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陶勇
受伤之初,我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大概两周后,随着意识的逐步恢复,才从家人和照顾我的护士那里得知,自己成了“红人”,但那种感觉很虚渺,直到看见病房门口满地的鲜花和各界的问候祝福信息,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普通的自己真的“火”了。住院养病的那些天,我一遍遍地回忆儿时的经历和从医的初心。治疗时的剧痛常常打断我的思绪,我偶尔很颓废,心情差时也曾想过放弃:“算了!带着这副残损的身躯,也做不成什么大事,不干了。”向上领悟人生的哲理,向下体味社会的苦难,往往两者合一,哲理就在苦难中显现。微博粉丝数量每天都高速增长着,每发一条都有很多人留言、转发。我隐隐地觉得,自己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只要定了目标就认死理,一定要干好。颓废的感觉逐渐消失,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目标涌现出来:我要投身到天下无盲的事业中去。
“天下无盲”,大概是一个眼科医生所能想到的最宏大的理想了。以前的我,限于默默无闻,只能通过学术科研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诊疗能力,被动地在医生岗位上等病人来找我,对他们施以救治;现在的我,因为大众的关注支持,许多媒体、科技合作伙伴、公益机构主动来找我,我发现,通过整合这些资源,我可以做更多想做的事了,未来要走的路清晰了。
从薇薇和小岳岳身上,我看到了病毒性眼病治疗不及时的严重后果,而每年因骨髓移植免疫力低下而感染病毒导致失明的患者就有4000名之多,如果早期得到筛查诊治就可以避免失明,巨细胞病毒远程阅片筛查结合眼内液检测确诊的公益项目因此而诞生。如今,这一项目将在北京一家大医院的血液移植科试验性落地,跑通模式后将在全国推广。
在金盲杖盲人训练营,我看到有生活经验的盲人老师,从“倒一杯热水”开始,手把手地教那些刚刚失明的朋友如何使用电脑和手机、社交软件、化妆、做饭、使用盲杖出行、搭乘公交,最后一天完成60公里的独自出行挑战,最终学会独立,在黑暗中开启“光明的生活”。学员们身份各异,年龄悬殊,但大家对生活都满怀热爱,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学着用盲杖敲打地面,根据回声来判断空间和距离,尽管免不了磕磕碰碰,但他们在新的人生道路上自信而勇敢地走着。
我忘不了,那位在盲文杂志上读到我写的小诗,心怀感动前来参加朗读亭节目的盲人大学生;忘不了,能凭记忆捏出形态逼真颜色鲜艳橡皮泥的广西女孩小薇薇;忘不了,戴上智能增视眼镜后重新回到课堂,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的山西学生小岳岳;忘不了,在得知萎缩的视神经在未来有望实现逆转时,那些盲人患者激动的表情;忘不了,盲校合唱团可爱的孩子们天籁般的歌声和课间的俏皮拌嘴;忘不了,那一根根稍显笨拙的盲杖,在地面敲打的哒哒哒声。这样难忘的场面,都保存在我的脑海,还有很多。每一位心怀梦想的盲人都是黑暗中的一团火,发着微光,燃着希望。这一个个正能量的微循环,在我身边散发着光与热,让我永远充满能量,想去为他们做些什么。比视力更重要的,是爱与希望。
我不是什么英雄,更不是悲天悯人的神佛,我和大家一样,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烦恼,也有孩子不听话时的气急败坏。但我也明白,“陶勇”已不仅仅是我个人,大家的关注和爱,让“他”成为了一个符号。我想用这个“符号”,在眼科医学领域整合更多科技和公益的力量,帮助低视力人群,传递爱与希望。一方面,我们在全国普及眼科精准检测技术,推行精准诊断,治愈更多患者。同时,研发外泌体治疗技术、基因治疗技术乃至脑机接口技术,朝着人工视觉的大方向去努力。我们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眼镜、电子助盲器,已经能让还有残余视力的人实现正常阅读,能帮助盲人隔着很远就感知到眼前障碍物的大小和空间距离,更勇敢地走出家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光·盲计划”的合作公益项目,帮助中途失明的朋友正常生活和社交,自食其力,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赚取一份收入。变“资助”为“自助”,是我们的公益初心。
那件事过去整整一年了。身上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一道道疤痕,它们蜿蜒地匍匐在皮肤上,提醒我那次经历,也给我继续前行的动力。人生的后半场,我失去了上手术台执刀的机会,无法再用“光明之刃”亲手为我的病人治疗,可是大众的关爱给了我另一把能量更强大的“光盲之杖”,我要用残损的手掌握紧它,把爱与温暖传递出去。我从未想过要“红”,如果可以,我情愿不上热搜,但既然已经“红”了,我就想好好使用这么多人给我的“红利”,不忘初心地去做实事、做好事,为了这1700万视障人士。
(作者是因2020年1月20日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的一起暴力伤医事件而受伤的眼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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