杖”。他的训练方案一直延续至今。后来,盲杖的材料已向玻璃钢、碳纤维、石墨合金等发展,式样可折叠伸缩,杖头也多种多样。结合微型雷达、盲用指南针、GPS定位等现代技术,可极大补偿导盲功能。

与视力补偿一样,听觉的补偿和重建努力也在不断进步中。人类最早、最实用的“助听器”可能是自己的手掌。受此启发,人们先后发明了螺号一样的“耳喇叭”,帽子和瓶子形状的“听帽”、“听瓶”,像扇子和动物翅膀一样的“耳扇翼”,以及长长的类似听诊器的“讲话管”。

1878年,发明了电话的美国科学家贝尔也发明了第一台炭精式助听器。1920年,真空管助听器出现后,助听器体积变小,实现了主机和电池的分离。1943年,集成式助听器的电源、传声器和放大器被装进一个小盒子内,成为了现代盒式助听器的雏形。随着体积越来越小,耳内式助听器、完全耳道式助听器相继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患者心理和美观上的需要。近三十年来出现的可编程助听器和数码助听器,则可自由调节聆听模式,以达到需要的听觉感受。

 
20世纪60年代同时诞生了电视电话,但是没有打字电话那么普及。
 
1984年,美国食物药品管理署承认接受人工内植耳蜗,同意医院给大批聋人做这项手术。

 
2007年,大多数美国聋人家里都装上了录像电话,可以打手语,比打字电话更快了。

而人工耳蜗的研制试验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的意大利,科学家伏特创先运用电流刺激听神经系统。1957年,法国科学家首次将电极植入一位全聋病人的耳蜗内,使该病人感知环境声获得音感。第一代被商品化的单通道人工耳蜗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而多通道耳蜗装置的发明地则在澳大利亚。目前全世界有十几万聋人使用了人工耳蜗,其中半数以上是儿童。

在中国古代,残疾人的不同功能需求同样得到了多方面的有力回应:考古学者在一处约公元前1600年石棺的刻画上,发现有轮椅的图案。而目前为世界所公认的轮椅最早纪录,则是南北朝时期一处石棺上的人乘轮椅雕刻。相比之下,欧洲比较接近当代形态的轮椅记录在中世纪才出现。

针对失去眼球者的义眼手术,则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如元代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所载,南宋时“杭州张存,幼患一目,时称张瞎子,忽遇巧匠,为之安一磁眼障蔽于上,人皆不能辨其伪”,可见当时的义眼制作技艺已可乱真。

此外,其他外科整形手术也十分发达。以唇裂修补术为例,东晋时荆州刺史殷仲堪手下有个医生,专门擅长给人做这类手术,每次术后都嘱咐病人暂时只能吃稀饭,注意少说话;唐代的方干因为唇裂修补术做得特别好,人们都称他“补唇先生”。清代顾世澄在《疡医大全》中记载:“整修缺唇,先将麻药涂缺唇上,以一锋刀刺唇缺处皮,即以绣花针穿丝线订住二边皮,然后擦上调血之药,三五日内不可哭泣与大笑,又怕感冒打噱,每日只吃稀粥,肌肉生满,去其丝线,即合一唇矣。”足见当时整形技术之水平,以至于康熙二十七年间,琉球国曾专门派人到福州向名医黄金发学习该医术,回国后服务其皇室人员。

时至今日,基于人体工学、生物技术、神经传导、计算机技术等高科技基础,残疾人科技也从单纯的功能代偿目的向功能发展领域转化,甚至可使残疾人变为“超人”。如“刀锋战士”因运动假肢的优良性能一度饱受争议,被认为如果参加健全人的比赛则属于利用科技的“不正当竞争”。

加拿大电影人罗布·斯彭斯年少时在祖父农场遭遇枪击事故,于2006年接受了右眼球摘除手术,装上了义眼,四年后他请科学家将自己的义眼升级,在里面植入了微型摄像机。这只义眼可以像电影《终结者》中的机器人一样发出红色光束,更厉害的是,它运用了无线传输技术,可以将斯彭斯的所见即时传送至电脑,储存和剪辑自己的“直播人生”,这种极为隐蔽的摄像机式义眼甚至引起了部分人们对于隐私泄露的恐慌。

大脑植入芯片以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也取得显著进展。如今年的全美拼字比赛冠军被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八岁女孩苏西夺走,而苏西在四岁时就患上了癫痫症,存在严重的关注力障碍和行为问题。她后来接受了一项试验性治疗方法:植入一个中枢神经装置,以防止癫痫发作,帮助苏西提高注意力。结果,苏西的父母和老师很快发现,这个装置阴差阳错地让她成为了记忆力方面的神童。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Hugh Herr,在1982年时曾因一次登山事故被严重冻伤而双腿截肢。康复后他开始着手自己设计特殊假肢,以使自己重返攀登岩石冰川的征程。“我很快意识到,我身体中的人造部分具有可塑性,如同一块白板,可被延伸塑造成超越生物性能的结构。我可以调节我的身高,既能变成五寸钉,也能变成六尺高;狭长楔形的人工脚板,令我攀登陡峭岩石裂纹时游刃有余;带尖刺的脚,允许我攀登垂直冰墙时,不会出现双腿肌肉疲劳。”

功能补偿的急切感正在减弱,“残疾”的定义与看法也在随之变化。Hugh Herr的想法代表了一种声音,“我并无将自己身体视为残疾。我的逻辑是,只有残疾的科技,没有残疾的人。这个简单但强大的念头,是对行动的召唤——召唤科技的改善,消除我自身的缺陷,最终解决所有人的缺陷。”

正如他所说,无论残疾与否,基本的生理机能都本应是人权的一部分——“不在极度沮丧中度过余生的权利,视障时看见爱人的权利,瘫痪或截肢时步行和跳舞的权利。我们是一个社会,我们可以获得这些人权,只要我们能够相信,人类不是残疾的。”借助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密切关怀,残疾与健全之间曾经的鸿沟势必渐渐被填平、弥合,世界必将呈现出愈加人性化与平等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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