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汉语的新伤旧疮

2012年05月15日 来源：《三月风》

百年历史的浮沉之中，汉语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三次大的断裂。每一次断裂，都是汉语被迫远离家园方向的不断出走，它的美丽与生命时刻面临着凋谢之虞。汉语的危机四伏，实为我们的民族文明危机四伏。

 
艺术家徐冰1993年作品《文化动物》，铺满各种书籍的现场，身上印满汉字的母猪被印满英文的公猪“强奸”。

文_本刊记者 曲辉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世纪的山头以外，汉语还没有如此遍体鳞伤过。

那时我们的文明在水一方，搜集诗歌的官员们既遵命记录着贵族们精致拗口的祭辞与颂歌，也不愿漏掉那些阡陌市井小男女的打情骂俏、爱恨离别；那时文人唱和、辞赋满江，白发先生带着黄口小儿们摇头晃脑，秀才们满嘴之乎者也，坊间亦传抄着章回本的侠盗传奇和怪力乱神；那时所有的后人们都将先秦视为自己所用汉语的源头和焰心，并孜孜不倦地复古向它致敬；那时文言白话长久地各归其类、各行其道，似乎汉语的脚步像日晷的阴影一般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但持续不断的血雨腥风在十九世纪以后等待着它。每一次断裂，都是汉语被迫远离家园方向的不断出走，它的美丽与生命时刻面临着凋谢之虞。

1910s

五四喧嚣：割断文言文的脐带

汉语的焦灼来源于近代屈辱。昔日的老大帝国浑身破绽，跪伏于尖船利炮下成了孙子。国粹与传统因而被当成了罪恶的渊薮、挨打的胎记。

一向温吞的胡适，此时大张旗鼓判了古文死刑。1916年夏在美国时，他与朋友泛舟差点翻船，有位朋友事后写了篇文白夹杂的短文，引发了他与另一人的笔战。

胡适的白话诗处女作就此出炉：“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何异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他后来还拿自己写的《应该》一诗开头为例，“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过于自信地反问读者：“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达得出的吗？”可叹他对《锦瑟》、《长干行》等经典的选择性无视——抛弃了古典诗词后，剖腹产下的白话诗彼时尚未形成自己的美学。胡适用来为白话开山的《尝试集》里除了众多打油诗外，文言句子竟也遍地开花，俯拾皆是。

陈独秀则作了火力密集的《文学革命论》，将古文一概“推倒”。他把明清以来的古文大家捆在一处打成了“十八妖魔”，并宣称自己随时愿意拖一门德国火炮，当文言文拆迁队的急先锋。

仅废文言还不过瘾，激进派还希望废除汉字，走拼音文字之路。钱玄同断言汉字为“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鲁迅认为汉字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瞿秋白干脆抨击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用文言翻出了《茶花女》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翻译大家林纾，早在19世纪末就写过通俗的白话童谣了，面对虎狼般的后生们，他只是提倡文白并存，给古文一条活路。谁知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了一出双簧，先化名做了一篇文字吹捧他为精神领袖，转过头来又刺了他一通回马枪，称其“桐城谬种”，继而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群起而剿之，林纾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却仍倔强而忧伤地坚持“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林纾的预见均一一得到印证：新文化斗士们往往陷入分裂和矛盾：一方面旧学渊源滋育出他们的文笔，一方面他们又要强行拒绝传统，制造对抗，斥令并不成熟的白话强行覆盖已纯熟的古汉语。当需要强烈抒情咏怀时就用文言，当化身斗士之时又不得不写些难以传世的白话诗。

幸而新文化的废弃古文之举在民国期间尚未得到强有力的行政支撑，中小学教育界仍得未弃绝传统。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曾提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内战中颠沛南撤的一所联中，从河南一路到达越南境内，被法军关入集中营中等待接收。缺水少电，学生们仍坐下来分页抄写唯一残存下来的一本《古文观止》。这些中原孩子忍受着溽热潮湿与蚊虫叮咬，如饥似渴地沉醉于这些故国古老篇章的吟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人本乡人，岂无乡思？半个世纪之后，残页漂洋过海，回到大陆完璧归赵，其上所附系的几百颗怀乡之心，也终得以彻底从乱世记忆中解脱，得以叶落归根。

1960s

激流中国：革命话语的一家独大

1926年，鲁迅在《旧事重提之三》中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世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种切断传统脐带的语气在如今的中国人看来是如此熟悉，在鲁迅殁后繁衍光大。鲁迅逝世四周年之后，他也得到了类似句式的金身：“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王元化反思五四时说，斗争哲学将差异等同于矛盾，形象地说，就是你死我活，不能共存。革命话语追溯到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以确认自身的合理性，这段时期的激进情绪日后被一再强调：摧毁旧传统的文化革命不仅必需，而且应该在频次与强度上不断升级。革命话语在历次运动中振荡加强，最终以大字报、社论与标语口号等极端方式泛滥，在“文化大革命”中占领了现代汉语的全部高地，引发了全民的嘶吼和内心失语。

在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狂热伴奏、提供夸张数字与语气的同时，汉语本身也迎来了又一轮拔苗助长。1958年的“全民写诗”风潮中，《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一篇短文《读了“孩子的诗”》。文中引了一首孩子写的诗，口气也颇大：“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

无论文化高低，人们摩拳擦掌地按固定句式喷发贫瘠的词汇。喇叭里、油印诗刊、墙上碑上高炉上，百万首诗和千万首诗的地区层出不穷。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30万个“郭兰英”。“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而这些海量作品的水准确实向郭写得手抽筋的白话诗看齐，例如“快！超英赶美情满怀。志坚定，大步朝前迈”这样的“十六字令”和“摘个玉米当火箭”一类的工农类科幻。

