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残疾的眼睛

文_商周

我从事的是一个看书写字的行业，以至于有人会问我鼻梁上为什么没有架上一副眼镜。不戴眼镜的书生虽不常见，但要是我说我有一只眼睛残疾，那可能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的左眼视力只有0.3，如果我不说，大概身边也没人能看出来。就是我自己，也是到10岁那年才偶然发现的。

那时父亲注意到我频繁地眨左眼皮，便怀疑我的眼睛有问题。他让我捂住左眼看东西，没有任何异常。等我再捂住右眼时，眼前呈现出另外一个世界：书上的字看不清楚，父亲的脸也模糊，就是煤油灯的火苗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从那时起，父亲带上我开始了求医之旅。

那是1984年，我还在公社中学读初一。一到周末，父亲便骑着他那辆“长征”牌载重自行车带我去县城人民医院，那里的五官科有个比较有名的眼科医生，姓张。我现在还能记得张医生所开的那几种药：一个是鱼肝油，另一个是复方丹参片，有糖衣味道比较甜；还有一个是肌苷注射液，注射完之后肌肉往往很痛。我对痛有一定的承受力，所以打肌苷不是难事。难的是吃复方丹参片和鱼肝油，因为张医生说吃药需要凉开水，而那时学生是没有开水的。父亲于是给我当时的班主任送去了两瓶粮食酿的白酒，让他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一点开水。

我总是不愿意去班主任那里，吃药便总是不规律。直到一个周末，父亲让我把药盒拿来，检查剩下的数量后发现我没有按时吃药。那次父亲的责骂让我知道家里为我看病付出的艰辛，于是吃药又准时起来，但还是不愿去老师那里要开水，于是练出了吃药丸不用水的本领。

就这样在县人民医院看了有大半年的样子，我的视力却一直未见好转，父亲带我去了县中医院。那里有一个口碑不错的中医，姓朱，听说是祖传的眼科中医。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新的希望。

去了之后第一件事也是检查视力，他会翻开我的眼皮检查一会儿，最后给我开几味中药。因为要每天喝中药，父亲把他那辆自行车给了我，让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十里外的中学回家。那时我个子很小，只能用右腿插入三脚架去踩动踏板，我们把这种骑车方式叫“搞三脚架”。

几个月的中药治疗后，我的视力居然慢慢好转了一些，有一次在朱医生那里测到了0.6。于是我就那样继续喝着中药，继续天天“搞三脚架”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不知为什么，后来我的视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慢慢又回到了0.3的最初水平，而且再也不见起色。我也还记得后来我们去的时候，朱医生有时在那里现场翻看藏在抽屉里的医书的情形，让我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祖传的中医。

父亲又去努力打听其他医生。后来听说邻县县城有一个民间“神医”，医术好得需要熟人引荐才有机会去看病。父亲找到当时在乡中心小学当校长的一个远方表舅，再通过他找到了认识那位神医的熊老师。

在一个星期天，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小学校长还有熊老师一起从乡里出发去邻县。从乡里到邻县县城大约有25公里的路程，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山路，这让父亲骑得吃力得很。校长和熊老师在前面一边骑一边说话，偶尔他们会关心地回过头来问父亲是否要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时父亲会赶忙说“不用不用”，然后便直起身子用力蹬几下追上前去，但过一段路又会落后一些，再用力蹬几下……

尽管路程艰苦，但结果还是让人失望。那个民间“神医”习惯用麝香，这个药方的价格自然是昂贵的，昂贵到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承受不起的程度。再说，这药方对我的眼睛也没有任何效果，所以也就彻底放弃了治疗。

十几年后，我来到了德国求学。感谢那位耐心的德国医生，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弱视，也知道了过去那些四处求医的日子原来都是徒劳。“视力发育在6岁左右就基本上定型了，所以在6岁之前，弱视基本上可以矫正。但之后就越来越难，等到10岁以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世界上大概有1%~4%的人患有弱视，它是个常见病。您不用担心将来另外一只眼睛会受到影响，弱视是不会左右传递的。”他进一步补充说：“您这种情况在我们德国以前也比较常见。所以现在我们都要对儿童检查视力，及时发现并矫正弱视。在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做过视力的检查吧？”

我小的时候的确是没有检查过视力的。在农田和山野，我都能把世界看得清清楚楚；在课堂读书也没有问题，考试还常拿第一。我凭什么去怀疑我的眼睛，又为什么需要去检查我的视力呢？不过幸好，我还有一只可以用的眼睛。

从父亲带我去治疗眼疾那年算起，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时，很难找出我们父子之间温馨的时刻，但父亲带我去求医这件事，尤其是坐在他自行车后面的场景，却总是清晰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我甚至还会想，多亏了这只弱视的眼睛，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那如山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