在冰火频繁交替的年代，词汇的指向是严格固定的，句式更僵化为有限的类型，有限但被强调的阅读材料一度兼有通行证的效果：“下定决心，我要和她离婚！”“排除万难，俺想再凑合几年。”“为人民服务！您买什么？”“抓革命，促生产！我买两斤黄瓜。”

对汉语传统的维护或另类探索都是危险的。新月派诗人暨文字学家陈梦家，因反对拼音方案而被打成右派，最终在文革中自尽。诗人北岛回忆，1972年他悄悄把自己刚写完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父亲大惊失色，立刻责令其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北岛看到了父亲眼中深深的恐惧。

而即便是后来带头对此恐惧进行了最著名的语言突围，发出“我不相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等金石之声的北岛，也会在不经意间显露自己身上无形的桎梏。阿城回忆说，在美国的两次朋友聚会上，喝醉的北岛总会唱起《东方红》歌舞组诗里的唱段，朗诵“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这些印下深深烙印的语言模式顽固地充当着情感与思想的出口。

作家沈从文无法适应整个汉语环境的转变，五十年代他一度深感枯竭。他曾尝试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并采访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收在水库编的小册子中。几十年后其子整理父亲手稿时留下一句长叹：“他那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

冒死写下著名的《出身论》、呼吁人身平等的遇罗克烈士，所使用的也仍是“语录+社论”的表达模式。

直到1980年的爱情电影《庐山恋》，擦出火花的男女主人公爬上山顶，兴至时喊出的英语表白仍是“我爱你，祖国”。粗鄙、僵化而充满暴力审判色彩的“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将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写入了一代人的思维，大规模擦除了经典文化的痕迹，并影响至今。

1980s

全球化楚歌：网络、商业与反叛乱炖

如果理解了前两个阶段的汉语困境，便可容易认识到，一个民族的语境长久淤塞之后向世界打开，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泥沙俱下。

随着封闭、僵化、板结的社会松动，两鬓斑斑、千篇一律的伤痕文学肤浅喷涌之后，中青年的作家们开始重新摸索找回他们创作的青春期。“朦胧诗”的命名，取代了“古怪诗”的叫法，最早出自《诗刊》1980年第8期上的一篇诗评：“‘连秋天的鸽哨都是成熟的’，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种朦胧令人气闷”。这次诗歌的热潮同1958年相比，有了过于丰富和不着调的写作规则。

同时，大量驳杂的西式语法、名词和结构，甚至原词，夹在浓重的翻译腔中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的诺曼底登陆。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版的译文便出现了“存有论”、“元力主义”、“在者性”等生造词汇。有人调侃说，马原、刘索拉这些当年消化了几本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将里面的技巧活学活用写了个中国故事的作家，都成了日后先锋小说的大腕。若是放在民国年前，便很可能是瞿秋白批判过的“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半文不白的新文言”。

“哥们儿就喜欢俗的！”——顽主王朔运用他润滑的北京方言书写，对于权威和神像不屑地嬉皮笑脸，拔下汗毛变出成千上万枚痞子公仔，从电视上和书页间潜入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寻常百姓家。在调戏伪君子、卫道士的时候，捎带灭了其他略显精致的小清新和风雅。

无论是朦胧诗、翻译腔还是痞子文学，一方面必然表征着对外来文化、对自由的消化不良，一方面也是不同立场的精英对于原有话语模式的反叛和解构的结果。矫枉是正确的，只可惜“过正”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解构进入二十一世纪，搭上了网络高铁。当IBM的研究员灵机一动在BBS上留下了个“：）”，人们便迅速学会并研发出更多更古怪的符号来制造表情。人们还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造词造字，篡改词义，享受仓颉当年“天雨粟，鬼夜哭”的快感。

“囧”不再是光线充足，“菊花”也不再是适合挂在嘴边的绿植，鼠标一代坐在屏幕前，已开始“吐槽”嘲笑春晚气喘吁吁追赶这些语词的笨拙速度，而这些“笑点”却成了新代沟和新暗号，一切朝向饮食男女与情感释放，一切自产自销而在生活中，他可能是个公务员，继续撰写套路纯熟、空无一物的公文；他也可能是个外企白领，张嘴闭嘴“目前我们没法confirm手上的resource能完全take得了”；他还可能是个自己汉语就不过关的教书先生——主编过《英汉大词典》的陆谷孙曾接到过一部语言学著作请求指导。扉页上恭敬写道：陆谷孙教授扶正。陆不由哭笑不得，“扶正”是指旧时正房死了把小老婆升为“正房”，而不识“斧正”这种常用语的竟是一个博导。

如今最具游戏精神的王朔也已拾起了《金刚经》，不知一百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割断与传统的脐带之时，心里有无对一个白字、白痴、白目时代的恐惧和戒备。我们吃各种外来的激素。我们的语言新旧驳杂，相互化合，它们济济一堂，像奥斯卡颁奖礼一样各有各的奖项，只有传统仍在缺席。三次大断裂与无数次小折腾，顾头不顾腚、孩子跟洗脚水一块倒的行径，给我们原本美丽的汉语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痕。

唯愿未来有稳定之力，护佑被污辱和被损害得太多的它得以平静延伸，不致大道蒙尘。唯愿能一点一滴修补百年来的缺失链条，上下贯通，让下一代还能触摸到它的抑扬音律与纸上烟云，拿到古老宝藏的密钥。放逐，遁入衰亡，还是回归隔膜已久的家园，决定于这一代人的投票与在场。北岛有诗写道：“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